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0年——1279年）
宋朝上承五代十国、下启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经济与文化教育最繁荣的时代之一。儒学复兴，社会上弥漫尊师重教之风气，科技发展亦突飞猛进，政治也较开明廉洁，终宋一代没有严重的宦官乱政和地方割据，兵变、民乱次数与规模在中国历史上也相对较少。著名史学家陈寅恪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而西方与日本史学界中，认为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文艺复兴与经济革命的也大有人在。
历史关键词
五代十国
唐朝灭亡之后，中国历史再一次进入了大割据时代。在北方广大地区，军阀混战的结果是先后出现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五个较强大的王朝。与此同时，南方各地又陆续并存过九个较小的割据政权，即：吴、南唐、吴越、楚、前蜀、后蜀、南汉、南平及闽等九国；北方河东地区则有北汉势力。史称：“五代十国”。此外，这一时期在边疆地区还有一些并存的政权，主要有：东北有辽（契丹），西北有高昌，西南有吐蕃、大理等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
五代十国，一般认为从公元907年朱温灭唐到960年北宋建立，共五十三年。实际上十国当中有六个在960年之后灭亡，北汉在最后，被灭时已是979年。
五代十国是个大混乱大破坏时期，上有暴君，下有酷吏，大小统治者激烈角逐，兵燹不断，社会经济、文化受到颇大影响。但这时期又是走向统一安定的时期，在后周世宗柴荣时，采取了许多改革措施，发动了北伐战争，为北宋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五代
唐朝末期，藩镇割据势力进一步发展。唐朝灭亡后，在中原一带相继出现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朝代，史称“五代”。五代存在了凡53年，共更换了八姓十四君。
唐末农民起义军叛徒、唐宣武节度使朱全忠（原名朱温），消灭了许多割据势力，初步统一黄河流域以后，于907年废唐哀帝自立，国号梁，定都开封，史称“后梁”。后梁建立后，梁太祖朱全忠与河东军阀、沙陀贵族李克用继续争夺霸权，交战不已，各地藩镇的骄横局面也没有多大改变。912年，朱全忠被其子杀死后，政局更为混乱，终为后唐所灭。后梁统治共17年。
923年，沙陀族人李克用之子李存勖（庄宗）灭梁，改国号为唐，建都洛阳，史称“后唐”。926年发生魏州（河北大名东南）兵变，庄宗毙于流矢，李克用养子李嗣源入洛阳称帝（明宗）。唐明宗改革了庄宗时的一些弊政，在位七年，战事减少，农业屡有丰收，人民获得了短期的喘息。明宗死后，由于最高统治集团内部互相攻杀，不久被后晋所灭。后唐统治14年。
936年，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借契丹兵推翻了后唐，建立了政权，国号晋，迁都开封，史称“后晋”。在五代中，以后晋之国力最弱，为报答契丹借兵灭唐，石敬瑭竟事契丹国主以父礼，自称「儿皇帝」，并割燕云十六州以酬。传至出帝时，因不愿再对契丹称臣，结果被契丹出兵所灭。947年初，辽兵攻入开封，后晋亡。后晋统治十二年。
辽兵攻入开封后，后晋河东节度使刘知远（沙陀人）在晋阳（太原）称帝（高祖），仍用后晋天福年号，争取后晋旧臣归附。当辽兵北退后，他很快进入洛阳和开封，并在开封建都，国号汉，史称“后汉”。后汉高祖做了11个月皇帝就死了，其侄刘承佑（隐帝）继位后，忌杀大臣，天雄节度使郭威被迫起兵反汉，隐帝被杀。后汉仅统治四年就灭亡了。
郭威于951年建国，仍都于开封，史称“后周”。他在位三年而死，养子柴荣继位，是为世宗，其国势在五代中最强。世宗注重发展生产，又整顿军队、南征北伐，希图统一全国，惜未能完成而病逝于军中。其子恭帝即位，年方七岁，由太后临朝。这种孤儿寡妇的局面自不能维持多久，后朝廷大将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灭亡后周而建立宋朝，五代至此终结。
十国
五代时，在南方和河东地区，还先后存在过十个割据政权，史称“十国”。
吴的开创者杨行密，在镇压农民起义和军阀混战中被唐朝提升为淮南节度使。902年，唐昭宗封他为吴王，建都扬州。到杨溥在位时，丞相徐温等立杨溥为天子，国号吴。
但此时，杨氏大权早已旁落。937年，徐温的养子徐知诰废杨溥自立，国号唐，建都金陵，改姓名为李昪，史称“南唐”。到后主李煜时，为北宋所灭。
唐壁州（四川导江）刺史王建，从894年开始，先后兼并西川、东川和汉中之地。后梁建立，他在成都称帝，国号蜀，史称“前蜀”。子王衍继位，以奢侈荒**、刻剥百姓著称。925年，后唐庄宗派兵灭前蜀，用孟知祥（李克用侄女婿）为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
926年，孟知祥入成都，整顿吏治，减少苛税，攻占东川。934年，他在成都称帝，国号蜀，史称“后蜀”。当年孟知祥死，子孟昶继位，又攻取凤州，疆域与前蜀相同。但孟昶和王衍一样，刻剥惨毒，奢侈成性。965年为北宋所灭。
吴越的创建者钱镠，在893年被唐昭宗任命为镇海节度使。不久，因讨越州军阀董昌有功，升任镇海、镇东两军节度使。907年，后梁封他为吴越王，都于杭州，拥有两浙之地。这一地区战争很少，生产发达，经济繁荣。钱氏政权五传至钱俶，于978年降北宋。
唐末，马殷割据湖南。907年，后梁封他为楚王，都于潭州（长沙）。927年，后唐又封其为楚国王。马殷死，诸子争立，政局混乱，951年被南唐攻灭。但南唐灭楚不久，楚将刘言又起兵击败了南唐军，继续据有湖南。以后刘言被其部下杀死，周行逢及其子周保权又先后统治湖南。963年为北宋所灭。
893年，王审知随其兄王潮据福州，897年，继王潮为威武军节度使。909年，后梁封他为闽王，据有泉、汀等地。王审知死后，继位的都是暴君，内乱不休，945年被南唐攻灭。
905年，刘隐为唐静海军节度使。907年，后梁封他为大彭郡王。隐弟刘龑继位后，扩大了势力范围，于917年称帝，国号越，建都广州，次年改国号为汉，史“南汉”。南汉君主都极其奢侈，统治十分残暴，境内阶级矛盾非常尖锐，971年为北宋所灭。
907年，后梁任命高季兴为荆南节度使。924年，后唐庄宗封他为南平王，都于江陵，仅有荆州一地，至唐明宗时才得归、峡二州，是十国中最弱小的一国。963年亡于北宋。
