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兰雷音寺，是我在一九五三年新春过后，开始前往弘法的道场；一直到了一九六三年，我才在高雄着手兴建寿山寺，在这十年之间，因为我与高雄佛教堂有一些弘法因缘，因此南北往来结缘。

高雄寿山寺（佛光山宗史馆提供，一九六九年）

之所以兴建寿山寺，是由于高雄佛教堂的信众之间起了纷争。当时有一批人离开高雄佛教堂，另觅靠近寿山公园的一块地兴建了寿山寺，并且要我前去住持。起初，我并不想驻锡道场，因为我的理念只想弘法，从事文教事业，为此，我还捐了二万元给他们作购地基金，成为发起建寺者之一。

想不到寿山寺建起来后，信徒口口声声都说这是为我而建，非得要我前去不可。但我实在不愿意主管寺院，就像我在宜兰弘法至今近六十年，没有担任过宜兰雷音寺住持一样，后来是不得已才做了宜兰念佛会的会长。

为了不拂逆信徒的好意，我请了美浓朝元寺慧定、善定法师前去寿山寺担任当家。他们两位是我在新竹青草湖“台湾佛教讲习会”教书时的学生，后来前往日本留学；但是他们有自己的寺庙，经常要忙碌，无暇兼顾，也就很少到寿山寺来。我自己也由于来来去去，感到交通相当不便，而很少南下高雄，一直到一九六四年，我要筹办佛教学院了，才真正为寿山寺展开佛教的弘扬。

于寿山寺落成典礼中致辞（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寿山寺虽然是初成立的一间小庙，但是因为办有佛学院，就有因缘承担一九七五年在台湾召开的第一届“世界华僧大会”贵宾参访高雄的接待工作。当时，本省人、外省人还是有所差距，“中国佛教会”的权力集中，但是，现在临到要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华僧，他们就叫我负责接待。

我是不主张送往迎来的，但到了这个时候，要怎么接待呢？想到这是一件大事，一定会引起社会的轰动，尤其人到了高雄火车站，必定要造成盛况。因此，我有了“一不做、二不休”的决心。

其时，正值十月十日，政府为了庆祝“双十节”，街上到处贴有红色标语，刚好给了我一个灵感。

于是，我前去市政府拜访市长，说：“‘双十节’过去了，现在世界华僧到高雄来，可不可以把牌楼借给我，我找人油漆，写上‘欢迎世界华僧到高雄’，不用花政府的钱，还替高雄做个面子。”市长听到不用花钱，马上回答：“可以，可以。”之后，我只花了二千块钱，找油漆匠把字改一改，就成了欢迎华僧大会的招牌了。

另外，我用油印的方式在宣传单上提供了几个欢迎的办法：

一、每个寺庙派五十个人到火车站列队迎接；

二、每人手上拿一支小教旗；

三、每间寺院在红色旗帜上写下自己寺院的宝号；

四、当天信众穿什么衣服，可以自行决定。

我一家一家地拜访寺庙，最初大家都冷冷淡淡的，不大愿意响应。不得办法，我只有听天由命。哪里知道活动当天，来了数万人，全部集中在高雄火车站前；各处的乐队，也都想各自表现一番。我真是吓了一大跳，声势之浩大，可谓盛况空前。世界华僧抵达高雄，看到这么大的欢迎标志、这么多的欢迎队伍、这么拥挤的人潮，一个个受宠若惊。我实不知竟然会如此轰动。

世界华僧们从高雄火车站绕行到凤山市，之后再回到高雄，走了几个钟点，除了各寺院热烈欢迎以外，民众夹道争相目睹，场面热闹不已，大家走得也很高兴。可是，当队伍走回高雄市区时，不敢走到中间的大马路上，只是顺着路旁的人行道走。眼看庞大的队伍实在不能这样挤在人行道上，我便自告奋勇高喊一声：“跟我走！”

我随即拿起教旗在前头阔步领队，把大家引导到马路中间行走，只见一路上所有红灯都变成绿灯，整个队伍如入无人之地，浩浩****地通过街衢大道，震动了整个高雄市。最后就留下了华僧们搭着红祖衣，我穿着长衫领队，走在大马路前面的历史画面。

接待世界华僧以后，寿山寺在大高雄一举成名，大家有了信心。第二年，我举办佛诞节花车游行，几百部的车子共同参与，写下“高雄有花车游行，台北有‘双十’游行”的创举。尤其南部的佛诞花车游行是属于民间的活动，这种场面要再重现，恐怕是不容易了。

现在回想起来，宜兰念佛会助长了寿山寺的发展，寿山寺的发展助长了佛光山的开山建寺，用一句流传的话说，宜兰真是“福如东海”，寿山真是“寿比南山”，在我看，因为“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所以现在才能够“佛光普照，法水长流”了。

