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陵是清文宗爱新觉罗·奕詝即咸丰皇帝的陵寝，位于清东陵的平安峪，占居整个东陵的最西端，陵寝的地宫内安葬着文宗和孝德显皇后萨克达氏。定陵始建于咸丰九年（1859年）四月十三日，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一月初八正式定陵名为“定陵”，同治四年（1865年）八月工程完竣，历时6年。

咸丰帝生前勘定陵址。文宗即位之初，就按照清朝祖宗定制，派出王大臣到东、西两陵为自己相度陵址。于咸丰六年派定郡王载铨、工部右侍郎、军机大臣彭蕴章，以及总管内务府大臣、署刑部侍郎基溥等前往东陵相度万年吉地，并谕令江西巡抚陆应谷来京协同选择。经详尽勘察之后，先后在东陵、西陵两陵区内选吉壤数处。咸丰二年二月初一日，文宗又降谕派定郡王载铨、大学士裕诚、礼部尚书奕湘、总管内务府大臣陆应谷，“各带谙习堪舆之人敬谨覆看，绘图呈览以定福基”。经反复比较，在东陵陵区内初步选出了平安峪、成子峪、辅君山三个地方。咸丰二年九月十五日、十六两日，文宗乘谒陵的机会，亲自对平安峪、成子峪、辅君山三处山势进行阅视。九月十八日，又令陆应谷平心体察，平安峪“真龙真穴，究在何处，务期考核精详，勿涉游移两可之见”。经过几年的反复比较，到咸丰八年，平安峪已被选定为万年吉地，并拟择吉兴工。八月初四、初五两日，看守陵寝贝子载华、公端秀、马兰镇总兵、总管内务府大臣绵森等人，遵旨率内务府司员、绿营将备，赴平安峪吉穴打桩之处，再行详细察看之后，发现距吉穴后山二十五、六丈外，以及距吉穴东、西山各约十三、四丈外之处，露出石彻墙根痕迹，上面覆盖苔藓，因恐怕伤害风水，不敢刨开验看。又发现正中对吉穴的后山一里处山顶，有一条随山石叠月牙泊岸，东西长约10丈，高约5尺。初疑是庙宇遗址，又疑是长城墙基。经过询问守陵旗人，都说这一带后山山顶俗称“高庙子”。详细询问再度查验之后，终于确认，自建陵以后，200多年间，此处并无庙宇。经再次奉旨覆勘之后，咸丰八年八月九日，贝子载华等奏：“遵查平安峪后工，现无庙宇。”得旨，命承修吉地工程王大臣复勘具奏。几经反复，平安峪万年吉地终于在咸丰九年（1859年）四月十三日申时破土动工。文宗陵寝究竟应按何种规制兴建，在清王朝内部曾引起过一场争论，争论源于慕陵规制。

定陵规制的辩论。慕陵为道光皇帝的陵寝，在清西陵之龙泉峪。以“俭约”自许的道光帝，决心以裁撤陵寝规制来标榜自己。他在建宝华峪陵寝时，曾下谕旨：“前制固不可稍涉奢靡，失朕初心，亦不敢过从简陋，有所难言。但恐将来踵事增华，有加无已，是以节经降旨，概以撙节，俾世世子孙仰体此意，有减无增，永守淳朴家风，从此累次递减，相传勿替，实为我皇清万世无疆之福也。”在此谕旨的制约下，迁建的龙泉峪工程规制更为减缩，裁撤了圣德神功碑楼、华表、石像生、方城、明楼、二柱门、三座门等建筑，而陵院内的隆恩殿、东西配殿的规模，也较其它帝陵大大减缩。

咸丰帝继位后，即开始着手筹划自己陵寝的建筑。咸丰二年二月，他派“王大臣等于东西两陵，择吉壤数处”，以备选用。在相中东陵之平安峪后，即于咸丰八年七月下旨，“（吉地选择）为是已久，自应择吉兴工”。在以后的年月，随处可见平安峪工程备料，以待兴工的记载。