北汉为后汉高祖弟刘崇所建。951年，郭威代汉。刘崇据河东之地，在太原称帝，仍以汉为国号，史称“北汉”。北汉“土瘠民贫，内供军国，外奉契丹，赋繁役重，民不聊生”，社会矛盾十分尖锐。979年亡于北宋。
政治军事赋役制度
宋朝的政治体制大体沿袭唐朝的政治制度。但宰相不再由三省长官担任，而是另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又增设参知政事为副相，通称执政，与宰相合称“宰执”。宋朝的相权大幅萎缩，仅负责行政职能。中书门下与枢密院合称二府，掌文武大权。又设盐铁、户部、度支三司，主管财政大权，号称计省。这样三司、宰执、枢密使三权互相制衡，因此削弱了相权，加强了皇权。宋朝还在御史台之外增设谏院和置谏官，这些都是监察机构，负责弹劾等事宜。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将领夺权。建隆二年三月，宋太祖削去了都点检这个重要的禁军职位。同年七月，宋太祖通过“杯酒释兵权”解除了武官的军权，禁军的领导机构改为殿前司和侍卫司，分别由殿前都指挥使、步军都指挥使和马军都指挥使（三帅）统领。但是，三帅无发兵之权。宋朝在中央设立枢密院来负责军务。枢密院直接对皇帝负责，其他任何官员都不得过问。而枢密院虽能发兵，却不能直接统军，这样就导致了统兵权与调兵权的分离。同时，宋朝经常更换统兵将领，以防止军队中出现个人势力。宋朝的兵力部署可谓“强干弱枝”“守内虚外”。宋朝的军队分为四种，即禁军、厢军、乡兵、藩兵。禁军是中央军，也是宋朝军队的主力。厢军是各州的镇兵，由地方长官控制。乡兵则是按机关抽调的壮丁。藩兵是防守在边境的非汉民族军队。
宋代的农材赋役制度，大致延续唐末的两税法，但增加了丁税。而差役则甚为繁重造成人民负担，因此王安石变法时有免役法的推行。
经济
宋朝的经济繁荣程度可谓前所未有，农业、印刷业、造纸业、丝织业、制瓷业均有重大发展。航海业、造船业成绩突出，海外贸易发达，和南太平洋、中东、非洲、欧洲等地区50多个国家通商。南宋时期对南方的开发，促成江南地区成为经济文化中心。
农业
宋代大兴水利，大面积开荒，又注重农具改进，农业发展迅速。许多新形田地在宋朝出现，例如梯田（在山区出现）、淤田（利用河水冲刷形成的淤泥所利用的田地）、沙田（海边的沙淤地）、架田（在湖上做木排，上面铺泥成地）等。这大幅增加了宋朝的耕地面积。至道二年（996年），全国耕地为三百一十二万五千两百余顷。到天禧五年（1021年）增加到五百廿四万七千五百余顷。各种新的农具在宋朝出现,代替牛耕的踏犁，用于插秧的鞅马。新工具的出现也让农作物产量大幅成长。一般农田每年可亩收一石，江浙地区一年可达到二至三石。北宋时宋真宗从占城引进耐旱、早熟的稻种，分给江淮两浙，就是后来南方的早稻尖米，又叫占城米、黄籼米[1]。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农业发展迅速。一些北方农作物粟、麦、黍、豆来到南方。棉花盛行种植于闽、广地区。茶叶遍及今苏、浙、皖、闽、赣、鄂、湘、川等地。种桑养蚕和麻的地区也在增加。南宋时太湖地区稻米产量居全国之首，尤其以平江府（今苏州）为代表，有“苏湖熟，天下足”（指苏州和湖州）或“苏常熟，天下足”（指苏州和常州）之称。甘蔗种植遍布苏、浙、闽、广、等省[2]，糖已经成广泛使用的食品，出现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制塘术的专著：王灼著《糖霜谱》[3]。
手工业
宋朝哥窑——米色釉贯耳瓶北宋的主要矿产包括金、银、铜、铁、铅、锡、煤等。北宋时期金属矿藏达到两百七十余处，较唐朝增加一百余处。仁宗时期，每年得金一万五千多两、银廿一万九千多两、铜五百多万斤、铁七百廿四万斤，铅九万多斤、锡卅三万斤。
宋朝的丝、麻、毛纺织业都非常发达。西北地方流行毛织业，四川、山西、广西、湖北、湖南、河南等地麻织业非常发达。到了南宋时期，广东雷州半岛地区和广西南部成为棉纺织业的中心。两浙和川蜀地区丝织业最发达。宋朝政府还在丝织业最发达的地区设立织锦院，也就是官办的丝织作坊。而相关的印染业也因此发达起来。
宋朝官窑、民窑遍布全国。时有河北曲阳定窑、河南汝州汝窑、禹州的钧窑、开封官窑、浙江龙泉哥弟窑、江西景德镇景德窑、福建建阳建窑等七大名瓷窑，和分布在各地的许多大小瓷窑，所产宋瓷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远销海外，如日本、高丽、南洋、印度、中西亚等地区。其中钧瓷以神奇的窑变特色和每年36件的稀有产量而位居宋瓷之冠。
宋朝时期，主要的造纸材料包括丝、竹、藤、麻、麦秆等。四川、安徽、浙江是主要的造纸产地。四川的布头笺、冷金笺、麻纸、竹纸，安徽的凝霜、澄心纸、粟纸，浙江的藤纸等都闻名于世。甚至还有纸被、纸衣、纸甲等。纸张的大量生产与活字印刷术为印刷业的繁荣提供了基础。宋朝的印刷业分三大系统，官刻系统的国子监所刻的书被称为监本，而民间书坊所刻的书被称为坊本，士绅家庭自己刻印的书籍属于私刻系统。东京、临安、眉山、建阳、广都等都是当时的印刷业中心。当时坊刻书中以浙江最好，称浙本，四川次之，称蜀本。福建的刻书以量取胜，称建本，其中尤以建阳麻沙镇最多，世称麻沙本。社会上流行刻书的风气。其中以临安国子监所刻的书品质最好。宋朝的刻书以纸墨精良、版式疏朗、字体圆润、做工考究、传世稀少、价值连城而闻名于后世。
宋朝造船技术水平是当时世界之冠。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明州造出两艘万料（约600吨）神舟。1974年福建泉州出土一艘宋代古船，有13个隔水仓，一两个隔水仓漏水，船也不会沉。隔水仓技术，经马可·波罗介绍，传入欧洲。宋朝的主要造船厂分布在江西、浙江、湖南、陕西等地区。虔州、吉州、温州、明州都是重要的造船基地。太宗时期，全国每年造船达到三千三百余艘。到了南宋，由于南方多水加上海上贸易日益发达，造船业发展更快。临安府（今杭州）、建康府（江宁府，今南京）、平江府（苏州）、扬州、湖州、泉州、广州、潭州、衡州等成为新的造船中心。广州制造的大型海舶木兰舟可“浮南海而南，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舵长数仗，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南宋时代还出现了车船、飞虎战船等新式战舰。
金融商业
