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声明，这是一部虚构的小说作品，不是报告文学，因此战友诸君不必对号入座。

写这部小说一稿的时候，我已经离开部队28年了。28年可以说整整换了一代人。既然换了代，就会有代沟。那么，除了中老年读者，这种描述28年前那个特殊年代部队生活的小说年轻人会喜欢吗？我想答案是肯定的，明确的。这不仅仅因为有人喜欢钩沉和猎奇，28年本来也并不算“沉”，在悠悠的历史长河中，28年只是“弹指一挥间”，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自不待言，人们对于真善美的不懈追求却并没有变，再过28年或更多年也仍然不会变。而且，就因为那个年代特殊，所以更有独特的看点。在这个问题上老中青年应该是一致的。

我们的部队是一支彪炳青史的英雄部队，我们师的前身即林彪属下的115师，曾经打过“平型关大捷”；《智取威虎山》中的“杨子荣”就出自我们部队，现在“杨子荣排”就在我们师；著名作家魏巍写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中的英雄连队也在我们师；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文革结束，华国锋、叶剑英等中央领导和工农兵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那个代表“兵”在天安门城楼发言的就是我们师的副师长、朝鲜战场下来的战斗英雄徐恒禄……这样的部队总要受到各方面关注。我刚当兵一个星期，就遇到外事活动：挪威军事代表团来师里参观访问，我们这些兵们自然要排出最整齐的队伍来欢迎，我从戴着大壳帽高鼻梁深眼窝的挪威军人的脸上，毫不掩饰地读出了他们对我们的欣赏和敬佩。老兵们告诉我，前不久，《青松岭》剧组来团里体验生活，扮演万山大叔的男演员在营房门口天天练习抽鞭子，人家不屑于找替身演员，就那么自己练，说是向战士学习，硬把一棵大柳树抽得秃了半边，却也练出一手功夫。老兵还说，江青曾经带着舞剧《红色娘子军》的演员来部队表演大刀舞，是不是不合时宜暂且不论，战士们先是在紧张枯燥的训练之余愉悦了精神开了眼界。毛主席逝世的时候，八一电影制片厂来我们部队录制《化悲痛为力量》的纪录片，还专门为我录下了好几组镜头，反映了炮兵生活的各个环节，摄影师抱着机器对着我们那叫认真。

我们的各种部队在风格特点上都是存在共性的。业绩显赫，不等于没有糗事。部队里男兵多女兵少，炮团各营都是男兵，只有团卫生队和后勤处放电影的有几个女兵。女兵少就必然吸人眼球。尽管女兵并不一定多漂亮。一个女兵远远走过的时候，二十来岁的男兵们没有不斜着眼睛行注目礼的。晚上在操场放露天电影，有的战士因为过于专注地欣赏放电影的女兵，竟然连电影是什么内容都没记住。尤其一些新兵，有事没事都爱往卫生队跑。旁边有女兵的时候，战士们的歌声绝对格外嘹亮。但我感觉这除了年轻人荷尔蒙因素以外，还有对美好事物的羡慕和向往。因为，女兵那掐腰的军装，衬出了她们窈窕的身材，那军装的绿色，衬出了她们白里透红的健康脸蛋。被人爱，是因为确实可爱。羡慕和向往真正可爱的人与事，永远都不算错。只是不一定非要表现出来。

英雄部队陶冶英雄情结。这支部队的干部战士似乎都有英雄情结。一些战争年代走过来的前辈也愿意把自己的子弟放到这支部队里。于是引出一个关于“背景”的话题。这本书没有回避这个话题。实际情况是，有背景未必表现不好，而没背景也未必一定就好。背景不是一个战士或一个干部表现优劣的原因和标准。部队里干部子弟很多，但在上世纪七十年代里，他们绝大多数都十分出色。带头学习，带头训练，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身上仿佛有一种理应做好表率的责任感，我的新兵班长就是老红军的后代，父亲是省部级干部，但他和我们的关系真是莫逆，总是主动递我一支烟。前不久还和我相约坐坐，期待见面。和我很要好的一个计算兵是一位将军的儿子，比我小四岁，但学习、训练、劳动处处跑在前面，现在他是某市军分区大校司令员。我感觉，这个职务给他，应该是众望所归的事情。前不久，他的儿子结婚，我参加了婚礼，并用红色洒金纸为一对新人写了“花好月圆”的书法。让我喜出望外的是在酒席上遇到了新兵班长，我们笑逐颜开，相谈甚欢。想起以往的日子，即使是干部，也往往没有架子，和一般战士完全打成一片。我们还有有一任副连长，二十八九岁，刚刚结了婚，两口子的父母都是级别不低的部队干部，但他星期日总是主动邀请我们去他宿舍坐坐，还专门备了好烟给我们抽，备了好茶给我们喝，其实他本人既不抽烟也不喝茶。有的干部子弟身上时时显露出一种优越感，但更多的是显露诚恳和才华。多年后，我所在的英雄二连成长和涌现了两位级别最高的战友，一位是中将、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另一位也是中将、某部副司令员。皆军中翘楚。

战士的青春火样红。不论男兵女兵，也不论干部子弟还是工农子弟，当他们将青春献给部队的时候，内心是自豪的，是充实的，更是纯净的。为写好这部小说，我专门采访了一位军区文工团女兵，她也是干部子弟，父母亲曾经是地下党，九死一生。但她告诉我，她从来没依靠家庭如何如何，自己能够不断成长，完全凭的是自己的实力和勤勉，她的天然的好嗓子至今那么高亢嘹亮。那么，工农子弟就不优秀吗？绝对不是。我们侦察班有个河南战友，他是炮对镜手，有两个外号，一个是“大裤衩子”，一个是“雷刚”。因为，他往往在劳动时脱光衣服，用河南话叫“泼命”，只穿着大裤衩子，他的效率之高没人能比。训练时，他也背着侦察班里最沉重的器械炮对镜。于是战友把样板戏《杜鹃山》里的雷刚大名送给了他。他最爱吃面条，而且面条越宽越好，声言吃面条就像过年。现在他是某市政府的一名处长，也算小有成就。我到河南去的时候，他就把我安排在郑州知名的“战友宾馆”里。不幸的是他前几年英年早逝，让我们过早地失去一位好战友。

讲起部队的事情，三天三夜也说不完。我至今怀念汽车调度员出身，头脑异常清晰，平易近人爱护人才的团参谋长；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文化不高而责任心很强，旧皮鞋总是擦得很亮的指导员；一位喜欢骂街、喜欢眼睛往上翻而军事技术呱呱叫的连长，和另一位和蔼得像大姐，长着像老外一样的大鼻子的连长；曾经抄了整本的《革命烈士诗抄》现在做了某部队中将副司令员的老排长，一直找不到下落的四川籍侦察班长，前不久冷不丁给我打来电话的电话班长，还有那些曾经天天在一起猫着腰训练、革新的兢兢业业的计算兵们！我恭祝首长和战友们以及大家的亲朋好友健康快乐，万事如意！

我自豪地说，我曾经当过兵！我坚定地说，我永远是一个兵！虽然我的年龄越来越大，但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我大声地说，当祖国需要我的时候，我仍然会重新回到部队，回到我亲爱的炮兵团！

作者于2011年春节前夕记述，2016年春节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