咸丰八年八月上旬，贝子载华奉命查勘平安峪附近有无庙宇，准备兴工。

咸丰八年八月下旬，兴京城守尉额图珲，奉命赴东北奉天采办木植。

咸丰八年十二月上旬，军机大臣松龄奉旨采办木植，并备借银两为工程用。

咸丰九年十月下旬，户部奉请吉地需用琉璃瓦料价值情况。

以上材料可见，咸丰帝为修建陵寝紧锣密鼓的布置情况，陵工终于在咸丰九年四月开始了。我们在查阅咸丰朝陵寝修建材料时，并未发现关于规制上的争议。虽然道光帝屡次降旨，“俭约”之风“相传勿替”，陵寝规制应“累次递减”。但可以肯定，咸丰帝在筹划吉地建设时，并不想效仿其父慕陵的规制，他想修建一处体面的陵墓，像皇祖一样，显示大清威风。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定陵沿袭昌陵以前的帝陵规制，悄悄地开始了一系列的测绘、备料等准备工作。

咸丰帝死后，工部右侍郎宋晋画蛇添足地上了一道奏折，凭空引发一场规制上的争议：“慕陵规制朴实俭约，万古可法，现在定陵工程可否仿照办理。”宋晋作为工作侍郎，对陵工有建议之责，他既提出了规制问题，在清政府内部便引起一场争论。

宋晋折子上后，两宫太后立即发至王大臣及各部议定，御史曹登庸为了投机钻营，率先上折驳斥，“陵工规制已成，毋庸率意纷更”。曹文内容正是两宫太后的本意，却遭到斥责，理由是，“内容雷同，先于王大臣覆奏，以为自己见长之地……属不知大体”。

果然，礼亲王世铎即上折驳斥：“宣宗圣德神功，巍然千古，而于陵寝规模，务从俭仆，制作尽善，洵为万世不易之规。该侍郎奏请定陵工程仿照办理，意在绍休法祖，所奏不为无见。惟现在定陵工程大局已定，若勉强仿照慕陵办理，则所备木石工料等项，一切均须变更……陵寝规模本系遵照成宪，而宣宗制作之精心，有超越于寻常成例之外者。该侍郎当皇考卜吉之时，早建斯议，则经营伊始，圣心当自有权衡，今工程大局已定，碑楼、明楼虽尚未建造，而基址已成，石像等件早经制造，若另行办理，势必渐就之规模为从新之创造……”

这道奏文提出三点理由，驳斥宋晋。其一，定陵规制已定，工料已备，若改变，则属浪费伤财。其二，宣宗慕陵是特殊情况下的一种特例，不可盲目模仿。其三，此规制是咸丰帝在世时亲自制定，如果咸丰筹划建陵时，宋晋提出此建议，还可以考虑，现已无法变更。两宫太后采纳了世铎的建议，规制之争遂作罢论。

那么，定陵规制是怎样的？我们从慕陵与定陵地宫结构的对比中，能清楚地看出规模的大小。慕陵地宫“屡改旧制，地宫内部仅及5券2门（隧道券、罩门券、头道石门、门洞券、金券石门、金券与金券闪当）”这样看来，慕陵地宫的结构与慈禧地宫结构、尺寸基本一样，属皇后陵规制，而咸丰定陵地宫则为9券4门，自南而北顺次为隧道券、闪当券、罩门券、头道石门、门洞券、明堂券、石门、门洞券、穿堂券、石门、门洞券、石门、金券。

考《昌瑞山万年统志》：定陵规制自宝城至五孔桥均仿照裕陵修建。实际上，定陵既保留了前代祖陵的传统规制，也吸收了慕陵的部分做法，定陵仍然不建大碑楼、二柱门，地宫金券券石上用城砖砌成蓑衣顶，蓑衣顶上夯筑三合土，堆成宝顶，这样既节省又坚固。此外，定陵由于地势陡峻，在建筑中也有所改进，“自定陵始，方城前改制为二层叠落月台，月台并两侧施望柱雕栏。”