宋朝商业繁盛，通行的货币有铜钱、白银。太宗时期，每年铸币八十万贯。到神宗熙宁六年，已达六百余万贯。由于商品入口，宋朝大量铜钱、白银外流，造成硬通货短缺。真宗时期，成都十六家富户主持印造一种纸币，代替铁钱在四川使用，是为交子。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仁宗后改归官办，并定期限额发行。徽宗时期，改交子名为钱引，并扩大流通领域。南宋于1160年(高宗绍兴三十年)改为官办“会子”，会子主要有东南会子（也叫行在会子），湖北会子和两淮会子。但是为防止铜钱北流，宋朝政府规定在与金交界处仍然只能使用铁钱。与交子不同，会子是以铜钱为本位的，面值有一贯（一千文）、两贯和三贯三种，后增印两百文、三百文与五百文小面额钞票。干道五年定为三年一界，每界发行一千万贯，以旧换新。
海外贸易
由于西夏阻隔了西北的丝绸之路，加上经济中心的南移，从宋朝开始，东南沿海的港口成为新的贸易中心。唐朝时期全国仅广州一地设有市舶司，负责外贸事务。宋朝先后在广州、临安府（杭州）、庆元府（明州，今宁波）、泉州、密州板桥镇、嘉兴府（秀州）华亭县（今松江）、镇江府、平江府（苏州）、温州、江阴军（今江阴）、嘉兴府（秀州）澉浦镇（今海盐）和嘉兴府（秀州）上海镇（今上海市区）等地设立市舶司专门管理海外贸易。[4]其中以广州、泉州和明州最大。泉州在南宋晚期更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宋朝海外贸易分官府经营和私商经营两种方式，其中民营外贸又占大宗。元丰三年，宋朝政府制定了一部《广州市舶条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贸易法。而各个外贸港口还在城市立设立“蕃市”，专卖外国商品；“蕃坊”供外国人居住；“蕃学”供外商子女接受教育，政府还专门制定了蕃商犯罪决罚条。现在广州和泉州城内仍然有许多藩客墓，成为当时海外贸易繁荣的佐证。
与中国通商的国家有：占城、真腊、三佛齐、吉兰丹、渤泥、巴林冯、兰无里、底切、三屿、大食、大秦、波斯、白达、麻嘉、伊禄、故临、细兰、登流眉、中里、斯伽里野、木兰皮等欧亚地区五十八个国家[5]。宋朝出口货物包括丝绸、瓷器、糖、纺织品、茶叶、五金。进口货物包括象牙、珊瑚、玛瑙、珍珠、乳香、没药、安息香、胡椒、琉璃、玳瑁等几百种商品。[6]宋朝从大量进口货物通过市舶司获得的税收，从北宋皇祐（1049年—1054年）的53万贯，治平（ 1064年—1067年）63万贯， 到了南宋绍兴（ 1131年—1162年）已达200万贯，约占全国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六，对宋代的繁荣起重要作用。
南宋时期，宋朝在与金和大理的交界处设立榷场来互通有无。宋朝出口药材、茶叶、棉花、犀角、象牙等，进口北珠、人参、毛皮、马匹等货物。民间也有大量的走私贸易。由于宋朝铜钱信用佳，被大量走私到东南亚和西亚，而当时的朝鲜和日本更停用自己的通货，改用宋钱。
文化
宋代文化空前进步，理学、文学、史学、哲学、艺术以及科学技术领域硕果累累，二程、朱熹、欧阳修、苏轼、司马光及沈括等优秀人物，享誉千古；而活字印刷、指南针及火药的发明和应用，更对人类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著名学者邓广铭教授说：“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
1、理学
以周敦颐、程颢、程颐为代表，以《易传》和《中庸》儒家思想为核心，同时吸收道家、道教、佛教等思想，建立起一套较完整的把宇宙本原、万物演化以及人性善恶等理论体系，成为宋代理学的开创者们。至北宋中期，运用“天理”将本体论、认识论、人性论等有机联系在一起，“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是永恒存在的、宇宙万物的本源。它是自然界的最高法则，这样就确立了宋明理学的基本范畴。南宋的朱熹以二程思想为核心，周敦颐、张载等各派儒家学说，建立起一个庞大而系统的思想体系，因而朱熹是两宋理学的集大成者，也是孔子、孟子以后影响最大的儒学者，在中国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理学在宋代并非一统天下，不论是北宋，还是南宋，思想界都非常活跃，同时存在种种不同的思潮。与朱熹学术存在差异的陆九渊吸取禅宗理论提出了“心即理”的学说，二者之间经过激烈争论，最后谁也说服不了谁，可见当时学术空气相当自由，学术环境也是非常宽松的。
2、文学
明人宋濂谓：“自秦以下，文莫盛于宋。”宋朝的诗人更广泛、诗篇更丰富。诗歌的种类、形式在宋朝达到丰富，创作数量空前丰盛。尤以“词”为经典。
宋词是继唐诗之后的又一种文学体裁，基本分为婉约派和豪放派两大类。
婉约派的代表人物： 李煜、李清照、柳永、秦观等。
豪放派的代表人物：辛弃疾、苏轼、岳飞、陈亮等。
宋词与唐诗争奇，与元曲斗艳，历来与唐诗并称双绝，都代表一代文学之盛。它远从《诗经》、《楚辞》及《汉魏六朝诗歌》里汲取营养，又为后来的明清戏剧小说输送养分。
词的初期流行于市井酒肆之间，极尽艳丽浮华，是一种通俗的艺术形式。五代时期的《花间集》就很明显地展露了词美丽绚烂的文采，但是这期间的词题材还仅限于描写闺情花柳、笙歌饮宴等方面，可以说还显得很“小气”。虽然艺术成就上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准，但是在思想内涵上层次还不够。
宋代初期的词一开始也是沿袭这种词风，追求华丽词藻和对细腻情感的描写。像曾因写过“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而得罪了仁宗皇帝的柳永，郁郁不得志，一生就流连于歌坊青楼之间，给歌妓们写写词。所谓“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当时的词被认为是一种粗俗的民间艺术，不登大雅之堂，以至于宋朝的晏殊在当上宰相之后，都不承认自己写过词。宋朝的艳妓之多，水平之高为其它朝代所罕有，她们和宋朝的才子们一起共同推动了“词”这一新兴艺术形式在民间广泛流传。
但是，随着词在宋代的文学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词的内涵也在不断地提高。“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奠定了边塞词在宋词中的地位，使只闻歌筵酒席、宫廷豪门、脂粉相思之类的世人耳目一新。到苏轼词首开豪放词风，宋词已经不仅限于文人士大夫寄情娱乐和表达儿女之情的玩物，更寄托了当时的士大夫对时代、人生乃至社会政治等各方面的感悟和思考。
