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〇七年的秋季我从小学升入中学了。
中学的校舍就是从前的考棚改修的，在高标山的东麓。学校的后部有一段是在高地上的。考院的中堂改成了礼堂。左右的考棚，左边的改成讲堂，右边的改成自修室了。自修室的右边是一带寝室，一直地绵延着差不多与学校的深度相等。
学堂的地位是在嘉定城的正中，正面便是最热闹的玉堂街，左边的侧门与县街相通，右边的侧门与府街相通。但因为学堂的地基很宏大，学堂的前面也有一个很宏大的敞地，正面是完全和玉堂街隔断了的，平时只开左边的侧门或者右边的侧门，以供学生出入，所以虽然处在城的中央，一点也不觉得城市的喧哗。
从前的嘉定府管辖七县。七县是乐山、犍为、威远、荣县、峨眉，洪雅、夹江。这几县的文化程度大约也就依着这个顺序。
中学堂的第一学期是发挥尽致了一种过渡时代的现象。
校长是我们乐山县人，在湖南作过几任县官的，对于办学的经验和知识完全没有。由他这样的人当然聘请不出甚么好的教习，而且教习的产生法是要按照县份摊派，有这样一个条件限制，结果是愈见笑话了。
张胡子是夹江人，住家在草堂寺小学校附近，他的不通是很有名的。但因为夹江要摊派人，也就聘他去当监学。在行开学式的时候，本来客气一下不讲话也未尝不可以的，他偏要出一次风头。他登台演说，开口就是：
——“学问之道，得于师者半，得于友者半，得于己者半……”
说得满堂的人都笑起来，但他还很得意，后来我们就称他为“三半先生”。这个徽号由夹江人传到他耳里去时，他很不心服。他还说：“一个橘柑不是有十好几半吗？”
有一位姓林的地理教习，我不记得是峨眉人还是洪雅人，他公然讲起五行八卦的辨方正位来。他连东西南北都分不清楚。他说日本是在中国的南边，朝鲜是在日本的东边，讲得比《山海经》、《淮南子》的《地形训》还要神秘。
此外大概都是这样相差不远的一些先生。只有一位英文教员是湖北人，他一上讲堂便用英文来说话，写也写的一些旁行邪上的蟹形字。我们不知道他的程度怎么样。他说的写的究竟是不是英文，我现在也不敢保险。
在这样的一些教职员之下，四方杂处的从各县来了四五百名学生，嘉定城从此便多事了。
学生在教课上得不到满足，在校内便时常爱闹风潮，在校外也时常惹是生非。城里的各处会馆差不多毫无间断地要演戏的。礼拜可不用说，就是礼拜三、礼拜六我们那时都有半日的休假。在这样休假的时候，每处的戏场差不多都有学生闹事。
我自己在这样的环境之中是怎样的呢？
我焦躁，我怀疑，不知道自己将来究竟会成为一种甚么物什？
对于学校的课程十二分不满意，能够填补这种不满意的课外研究又完全没有，我自己真是焦躁到不能忍耐的地步了。
那时留学外国热在蔓延，我对于欧、美不消说起了很大的憧憬。但是，这是断难实现的。我的大哥是早出了东洋的，五哥在我入中学的时候也由武备学堂毕业派到东洋去实习去了。这儿也是很景慕的地方。东洋去不成便想往北京、上海。再办不到，至少也要到省城了。到这些地方去学习甚么，那时候并没有怎样明确的志愿，实在也是不能有怎样明确的志愿。科学里面究竟有那些分科，各种分科的大概的概念是怎样，实在是一点也不知道。不过到了外边去觉得总可以学些甚么，总比在三半先生、五行教习的陶冶之下要得到更多的知识。