因为寿山寺到佛光山的因缘，接着，大高雄左近的别分院，如普贤寺、南屏别院、旗山禅净中心、凤山讲堂、小港讲堂、右昌宝华寺、冈山禅净中心、屏东讲堂等等，也都如雨后春笋般一一成立，俨然已成为当地的文教活动场所及民众重要的心灵加油站。

过去的佛教，总是提倡念佛、拜佛，未来就可以往生阿弥陀佛的极乐净土；但我倒觉得，不一定要将来才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应该现在当下就可以往生到佛光山来。因此，我在建设佛光山时，心中就有一个理想：以一个人的人生为蓝图，希望把佛光山建设成一个“人间佛国”。

甚至我又想到，过去想要礼拜代表“悲、智、愿、行”大乘佛教精神的观世音菩萨、文殊菩萨、地藏菩萨、普贤菩萨这四大菩萨，都要分别前往浙江普陀山、山西五台山、安徽九华山、四川峨嵋山等地。因此，我就把中国四大名山综合起来，建在佛光山里，让佛光山成为一个实践菩萨道的大乘佛国净土。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在这块荒瘠的麻竹园土地上建立佛光山？你凭着什么理念开创佛光山？”事实上，在筹建开山的时候，我就常常告诉来山的信众，我是本着四个理念而建：一是以退为进；二是以众为我；三是以无为有；四是以空为乐。这也可以说是佛光山的人生观了。

甚至于兴建完成后，我更立下佛光山的四大宗旨：“以文化弘扬佛法，以教育培养人才，以慈善福利社会，以共修净化人心。”其中，共修，不单只是指法会的修持，凡集会、法会、讲座、组织等等，都是共修的内容。唯有大家常常以法聚会，身心才会慢慢得到净化。就好像基督教讲洗礼一样，把污秽罪业洗净，可以去除无明烦恼，心灵可以扩大升华。所以，“共修”就是净化身心的意思。

本山首次召开信徒会员大会，二千余人参加，首创佛教界信徒教育、讲习制度（一九七四年九月七日）

我的信念是，佛光人在为信徒服务时，要抱持着“光荣归于佛陀，成就归于大众，利益归于常住，功德归于信徒”的精神。所谓“光荣归于佛陀”，指的是虽然佛光山大众人多共事，但个人不可争功、不可执着，一切重要的人事，要依民主方式选举，将有能者推举出来后，不论年龄、地位，全山大众都要护持。

在佛光山做事，凡事都要随喜随众，没有个人，所有一切的光荣都是集体创作、仗佛光明而得。因此，光荣是佛陀的、是佛教的，不是个人的，在佛光山的僧信四众弟子只是为佛陀效劳，所谓“色身交给常住，性命付予龙天”，把自己奉献给三宝，只为佛教，没有自己。

“成就归于大众”指的是，佛光山创办的许多社会事业，如大学、中学、小学、幼稚园、电台、报纸、杂志社、出版社、书局等，乃至提供大众修行的禅堂、念佛堂、抄经堂，文教之用的美术馆、教室、图书室、会议室等，这些都不是我们个人能做到的，一切的成就都是十方大众共成的。

再者，所谓“利益归于常住”，在佛光山一切都依佛陀建立“六和僧团”的理念而行事。“六和”是指和乐的相处（身和同住）、语言的亲切（口和无诤）、心意的开展（意和同悦）、法制的平等（戒和同遵）、思想的统一（见和同解）、经济的均衡（利和同均）。以时代的发展来看，可以说，佛光山是一个符合社会主义的僧团，可见佛陀当初“六和主义”的思想，比世界上的一切主义还要早、还要进步。所以在佛光山服务，虽没有发财的人，但也没有人为生活忧心，无论衣、食、住、行、生病、旅行等，一切都由常住照顾，真是无忧无虑的佛国乐土。

而“功德归于信徒”，信徒在这里发心、修持、奉献，一切的缘分、功德都应该属于他们所有。记得台湾大学副校长汤明哲教授曾问过我一个问题：“我们在家人每个月拿薪水，每周休二日，还是觉得不够，而佛光山的出家众，既没有拿薪水、又没有放假，大家不停地做事，即使到了晚上，也还在做，这究竟是什么力量？”我回答他：“在家人‘拥有’，有，当然越多越好；出家人‘以无为有’，人到无求品自高。”

为了让佛光山的徒众有所依据，我在初创佛光山时就订定《佛光山组织章程》，并且制定了《怎样做个佛光人》及佛光山十二条门规，让两序弟子能有所依循。今列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