宋词彻底跳出了歌舞艳情的巢窠，升华为一种代表了时代精神的文化形式。
3、史学
在编纂体例方面，除了继承传统的编年、记传体之外，新创立纪事本末体，对此后史学的发展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通常而言，当代史存在不少忌讳，因而宋代开放私人修史的限制，大大促进史学的繁荣和发展。正因为如此，宋代史学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其中以司马光等人所著《资治通鉴》最为著名，作为一部编年体通史巨著，其史学价值和政治价值足以和《史记》相媲美。
4、绘画。
李成为五代入宋的山水画名家，师法五代荆浩、关仝，善画平远寒林，时称“古今第一”。范宽重视自然山水的写生，画风雄健，自成一家。李成、范宽、关仝，形成北方山水画的三个主要流派。宋神宗时的郭熙，师法李成，其画秀美明净，与李成齐名，世称“李郭”。郭熙与子郭思合著《林泉高致》，认为应观察山水，分别四季，画出朝暮等景色，要求赋予山水画以生活气象。南唐入宋的南方山水画派名家巨然，学习董源水墨画风，并称“董巨”，淡墨轻岚，自成一体。南宋初，李唐以画牛著称，兼工人物，尤擅山水画，创“大斧劈皱”法，并为刘松年、马远、夏□所师法。他们合称南宋四大画家。
赵佶对中国绘画艺术的巨大贡献却不可否认。他是一位天赋极深的绘画爱好者，又是造诣很深的画家。其次，他又是宋代绘画领域的组织者和主要资助者。由于这一渊源，在宋代宫廷之内，集中了一大批杰出的画家。
蜀黄筌、南唐徐熙,善画花鸟,风格不同，有 “黄家富贵”、“徐熙野逸”之说。黄筌子居□等入北宋画院，风格工丽细致，为“院画体”的标准画格。其 后两派逐渐合流。宋神宗时的崔白，所画花鸟，清淡生动。宋徽宗绘画造诣很深，尤工花鸟，画风工整，神形 俱妙。南宋花鸟画传世作品不少，作者大都佚名，画面也大都鲜明生动。
北宋前期的武宗元，专长佛道人物画，行笔流畅。北宋中期的李公麟，以画马驰名，又是宋代最有影响的宗教人物画家，所画人物，性格突出，形神俱工。南宋四大画家，都兼工人物，刘松年所画《中兴四将图》，为 著名人物图画。
反映当时社会生活风习的风俗画，宋代也有较大的发展。北宋末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是风俗画的代表作，所绘开封景况，是当时社会生活的忠实写照，具有极大的史料价值。李唐的《村医图》，绘一乡村医生在田边为患者治病,救护及围观者紧张的神态,跃然纸上。 李嵩的《货郎图》，描绘了一群妇女儿童被货郎担所吸引的生动情景。
文人画不讲形似，只讲神韵、情趣。作者都是文人，自称所作为“艺画”。他们轻视严整细致的画作，称之为“术画”，将作者称为“匠人”。文人画的代表作者为苏轼、米芾、米友仁等，苏轼喜作枯木怪石，画竹学文同。米芾画山水，不求工细，多用水墨点染，“意似便已”；子友仁，继承父风，世称“米派”。
5、书法
淳化三年 (992)，宋太宗出秘阁所藏历代书法家珍品，命王著编次，标明为《法帖》，称为《淳化阁帖》。此后重辑、翻摹的很多。北宋时，潭州（今湖南长沙）据《阁帖》又增补部分作品；绛州（今山西新绛）亦据《阁帖》而有所增损，皆摹勒上石，十分精美， 世称《潭帖》和《绛帖》,对传布书法艺术很有贡献。
宋代书法家以苏轼、黄庭坚、米芾和蔡襄最为著名。苏轼擅长行、楷，刻意创新，用笔丰润而以韵胜；黄庭坚擅行、草,以侧险取势而挺秀，亦以韵重；米芾亦擅行、草，师法王献之， 技巧为当时第一蔡襄正楷端重,行书婉媚,草书参用飞白法。宋 徽宗正楷学唐薛曜而略变其体，称为“瘦金体”，亦善狂草。南宋陆游、张孝祥、文天祥等，书法造诣也很高。
6、瓷文化
宋代还有一最辉煌的美术工艺，为历朝所不及者，就是磁器。功底深厚的宋代文化，统治者的自身的文化素养及价值取向，使凝聚在宋瓷上的文化艺术更是空前绝后。
以宋官窑代表典型的供御用瓷，其釉色平淡含蓄，素雅之中表现着内心的意蕴。从美学角度，它的艺术格调是高雅的，特别受到西方人的青睐。细密的冰片，隐约间闪烁着钻石的光芒，仿佛是宋代艺人无意间冰镐敲击的严冰穿过时空来到了我们面前、温润而细腻。
后世把宋代五大明窑称为“千古绝唱”。那是与历代仿制不成，差别巨大是有一定原因的。宋瓷是最精美艺术与精确工艺完美的结合。因为各地名窑瓷器大量地生产，不仅供皇家贵族使用，还为官员学者们、及市民阶级所珍爱、使用，所以让所有见着的人都赞叹不已。宋瓷许多的工艺都已失传，宋瓷许多的工艺水平即使现代都难达到。宋朝的瓷器是如此的精美，可以说宋朝遗留下的官办瓷器几乎都价值连城。
7、玉文化
宋时开始流向民间的。由于宋徽宗对玉器的过分喜爱。导致玉器在宋代空前发展，世俗化倾向的玉雕空前发达。宋的玉器玩味大增，礼性大减。宋代出现了玉雕市场和专门贩卖玉器的商铺。市民成为玉器的玩赏者、拥有者。佩带玉器受到广大的市民阶层及文人墨客所追捧流行。除玉雕之外，宋的木雕、竹刻、漆器、铜器、金银器、牙角器、碑帖、印章、及笔墨纸砚等等都有极高的造诣。这些都表明宋的文化艺术的高超深厚。虽然宋代开始纸质明器、陶俑日渐衰落，但也有陶俑出土而且有的造型奇特美妙，有人首鱼身的“仪鱼”、人首鸟身“观凤鸟”蛇体双人首的“墓龙”，这表明宋的文化的丰富性与多样性。用纸器祭祖之风一直留存至今。
8、茶文化
茶文化在宋代时才达到艺术的境界。宋朝的茶不是现在意义上的茶，而是茶饮料。有的要加糖，有的要加盐，要加各种作料的茶。这是有无数种喝法的茶饮料与茶文化，遗憾的是像宋朝大多数的工艺、文化一样没有遗留到现在。宋时已有各种花瓣茶流行叫卖。宋还有斗茶之风。蔡襄在《茶录》中介绍建安斗茶，特别推重当地所产的一种半发酵的白茶。宋人用各种漂亮的、精致的瓷碗的饮茶，其中兔毫盏、天目碗等都是当时有名的茶具。民间根据兔毫盏色泽的微妙不同又分称“金兔毫”、“银兔毫”。宋代茶盏分黑釉、酱釉、青釉、青白釉四种。“轻裘骏马成都花，冰瓯雪碗建溪茶。”“矮纸斜行闲做草，晴窗细乳戏分茶。”“鸡唱三声天欲明，安排饭碗与茶瓶”“道旁草屋两三家，见客擂麻旋点茶”。宋朝的诗歌里就时常渗透着茶文化。“七物甘香杂蕊茶，浮花泛绿乱于霞。啜之始觉君恩重，休作寻常一等夸。”北宋著名现实主义诗人梅尧臣，也写出这么悠闲具有小资情节品味的品茶诗。宋徽宗《大观茶论》二十篇文章介绍茶文化。宋代茶文化是精英文化、大众文化的综合体现，是雅俗共有的文化。
科学
两宋时期，在整个社会经济、文化全面发展的推动之下，科学技术也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两宋的科技成就，不仅成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上的一个高峰，而且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也居于领先地位。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其中的三项：活字印刷、火药、指南针，就是在两宋时期完成或开始应用的。著名科学技术史学者李约瑟认为，对科技史来讲，唐朝不如宋朝有意义。