奋飞，奋飞，这是当时怎样焦躁的一种心境哟，但是我的父母怎么也不肯许可。父亲不知道学堂的情形，他总以为不至于像我所说的那样厉害。母亲是完全出于溺爱。自从大哥、五哥出洋以后，我们母亲时常思念他们，差不多一说便要流泪。她常常说，“我的心是碎了，小的两个是怎么也不肯放他们出远门了。”
我究竟是一个胆怯的人，家里一不许我出远门，我虽然几次想逃走，但终竟没有这种决心。由是自暴自弃的念头便一天一天促进起来，闹事的学生中当然是有我一份的了。
礼拜，陕西街的秦晋公所唱戏。我因为换洗衣服都拿出去洗去了，身上穿的是一件洗白了的竹布长衫。这件长衫不幸的是纽绊带红色的，当然是裁缝师傅误把红色的布条做了骨子的原故。这样的衣裳怎么也不好穿出街去，这使我破天荒地礼拜日也在学校里留下了。
吃中饭的时候，一位从戏场回来的同学说，“清和班的王花脸下午唱《霸王别姬》。”
这真是含有无限的魔力的一句话。王花脸是嘉定优伶界有数的名角，《霸王别姬》是他的拿手好戏，这把我害羞的心事完全打破了。
红纽绊的葱白竹布长衫，光头，松三把的长搭辫，还拿着一把张开时要超过半圆以上的黑纸扇。——这实在是极不庄重的一种装束，就这样跑到秦晋公所。
旧式的戏场在演戏的时候，舞台前面的左右两翼要摆着两列连环着的二十排左右的高脚长凳，正中和后部空着，看戏的人不是立在这空着的地方便是坐在那高脚凳上，坐凳的要被证收座钱，大概看半天戏每个人顶多不过十文钱的光景。不消说这种高脚凳是谁也想争着坐的，特别是靠近舞台的最前两排，在未开戏以前总时常是坐满了的。
我走进秦晋公所，戏场早已坐满了。但这儿正是学生逞威风的地方，他是不讲理的。选着第二排的坐凳我就想擎上去。坐在凳头上的人大大地表示出一种不愉快的样子。第二的一个更指着他们两人中间伸出着的凳脚的榫头对我说：
——“这儿有个桩，你来坐！”
这句话是含着一个很下流的意义的。
——“好的，我就来坐！”
不客气地我便一直擎上去，一坐就坐在两个人的大腿上。两个人不消说都是不舒服的，便向我罗唣起来。
我说：“是你们教我坐，我才坐的啦。”
已经不是看戏的兴趣，只是吵架的兴趣了。你一句，我一句，口角愈斗愈烈。坐在我正前面的也是两人的同党，他回过头来打帮槌。
——“这儿不该你来闹！”
——“该谁来闹？”
我劈的就给他一耳光，端端正正地就打在他回过头来的脸皮上。他伸过手来抓着我的领襟，我一掌便把他推下去，同时我的衣裳却被他拉破了。
——“打哟！打哟！”全场都号叫起来了。这儿的高凳上立起一个人，那儿的高凳上立起一个人。有的从人头上便扑过来，就像在水面上游泳的一样，全场轰动着的都是学堂里的学生。和我口角的看见势火不好，便混在人丛中偷跑了。
——“清查！清查！是那个？是那个三八蛋！敢在太岁头上动土！……”
我们查出来了。被我打了一耳光的是铁牛门掌码头的刘大爷，还有两个便是他的弟兄。这位刘大爷是张伯安的父亲栽培的。伯安那天也在戏场上，他隔的很远，听说我在打架，也从人头上游泳过来了。当时我们就去找伯安的父亲，那刘大爷还赔了不是，补好了我的衣裳。
在四川的江湖界是有等级的，好像有仁、义、礼、智、信的几种堂子，就像高曾祖父儿孙的五族一样。那位刘大爷大约是没有把我看成学生，把我看成了义字堂或者礼字堂的矮辈，或更看得不值钱罢？他竟上了一个当，折了不少的威风。不过，我也好久不敢一个人到铁牛门去，我怕的是他的弟兄们要向我报仇。