定陵建筑，熔前代规制于一炉，即遵守祖宗成宪，又部分采纳慕陵做法，再加上自己的创新，形成独特建筑布局，为咸丰以后各帝开创了新的陵寝修建规制。

可怜定陵用旧料。定陵的建筑，贯串在一条长达3658.55米长的神路上。神路南端与孝陵神路相接，沿途建有五孔桥1座、一孔涵洞1座。在内务府人住处定大圈村西南，神路向北拐弯处堆筑有人工案山1座（现已被挖平）。往北则有五孔神路桥1座，柱头、栏板与孝陵五孔桥同，桥洞石券脸上则增加了吸水兽。桥东西各有一座豆渣石料的五孔平桥。五孔桥以北，依次建有石望柱1对，石像生5对，分别为狮、象、马、武将、文臣。牌楼门1座，结构与景陵、裕陵同。下马牌1对。神道碑亭1座，内建水盘，水盘上为赑屃驮石碑，碑身正面刻有满蒙汉3种文字，汉字为：“文宗协天翊运执中垂谟懋德振武圣孝渊恭宽仁端敏显皇帝之陵”，梁枋饰旋子彩画。碑亭北建三路三孔桥，规制与裕陵桥同。三路桥破损严重，1989年，对三路桥及东西平桥进行了全面整修。桥北的东西朝房、班房的规制和用途，均与孝陵同。

定陵五孔桥北，宫门以外的8组建筑物，结构十分紧凑，整齐有序地排列在长仅322米的空间上。它克服了孝陵、裕陵空间布局过于疏阔的缺点，使人们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对定陵建筑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隆恩门以内的建筑，大多遵从祖制，设隆恩门、燎炉、配殿、隆恩殿、陵寝门、石祭台和方城、明楼、宝顶、宝城，周围环绕红墙。但定陵也部分效仿慕陵的做法，隆恩殿东、西、北三面不设栏板、栏柱，改变了以前各帝后陵栏板全围绕隆恩殿的办法，陵寝门内不建二柱门，都是仿照慕陵。定陵也并非完全照抄照搬祖制，而是也有自己的创新。它的陵寝门两侧的卡子墙下身，全部用青白石料垒砌，使得墙体更为坚固耐久，这也是咸丰以前各陵所不曾有的。同时，定陵依据自己地势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在陡直的方城礓石察的半腰设置了缓步台，并在其东西两侧设栏杆、栏板，增加了人们在上下礓石察时的安全感。

其地宫宝顶也改变了传统的做法。以前各帝陵金券券顶，石券上覆琉璃瓦，再用三合土夯实。而定陵则在金券石券上，用糙新样城砖灰砌灌浆，垒成庑殿蓑衣顶，然后用三合土夯成长圆形宝顶。

与其他帝陵一样，定陵的神道碑亭东也建有神厨库一座，其功用、规制与孝陵同。

咸丰在世时，曾多次下旨，派臣四出采办木植、石料、琉璃等料，以备建陵，但由于清王朝内忧外患不断，入不敷出，日趋拮据，国家财政十分紧张的经济状况，制约了陵工的资金来源。为了节约开支，定陵在用料上有所迁就，很大程度上沿用了道光墓宝华峪旧料，这就使定陵虽在规制上保持了表面上的气势，而实质上，在清诸帝陵的对比之下，显得大为逊色。

定陵所用大石窝大件青白石240件中，宝华峪旧料占四分之一；小件青白石折成宽厚各1尺、长一万四千九百三十六丈一尺五分的体积计算，用宝华峪旧料折合量为长三千六百七十六丈三尺二寸四分六厘，占全部小件青白石用料的五分之一。此外，定陵工程所用的新样城砖、旧样城砖和随式城砖中，都有宝华峪的旧砖。这在《定陵工料奏销黄册》中写的一清二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