讲到两宋科学技术时，人们还常常提到沈括及他的《梦溪笔谈》。李约瑟把沈括誉为“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而他的《梦溪笔谈》则是“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
庆历年间，布衣毕升在雕版印刷术的基础上发明了活字印刷术。这种印刷术成本较低，省功省力，快速就得到了推广。不久就传入日本、朝鲜、越南等国。
指南针的系统应用也是在宋朝，特别是用于航海导航“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指南针的使用方法在当时据记载有四种：一是水浮法，即将指南针放到盛水的容器中指示方向；二是置指爪法，即将指南针放到针尖上指示方向；三是置碗唇法，即将指南针放在碗边上指示方向；四是缕悬法，既将指南针用线腾空指示方向。后来第一种方法演化成水罗盘，第二种演化为旱罗盘，而第三、四种由于精密度低而被淘汰。
火药发明于唐末。北宋初年，曾用以制作火箭、火球等。后来又出现了带爆炸性的霹雳炮。南宋时期更出现了铁火炮、突火枪、火铳等新式武器。这些武器威力巨大，被广泛使用在对蒙战争中。《武经总要》是仁宗时期官方编修的一部详细的军事理论与军事技术的巨著，其中就有大量的火器介绍与火药的配制方法。后来在蒙古西征时，火药又被传到西方。
传统数学在宋朝取得了很大成就与进步，贾宪、秦九韶和杨辉都是出众的数学家。著名的成果有“杨辉三角形”等，数学著作则有《数书九章》和《杨辉算法》。宋朝的历法一共更改了十九次，是中国历史上历法改革非常频繁的时代。在神宗之前，使用的是楚衍所编制的崇天历。神宗到徽宗期间，改采以姚舜辅编制的纪元历。南宋的历法是以杨忠辅编制的统天历为主。它定一回归年的长度为365.2425日，比实际周期仅差廿六秒。与目前所用的公历格里历完全一致。但比格里历要早四百年。在天文仪器上，燕肃在天圣八年（1030年）发明的莲花漏首次使用了漫流系统，记时的精准性因此获得了大幅度的提高。苏颂在元佑七年研制成功的水运仪象台实现了浑仪、浑象和报时的三位一体，并且具有了近世天文台的开启式圆顶等工具。景德三年（1006年）对豺狼座超新星的观察记录和至和元年的天关客星观察记录是宝贵的天文数据。宋朝政府对医药学非常重视，设有太医局与翰林医官院，官修医方有《太平圣惠方》等，官修本草有《开宝本草》等。中医的分科由唐朝的四科增加到九科，妇科与儿科在宋朝正式成形。针灸学、解剖学与法医学进步尤大，最著名的法医著作是宋慈所著的《洗冤集录》在建筑学方面，李诫所著的《营造法式》是中国第一部建筑学专着，对后世中国建筑设计，影响深远。
亮点人物
词帝李煜
李煜(937－978)，五代十国时南唐国君。字重光，初名从嘉，号钟隐。莲蓬居士。江苏徐州人。南唐元宗李璟第六子，宋建隆二年(961年)继位，史称后主。
李煜才华横溢，工书善画，能诗擅词，通音晓律，是被后人千古传诵的一代词人，只可怜生在了帝王家。他嗣位的时候，南唐已奉宋正朔，多次入宋朝进贡，苟安于江南一隅。宋开宝七年（974年），宋太祖屡次遣人诏其北上，均辞不去。同年十月，宋兵南下攻金陵。明年十一月城破，后主肉袒出降，被俘到汴京，封违命侯。太宗即位，进封陇西郡公。太平兴国三年（978年）七夕是他四十二岁生日，据宋人王至《默记》，盖为宋太宗赐牵机药所毒毙。追封吴王，葬洛阳邙山。
他精于书画，谙于音律，工于诗文，词尤为五代之冠。前期词多写宫廷享乐荒废的生活，风格柔靡；后期词反映亡国之痛，题材扩大，意境深远，感情真挚，语言清新，极富艺术感染力。后人将他与李璟的作品合辑为《南唐二主词》。后主前期词作风格绮丽柔靡，还不脱“花间”习气。国家不幸诗家幸。国亡后，李煜在“日夕只以眼泪洗面”的软禁生涯中，以一首首泣尽以血的绝唱，使亡国之君成为千古词坛的“南面王”。这些后期词作，凄凉悲壮，意境深远，已为苏辛的“豪放”派埋下了伏笔，为词史上承前启后的大宗师。王国维认为：“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后主本有集，已失传。现存词四十六首，其中几首前期作品或为他人所作，可以确定者仅三十八首。
包拯
包拯（公元999－公元1062年），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汉族。出身于官僚家庭。生于北宋咸平二年(999年)。天圣朝进士。累迁监察御史，建议练兵选将、充实边备。奉使契丹还，历任三司户部判官，京东、陕西、河北路转运使。入朝担任三司户部副使，请求朝廷准许解盐通商买卖。改知谏院，多次论劾权幸大臣。授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移知瀛、扬诸州，再召入朝，历权知开封府、权御史中丞、三司使等职。嘉祐六年（1061年），任枢密副使。后卒于位，谥号“孝肃”。包拯做官以断狱英明刚直而著称于世。知庐州时，执法不避亲党。在开封时，开官府正门，使讼者得以直至堂前自诉曲直，杜绝奸吏。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京师有“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之语。后世则把他当作清官的化身——包青天。
传说包拯中进士后，因父母年事已高，不忍远去为官，直到双亲相继去世，守孝完毕，才在亲友的劝说下为官，期间长达十年之久，故以孝闻于乡里。
宋景佑四年（1037），任天长（安徽天长）知县，颇有政绩。任满后，调任知端州（广东肇庆）。回京任监察御史里行，又改监察御史，为“言事官”，对处事不当，行事不法的官僚，都可以进行弹劾。为惩治贪官，自庆历四年（1044）廿八月，他向仁宗上疏《乞不用赃吏》，认为清廉是人们的表率，而贪赃则是“民贼”。包拯七次上书弹奏江西转运使王逵，揭露他“心同蛇蝎”，残害百姓。并严厉批评宋廷的任官制度。皇佑二年（1050）至三年间，包拯知谏院，曾三次弹劾外戚张尧佐，审清妖人冷青冒充皇子的特大诈骗案，震动朝野。