像这样倚仗人多势众在戏场内惹是生非，这在当时的学生界是最流行的风气。而我又差不多是十处打锣九处在的人。闹得来嘉定城内在休假日不敢唱戏，以后竟连戏都少唱了。这儿不消说还包含着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社会经济的萧条。
最初我们才下嘉定的时候，嘉定城里有三座班子，各处会馆的堂戏差不多连续不断。那时候纸烟还没有到嘉定，学生身上穿的还多是一些银绸、茧绸、巴绸、或毛蓝布大衫之类的手工业的土产。但是隔不两年身上的穿着完全变了。洋缎、大呢、哗叽、天鹅绒，乃至葱白竹布，一切的东西差不多都带着一种洋味。机械生产品的大洪水流到了嘉定，大英烟草公司的“Perot”、所谓“强盗牌”的纸烟，也跟着他的老大哥鸦片阁下惠顾到我们城里了。
在这时候，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的，自然是土产生意的衰颓，行帮制度的崩坏。以行帮为基础的各省会馆自然要遭打击，要减少他们的行乐机会了。
唱戏的机会减少，戏班子也就一天一天地减少下来。从前的三座归并成两座，更归并成一座。一座也不能维持，后来终竟消灭了。
这时候如像省城、重庆、自流井那些繁华的地方，唱戏的生意已经开始成了资本主义的营业，已经有戏场主集资合设的常设的戏园了。这些常设的戏园不断地吸收各地的名角，名角一走了，戏班子便坍台。这也是地方上停止演戏的一个重大原因，不用说是表示着社会变革的。
经受学生的捣乱、行帮的溃崩、常设戏园的吸引，封建制度下的会馆戏便渐渐绝迹了。学生的出现其实也就是社会变革的一种上层现象。结果是封建制度的经济组织逐渐被资本主义的洪涛冲破，在戏台的一角上很鲜明的表现了出来。演戏的方式、演戏的内容、演戏的剧团组织、演戏的舞台建筑，一切都表示着一部很正确的唯物史观。
二
在学校里爱闹风潮，在学校外爱惹是非的我，自然和校内校外的不良少年曾发生过密切的关系。
当时校内有八个最爱游耍的学生号称“八大行星”，我便是其中的一个。其余的乐山县人占了四个，犍为县人占了三个。大约是因为地理相近而且同班的原故罢。
第一学期分了三班。乐山、犍为的学生是一班，威远、荣县的学生是一班，峨眉、洪雅、夹江的学生又是一班。
这三组，地方区域很相近，同时学生的性情也大概相同。乐山、犍为的人带些都会气质，不免有些轻薄；威远、荣县的人很粗暴；峨眉、洪雅、夹江简直是乡下佬了。
本来已有县界的地方观念，又加以不同班，在学堂中虽同住了许久，有的完全不知道姓名，有的就跟仇敌一样。能够接近而相得的人，不消说还是同县或同班的人了。
由这些行星的吸引，逐渐地认识了城内的一群游**子弟。他们大都是中上等人家的儿子，家里钱是有的，又不读书，只是追逐时好，穿些流行的衣裳，日日打牌吃酒。他们有一个“转转会”，便是定一个日期轮流地请吃酒宴。在酒席前后不消说就是打牌。
那时候我们打的还是纸牌，是由一点到十二点的，我们喜欢打的是“逗十四”和“卯十”。再不然就是“推牌九”了。麻雀牌已经到了嘉定，但是很少。
我不久也成了这“转转会”的一位会员。
在那会员里面有一位姓汪的少年，他的面貌很端丽，是“转转会内之花”；一班的人都是如蝇逐膻的向他献媚，向他**。
他特别和我要起好来。我们差不多每天每天都不能不见面了。
