为什么自一九六三年访问大马后，时隔二十年，直到一九八三年我才再次率领“佛光山新马佛教访问团”二十位比丘，前往新马弘法？

撇开开山建寺不讲，还有一段因缘可述：当年我在编杂志，借着一九六三年访问的机会，大幅报道大马佛教的情形，引起台湾很多寺庙到大马化缘。福海禅院的弘宗法师就跟我讲：“台湾都向我化缘，在我抽屉里，就有四十多家的缘簿，真是受不了的压力啊！”

因为这四十本缘簿，让我感到不好意思，心里立定一个主意，将来有一天，可以捐献给新马佛教的时候，我才要去访问，如果我还没有力量布施，我就不去。佛光山开山几十年来，我从来没有向新马化缘过，但我对新马的人帮助佛光山很感谢，因此，我也很大力地支援大马的各项佛教事业。

第二次的大马访问行，我将所有皈依、讲演、信众的红包，共十七万多元，悉数捐给马来西亚佛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