包拯在历官三司户部判官及三司副使期间，先后出任京东，陜西，河北等路转运使，每至一地，都以减轻民间负担、改革弊政、发展生产为己任，提出了“宽民利国”的经济思想。多次为了国家大事，说了皇帝不爱听的话，论斥权幸大臣，请求罢去皇帝赐给亲信官僚们的恩宠，一切改由主管机构正常渠道进行。他将唐朝魏征给唐太宗的三道奏章写出来，呈给宋仁宗为座右铭，时刻警惕，以国家大事为重。请求仁宗虚心纳谏，分辨是非，不要搞“先入为主”，偏听偏信，而要爱惜人才，除去苛刻，严正刑禁，禁止妖言邪说，不随意大兴土木，如此等等，朝廷多采纳施行。
嘉佑元年（1056）年十二月，朝廷任包拯权知开封府，他于次年三月正式上任，至三年六月离任，前后只有一年有余。但在这短短的时间内，把号称难治的开封府，治理得井井有条。敢于惩治权贵们的不法行为，坚决抑制开封府吏的骄横之势，并能够及时惩办诬赖刁民。
由于包拯在开封府执法严明，铁面无私，敢于碰硬，贵戚宦官也不得不有所收敛，听到包拯的名字就感到害怕。儿童妇孺们都知道包拯之名，亲切称呼他为“包特制”。
宋嘉佑六年（1061），他官至枢密副使，次年五月病逝，“京师吏民，莫不感伤，叹息之声，街巷可闻。”朝廷赠官吏部上书，有“奏仪”十五卷传于世。
岳飞
岳飞出生于北宋相州(今安阳）汤阴(今河南汤阴县)的一户佃农家里。青年时代，正遇上金女真贵族对宋发动大规模掠夺战争。他亲眼目睹北宋灭亡前后的惨痛史实，强烈渴望统一祖国。
北宋宣和四年，真定宣抚刘韐募勇聚士，岳飞应募，但不久即因父亲岳和病故，回到家乡汤阴县。1126年冬，岳飞在相州城第三次投军，归刘浩军中。刘浩命岳飞招安吉倩，岳飞不负众望，招降吉倩及其部属三百八十人。岳飞因此补承信郎一职。靖康元年（1127年）12月，康王赵构接到宋钦宗的蜡书，在相州开河北兵马大元帅府。赵构为河北兵马大元帅，陈淬为元帅，汪伯彦、宗泽为副元帅。元帅府下编前、后、中、左、右五军，其中前军统制为刘浩。岳飞属刘浩前军。按蜡书的命令，康王元帅府的任务是火速赶往东京（今开封），解京师之围。岳飞奉命奉命带领三百铁骑，前往李固渡侦察，与金兵相遇发生战斗，大败金兵。跟随刘浩解了东京之围。1127年(靖康二年)四月，金灭北宋，掳徽宗赵佶、钦宗赵桓及皇家宗室北归。五月，康王赵构（即宋高宗）于南京继位，史称南宋。初期，宋高宗主张收复失地，启用了大批主战将领，其中就有岳飞。
岳飞坚决反对议和，主张抗战到底。建炎元年，赵构即位，岳飞上书，大意为：“陛下已登大宝，社稷有主，已足伐敌之谋，而勤王之师日集，彼方谓吾素弱，宜乘其怠击之。黄潜善、汪伯彦辈不能承圣意恢复，奉车驾日益南，恐不足系中原之望。臣愿陛下乘敌穴未固，亲率六军北渡，则将士作气，中原可复。”宋高宗并未采纳岳飞的建议，并以越职为由将岳飞罢官。之后岳飞北上，入河北招讨使张所军中，借补“正八品修武郎”，充中军统领。张所很赏识岳飞，很快升岳飞为“从七品武经郎”、任统制。建炎元年（1127年）九月，张所命岳飞入王彦部，北上抗金。岳飞作战有勇有谋，数败金兵，声威大振。而王彦保守怯战，使得岳飞只能孤军奋战，岳飞缺军粮时又不肯相助。岳飞知道自己与王彦有隙，所以复归宗泽，为留守司统制。宗泽死后，杜充代之，岳飞官复原职。三年，杜充将还建康，岳飞进言：“中原地尺寸不可弃，今一举足，此地非我有，他日欲复取之，非数十万众不可。”杜充不听，岳飞也只能随军而归。
杜充守建康，金军与叛贼李成在乌江会合，杜充闭门不出。岳飞泣谏请视师，杜充不出。金军遂由马家渡渡江，杜充遣岳飞等迎战，诸将皆溃，独飞力战。后杜充降金，诸将多行剽掠，惟岳家军秋毫无所犯。兀术趋杭州，岳飞要击至广德境中，六战皆捷，擒敌将王权，俘叛军首领四十余。岳飞劝服王权，是指为己所用。岳家军驻扎在钟村，军中缺粮，将士们宁愿挨饿，也绝不扰民。金所籍兵相谓曰：“此岳爷爷军”，争来降附。
1139年，岳飞在鄂州(今湖北武昌)听说宋金和议将达成，立即上书表示反对，申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并直接抨击了相国秦桧出谋划策、用心不良的投降活动，使“秦桧衔之(抱恨)”。和议达成后，高宗赵构下令大赦，对文武大臣大加爵赏。可是，诏书下了三次，岳飞都加以拒绝，不受开府仪同三司(一品官衔)的爵赏和三千五百户食邑的封赐。他在辞谢中，痛切地表示反对议和：“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忧而不可贺。”后高宗对他好言相劝，岳飞方受。此后岳飞上表，“愿定谋于全胜，期收地于两河，唾手燕云，终欲复仇而报国。”高宗没有采纳。
1140年(绍兴十年)五月，金国撕毁绍兴和议，兀术等分四道来攻。由于没有防备，宋军节节败退，城池相继失陷。随后高宗命韩世忠、张俊、岳飞等出师迎击。很快，在东、西两线均取得对金大胜，失地相继收回。岳飞挥兵从长江中游挺进，锐不可当。
岳家军进入中原后，受到热烈欢迎。这年七月，岳飞亲率一支轻骑驻守河南郾城，和金兀术一万五千精骑发生激战。岳飞亲率将土，向敌阵突击，大破金军“铁浮图”和“拐子马”，把金兀术打得大败。岳飞部将杨再兴，单骑闯入敌阵，想活捉金兀术，可惜没有找到，手杀敌人数千，误入小商河，被金兵射到几十处箭伤，豪勇无比。岳家军将士具有“守死无去”的战斗作风，敌人以排山倒海的大力，也不能把岳家军阵容摇动。郾城大捷后，岳飞乘胜向朱仙镇进军(离金军大本营汴京仅四十五里)，金兀术集合了十万大军抵挡，又被岳飞打得落花流水。岳飞这次北伐中原，一口气收复了颍昌、蔡州、陈州、郑州、郾城、朱仙镇、消灭了金军有生力量，金军全军军心动摇，金兀术连夜准备从开封撤逃。南宋抗金斗争有了根本的转机，再向前跨出一步，沦陷十多年的中原就可望收复了。岳飞兴奋地对大将们说：“直抵黄龙府，与诸君痛饮尔!”而金军则哀叹“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就在抗金战争取得辉煌胜利的时刻，朝廷连下十二道金牌(红漆金字木牌)，急令岳飞“措置班师”。在要么班师、要么丧师的不利形势下，岳飞明知这是权臣用事的乱命，但为了保存抗金实力，不得不忍痛班师。岳飞愤慨地说：“十年之功，废于一旦！所得诸郡，一朝全休！社稽江山，难以中兴!乾坤世界，无由再复!”岳飞的抗金战斗，至此被迫中断。
岳家军班师时，久久渴望王师北定中原的父老兄弟，拦道恸哭。岳飞为了保护老百姓的生命财产，故意扬言明日渡河，吓得金兀术连夜弃城北窜，准备北渡黄河，使岳飞得以从容地组织河南大批人民群众南迁到襄汉一带，才撤离中原。这时，有一个无耻的书生，骑马追上金兀术扣马而谏：“太子(兀术)毋走，京城可守也，岳少保兵且退矣。”金兀术又整军回到开封，不费吹灰之力，又占领了中原地区。
岳飞一回到临安，立即陷入秦桧、张俊等人布置的罗网。1141年(绍兴十一年)，他遭诬告“谋反”，被关进了临安大理寺(原址在今杭州小车桥附近)。监察御史万候卨（音末期屑)亲自刑审、拷打，逼供岳飞。与此同时，宋金政府之间，正加紧策划第二次和议，双方都视抗战派为眼中钉，金兀术甚至凶相毕露地写信给秦桧：“必杀岳飞而后可和。”在内外两股恶势力夹击下，岳飞正气凛然。从他身上，秦桧一伙找不到任何反叛朝廷的证据，韩世忠当面质问秦桧，秦桧支吾其词“其事体莫须有(也许有)。”韩世忠当场驳斥：“‘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