他家里开的是绸缎铺，也是在玉堂街上。他只有一位母亲；所以他的行动便流于**。每天午后他在铺店门口等我，我只要一下课便请假出去会他。
我在这儿才感着真正的初恋了，但是对于男性的初恋。
他在前本来有一位很钟爱他的人，但他把他疏远了；他倾向到我来也到了一刻不能相离的光景。
我的严正的一批朋友，张伯安、吴尚之诸人，他们看见我一天一天地趋于游**，便暗暗替我担心。在休假的时候他们每爱把我引到别的地方去，避开我那些游**的友人。但是那姓汪的少年我是不能离开他的，他也因为我的关系偶尔加入我们的严正的游队里面。
少年一和我接近之后，渐渐和他从前的朋友们隔离了；他喜欢的是单独地和我两人游玩。我们相会多半是在夜间或者黄昏的时候，我们总是避开繁华的市街，向那绝少人行的城外或者城墙边上去散步。
我们时而是很感伤的。
我问他为甚么不读书？
他说是他父亲死早了，便失了学。
我时常想，假使他是在读书，而且和我是同学同班的时候，那真是再圆满也没有了。
他有时候也要求我，要我得志后不要忘记他。我当时也好像觉得我很有力量把他提拔出那种境遇的一样。
他避人也是因为怕人说闲话的原故。他专一和我要好，他以前的朋友便对于他啧有烦言。有一天晚上他和我在月儿塘的草地上走着，我们时而又去倚靠着那月儿塘上的红石栏杆。月光是很朦胧的，四面的人家也点起了朦胧的灯火。
他对我说：“我和你好，他们在说我的闲话，但是我是不怕的。我们一个是心甘，一个是情愿。”
正说到这儿，远远来了一个人，我们把话停止了。人影走拢了来，原来就是“转转会”里面的一个人物。他话中有话的说：
——“啊，你两个！”
就这样说了一声，那人便走过身去了。少年向着他的背影回答了一声：
——“唔，我两个！我两个又怎样呢？”
那边也没有回答。
我和他交好，我的朋友们很替我危险，甚至于连行星里面的天王星都在忠告我；说我和汪少年要好，我反转要受他的暗算。我只是感觉着一种苦笑。
他对于我十分恳切，有时候就像我的一位姐姐一样。
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吃醉了，是有许多人一道喝酒的，散后只有他跟随着我。我们走过一家烟馆门前，突然遇着一位“鸡仔”。他本来是一位府学的儿子，后来府学死了，一家人流落在嘉定也相继死了，只剩下这位儿子竟成了“鸡仔”。——这是相公的别名。我拉着他，叫他陪我去喝酒。我们在一家小酒店里面又喝起来。夜渐渐深了，汪君催我回学堂去。我说不回去，要引着那位相公去开旅馆。汪君他也把我没法。他借着买下酒菜为名，拿了两块大洋给那相公，和他说了一些话叫他走了。那人一去便没有转来。
汪君后来还对我说：那孩子很不肯走，他的意思好像还怪他吃醋。
那晚上我醉得一塌糊涂，汪君把我扶到他自己家里去，还劳他的母亲服侍了我一夜。
是那年的年底，还是第二年的年初，我现在记不准确了。
那也是一场醉后的事情。
我同几个“转转会”的人喝酒，喝了后又打牌，已经半夜过了，我的钱输光了，我还要要求打。有一位说要打现钱，我便和他吵闹起来。我痛骂他，说他侮辱了我，怕我输了不给钱。两个都把脸破了，我便一冲冲出那店铺来。那是县街上的一家药店，就是和我吵架的那人家里的。
那时还没有电灯，昏黄的街灯照着悠悠的夜景，街上已经没有行人了。