绍兴十一年农历除夕夜，高宗下令赐岳飞死于临安大理寺内，时年三十九岁。岳飞部将张宪、儿子岳云亦被腰斩于市门。民族英雄岳飞，就在“莫须有”的罪名下，含冤而死。临死前，他在供状上写下“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个大字。
岳飞遇害后，临安义士隗顺，负尸越城，草草地埋葬于九曲丛祠旁。为了便于以后识别，隗顺将岳飞随身佩带的玉环系于遗体腰下，坟前种植了两棵桔子树。清道光年间，因重修栖霞岭下岳飞庙墓，追寻岳飞初葬地，终于在杭州市众安桥螺丝山下扁担弄内的红纸染坊旁，找到了最初的岳坟。1876年(光绪二年)，在这里修建“忠显庙”，杭人俗呼为“老岳庙”。
岳飞死后二十年，宋孝宗继位，七月下令给岳飞平反昭雪，追复原职，以礼改葬。
大事件
黄袍加身
宋太祖赵匡胤在后周时期，任殿前都点检，领宋州归德军节度使，掌握兵权。
周世宗柴荣死后，他的七岁的儿子柴宗训继位。这时，赵匡胤看到夺取后周政权的条件已经成熟，于是精心策划了一场历史上有名的“陈桥兵变”。
周恭帝即位的时候，年纪太小，由宰相范质、王溥辅政。后周的政局不稳。京城里人心浮动，谣言纷纷，猜测赵匡胤要夺取皇位。
赵匡胤本来是周世宗手下得力大将，跟随周世宗南征北战，立下不少战功。周世宗在世的时候，十分信任赵匡胤，派他做禁军统帅，官名叫殿前都点检。禁军是后周一支最精锐的部队。
世宗一死，军权落在赵匡胤手里。五代时期，武将夺取皇位的事情多得很，所以，人们有这种猜测也不足为奇。公元９６０年春节，后周朝廷正在举行朝见大礼的时候，忽然接到边境送来的紧急战报，说北汉国主和辽朝联合，出兵攻打后周边境。
大臣们慌作一团，后来由范质、王溥作主，派赵匡胤带兵抵抗。
赵匡胤接到出兵命令，立刻调兵遣将，过了两天，就带了大军从汴京出发。跟随他的还有他弟弟赵光义和亲信谋士赵普。
当天晚上，大军到了离开京城二十里的陈桥驿，赵匡胤命令将士就地扎营休息。兵士们倒头就呼呼睡看了，一些将领却聚集在一起，悄悄商量。有人说：“现在皇上年纪那么小，我们拼死拼活去打仗，将来有谁知道我们的功劳，倒不如现在就拥护赵点检作皇帝吧！”
大伙听了，都赞成这个意见，就推一名官员把这个意见先告诉赵匡义和赵普。
那个官员到赵光义那里，还没有把话说完，将领们已经闯了进来，亮出明晃晃的刀，嚷着说：“我们已经商量定了，非请点检即位不可。”
赵匡胤和赵普听了，暗暗高兴，一面叮嘱大家一定要安定军心，不要造成混乱，一面赶快派人告诉留守在京城的大将石守信、王审琦。
没多久，这消息就传遍了军营。将士们全起来了，大家闹哄哄地拥到赵匡胤住的驿馆，一直等到天色发白。
赵匡胤隔夜喝了点酒，睡得挺熟，一觉醒来，只听得外面一片嘈杂的人声，接着就有人打开房门，高声地叫嚷，说：“请点检做皇帝！”
赵匡胤赶快起床，还没来得及说话，几个人把早已准备好的一件黄袍，七手八脚地被在赵匡胤身上。大伙跪倒在地上磕了几个头，高呼“万岁”。接着，又推又拉，把赵匡胤扶上马，请他一起回京城。
赵匡胤发布命令：到了京城以后，要保护好周朝太后和幼主，不许侵犯朝廷大臣，不准抢掠国家仓库。执行命令的将来有重赏，否则就要严办。
赵匡胤本来就是禁军统帅，再加上有将领们拥护，谁敢不听号令！将士们排好队伍开往京城。一路上军容整齐，秋毫无犯。到了汴京，又有石守信、王审琦等人作内应，没费多大劲儿就拿下了京城。
周恭帝让了位。赵匡胤即位做了皇帝，国号为宋，定都东京（今河南开封）。历史上称为北宋。赵匡胤就是宋太祖。
澶渊之盟
宋真宗景德元年（１００４），辽萧太后与辽圣宗耶律隆绪以收复瓦桥关（今河北雄县旧南关）为名，亲率大军深入宋境。萧挞凛攻破遂城，生俘宋将王先知，力攻定州，俘虏宋朝云州观察使王继忠。宋廷朝野震动，真宗畏敌，欲迁都南逃，王钦若主张迁都升州（今江苏南京），陈尧叟主张迁都益州（今四川成都）。因同平章事（宰相）寇准、毕士安坚持，无奈亲至澶州督战。
辽军至定州，两军出现相峙局面，王继忠乘间劝萧太后与宋朝讲和。辽恐腹背受敌，提出和约，初为真宗所拒。十一月，辽军在朔州为宋军大败，岢岚军的辽军因粮草不继撤军。辽军主力集中于瀛州（今河北河间）城下，日夜不停攻城，宋军守将季延渥死守城池，激战十多天未下。萧挞凛、萧观音奴二人率军攻克祁州，萧太后等人率军与之会合，合力进攻冀州、贝州（今河北清河），宋廷则“诏督诸路兵及澶州戌卒会天雄军”。辽军攻克德清（今河南清奉），三面包围澶州，宋将李继隆死守澶州城门。
辽朝统军萧挞凛恃勇，率数十轻骑在澶州城下巡视。宋军大将张环（一说周文质）在澶州前线以伏驽射杀辽南京统军使萧挞凛，头部中箭坠马，辽军士气受挫。萧太后等人闻挞凛死，痛哭不已，为之“辍朝五日”。《辽史》载：“将与宋战，（萧）挞凛中弩，我兵（辽兵）失倚，和议始定。或者天厌其乱，使南北之民休息者耶！”此时宋真宗一行抵澶州。寇准力促宋真宗登上澶州北城门楼以示督战，“诸军皆呼万岁，声闻数十里，气势百倍”。
双方于十二月初达成停战协议，宋廷方面由曹利用负责与萧太后谈判。于次年初与辽订立和约。
一、辽宋为兄弟之国，辽圣宗年幼，称宋真宗为兄，后世仍以世以齿论。
二、以白沟河为国界，双方撤兵。（辽归还宋遂城及瀛、莫二州。）此后凡有越界盗贼逃犯，彼此不得停匿。两朝沿边城池，一切如常，不得创筑城隍。
三、宋方每年向辽提供“助军旅之费”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至雄州交割。
四、双方于边境设置榷场，开展互市贸易。
盟约缔结后，宋、辽之间百余年间不再有大规模的战事。因澶州又名澶渊，遂史称“澶渊之盟”。
对于北宋来说，“澶渊之盟”是个屈辱的合约，岁币成为北宋人民沉重的负担，但是从整个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来看“澶渊之盟”有其积极的一面。它结束了辽宋之间几十年的战争，使此后辽宋边境长期处于相对和平的状态，有利于边境地区的生产和发展，从长远来看，有利于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和统一。
当时除了极少数主战派，满朝上下都劝真宗要迁都避战，最后依靠寇准无可匹敌的勇气终于达成澶渊之盟，３０万的岁币和迁都比起来，代价简直不值一提（当时宋年收入１亿以上，而宋当时一场中等规模的战事所耗费的军费就高达３０００万以上）。而历史走向证明，此战之后，北宋迈向颠峰——宋仁宗朝就算称为整个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的颠峰都不为过。
王安石变法
治平四年（1067）正月，宋神宗赵顼即位。神宗立志革新，熙宁元年（1068）四月，召王安石入京，变法立制，富国强兵，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
熙宁二年二月，王安石任参知政事，设制置三司条例司，议行新法；四月，遣刘彝、谢卿材、侯叔献、程颢、卢秉、王汝翼、曾伉、王广廉八人察诸路农田、水利、赋役；七月，立淮浙江湖六路均输法；九月，立青苗法；十一月，颁农田水利条约。细项如下：
置制三司条例司
熙宁元年（1068年）二月，设“制置三司条例司”，是王安石推动变法第一个设立之机构，原本宋朝的财政由三司掌握，王安石设立置制三司条例司来作为三司的上级机构，统筹财政，是当时最高的财政机关，此机关除了研究变法的方案、规划财政改革外，亦制订国家一年内的收支，并将收入定其为定式。
方田均税法
熙宁四年（1071年）八月由司农寺制定《方田均税条约》，分“方田”与“均税”两个部分。“方田”是每年九月由县长举办土地丈量，按土塙肥瘠定为五等，“均税”是以“方田”丈量的结果为依据，制定税数。
均输法
均输法此法已久，早在西汉桑弘羊时试行，唐代以后各郡置均输官，达到“敛不及民而用度足”。熙宁二年七月，为了供应京城皇室、百官的消费，又要避免商人屯积，在淮、浙、江、湖六路设置发运使，按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从便变易蓄买，以待上令”的原则，负责督运各地“上供”物质。意在省劳费、去重敛，减少人民的负担。
青苗法
熙宁二年（1069年）实行青苗法，规定凡州县各等民户，在每年夏秋两收前，可到当地官府借贷现钱 (青苗钱)或粮谷，以补助耕作。
农田水利法
规定各地兴修水利工程，用工的材料由当地居民照每户等高下分派。只要是靠民力不能兴修的，其不足部分可向政府贷款，取息一分，如一州一县不能胜任的，可联合若干州县共同负责。
市易法
熙宁五年（1072年）三月，颁行市易法。由政府出资金一百万贯，在开封设“市易务”（市易司），在平价时收购商贩滞销的货物，等到市场缺货的时候再卖出去。同时向商贩发放贷款，以财产作抵押，五人以上互保，每年纳息二分。用以达到“通有无、权贵贱，以平物价，所以抑兼并也。”
募役法
又称“免役法”，熙宁三年（1070年）十二月，由司农寺拟定，开封府界试行，同年十月颁布全国实施。免役法废除原来按户等轮流充当州县差役的办法，改由州县官府自行出钱雇人应役。雇员所需经费，由民户按户分摊。原来不用负担差役的女户、寺观，也要缴纳半数的役钱，称为“助役钱”。
保甲法
熙宁三年（1070年）司农寺制定《畿县保甲条例颁行》。乡村住户，每五家组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凡有两丁以上的农户，选一人来当保丁，保丁平时耕种，闲时要接受军事训练，战时便征召入伍。以住户中最富有者担任保长、大保长、都保长。用以防止农民的反抗，并节省军费。
裁兵法
整顿厢军及禁军： 1、 规定士兵五十岁后必须退役。 2、 测试士兵，禁军不合格者改为厢军，厢军不合格者改为民籍。
置将法
废除北宋初年定立的更戍法。用逐渐推广的办法，把各路的驻军分为若干单位，每单位置将与副将一人，专门负责操练军队，以提高军队素质。
保马法
神宗时，宋朝战马只有十五万余匹，政府鼓励西北边疆人民代养官马。凡是愿意养马的，由政府供给马匹，或政府出钱让人民购买，每户一匹，富户两匹。马有生病死亡的，就得负责赔偿，但遭遇到瘟疫流行，死了不少马匹，徒增民扰。不久废止，改行民牧制度。
军器监法
熙宁六年（1073年）七月颁行免行法。八月广设军器监，负责监督制造武器；并且招募工匠，致力改良武器。
太学三舍法
希望以学校的平日考核来取代科举考试，选拔真正的人才。“三舍法”，即把太学分为外舍、内舍、上舍三等，“上等以官，中等免礼部试，下等免解”，后来地方官学也推行此法，反映了班级教学的特色。
贡举法
王安石认为“欲一道德则修学校，欲修学校则贡举法不可不变”。改革贡举法，废明经、存进士，熙宁三年（1070年）三月，进士殿试罢诗、赋、论三题而改试时务策。熙宁四年（1071年），二月，颁新贡举制，废明经，专以进士一科取士。另设“明法科”。
王安石变法以“富国强兵”为目标。从新法实施，到守旧派废罢新法，前后将近15年时间。在此期间，每项新法在推行后，基本上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使豪强兼并和高利贷者的活动受到了一些限制，使中、上级官员、皇室减少了一些特权，而乡村上户地主和下户自耕农则减轻了部分差役和赋税负担，封建国家也加强了对直接生产者的统治，增加了财政收入。但各项新法或多或少地触犯了中、上级官员、皇室、豪强和高利贷者的利益，最终被罢废。
靖康之耻
宋徽宗时期，北宋王朝日趋衰落，东北女真族却日益强大。女真完颜部的阿骨打作酋长时，兵强马壮。公元1115年，阿骨打建立金国。金政权在灭辽之后即将北宋作为下一个目标，移兵南下攻宋，以求统一天下。
当时北宋王朝已经积弊重重，政治腐朽，军事衰弱。1120年北宋曾与新建立的金签定“海上之盟”商定两家共同灭辽共分辽疆土，然北宋腐败军力极虚弱，几无战斗力可言，北宋30万大军虽然进攻的仅是辽军残部却惨败而归，最终也未能夺取辽朝尺寸之地，反而使金朝摸清了北宋的底细。
靖康元年（公元１１２６年），金军仅以4万人南下，一路锋芒如入无人之境，连破北宋27州，兵锋直指宋都汴梁，黄河北岸宋地皆陷没。北宋朝廷本想借黄河天险以御金兵，但戍守黄河南岸诸部宋军久已虚缺，偶有在营兵卒也多为懒散之徒，根本不能作战。当时宋军虽烧毁黄河浮桥，但两岸渡船均因部属渎职拖延而未能彻底收缴，金军在北岸仅用数日便汇集了足够渡船，于十月丁卯强渡黄河，北宋守军见金兵至皆不战而溃、四散奔逃，次日金军兵不血刃占据汴梁以北军事重地仲牟驿，北宋朝中上至皇帝下至小吏尽惊慌失措、方寸大乱，主和派趁机大造声势，举朝皆投降之声。金军围困汴梁一月有余，在尚未攻破东京的情况下，北宋皇室准备投降，开封下级军民却坚决要求抵抗，30万人决心参战。钦宗竟然亲自到金营求降，卑躬屈膝地献上降表，还下令各路勤王兵停止向开封进发，甚至镇压自发组织起来准备抵抗的军民。金军于是肆无忌惮地大肆搜刮，开封平民遭受了巨大灾难。
第二年２月，金军废宋徽宗、宋钦宗人，另立原宋朝宰相张邦昌为伪楚皇帝。４月，金军将俘虏的两位皇帝以及后妃、皇子、宗室、贵戚等3000多人，连同大量宝玺、舆服、法物、礼器、浑天仪等开始北撤。宋朝在历史上留下了这奇耻大辱的“靖康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