打牌是有汪君在场的。我和主人决裂了，冲了出来，我相信他一定要跟着我走。但我走出街来以后，走不多远我便立在街边等了一会，却不见有人在后面跟来。我又愤恨，又绝望，想到学堂的门是已经关了，便顺便走进街头的一家客栈里去，客栈的么司务把我引上了楼。一个长条房间，沿着壁摆了三尊床。**是只有草和一张草席的。
我抢着床头有一个长桌的床便和着衣裳倒了下去。么司务抱着一床被条走进来，把它盖在我的身上，就像压下了一张石板一样。随手点燃了桌上的一盏菜油灯。他又走出去了。
我模模糊糊地睡着，恨我受了侮辱，又恨那汪少年不跟着我来。我想到身上没有钱，明天怎样出客栈，心里也暗暗地着急。口渴极了，向么司务要茶水喝，但他说已熄了炉火了。没有法子，只得忍耐。
模糊地睡熟了。有人吻着我，把甜蜜的凉汁渡入我的口中。我睁开眼睛一看就是汪君。我真是喜出望外了。
我责备他：“你为甚么不跟着我来？”
他说：“在人面前怎么好那样呢？你走了我们还打了一两和牌，我装着肚痛才告退出来了的。他们也醉了，和你吵的老陈吐得一塌糊涂。”
——“你怎么晓得我是在这儿的？”
——“我晓得你不能回学堂，一定是在客栈里睡。几家客栈我都沿街打听了来，在这儿才找着你。我想你一定口渴，在街上买了几节红甘蔗来。”
说着他又笑融融地咬了一口来渡在我的口里。
——“啊，我真爱你呀！”我紧紧地把他抱着。
他那晚上就和我睡了一夜，第二天清早还是他给了栈房钱我才出来了的。
第一学期的半年就是这样**过去了，不消说完全没有学到甚么。我的修身分数是在二十五分前面还打了一个负号的。
三
第二学期的中学校又换了一种花样了。
全校的教职员完全更换，一个都没有剩留。
校长姓秦，是犍为县的人，他在成都师范学校做过监学。他所找的人比第一学期的是要稍微整齐一点。但严格地说来，两者的相差也很有限。譬如成都高等学校预科毕业的数学教员，读“英文”的“English”为“因革赖徐”，读“学校”的“Schoo-l”为“时西火儿”，这已经是够令人滑稽了。同校出身的植物教员把别人的钞本来讲授，竟把草写的“天然景象”误认成“天龙景象”，讲了一大篇“飞龙在天”、“现龙在田”的《易》理。
有一位姓罗的监学，他本是峨眉县的秀才，又是留东学生。他替我们讲国文，讲韩退之《送董少南序》，那里面有“为我吊望诸君之墓而观于其市，犹复有昔日之屠狗者乎”的一句话，他不知道“望诸君”就是乐毅，他讲道：
“你去把那些诸君的坟墓吊望一下罢，看那市面上还有没有从前的卖狗肉的？”我们好笑，笑得忍不住，我们给他取了一个日本式的诨名叫“猪头望三郎”，别号又叫“狗肉先生”。
像这样的笑话是不一而足的。不过从整个的来说这一学期的先生比第一学期是要高超一点，多少他们还见过一些世面，进过几天学堂门。但他们，特别是一位监学名叫丁平子的先生，却异常的自负。
丁先生也是一位日本留学生，他是荣县人，是一九〇七年日本留学生闹取缔风潮回国的。那时候他在当四川留东同乡会的总干事，他在留学界中当然是铮铮佼佼的一流。
他的身体非常矮小，面孔是一个正三角形，上颚的两个门牙暴得非常厉害。他自己很以辩才自雄，但他的声音非常尖锐，语调非常的不自然。这无论怎么也没有雄辩家的资格的。不过他为人很狡猾，他爱弄诡辩，你要和他说话总说不过他。
他们这些先生在那时候或许事在难免，因为要统辖在第一学期中过于放纵的学生，所谓“刑乱国用重典”，是要采取严厉手段的。但是他们是过于专横了。他们不是以学生利益为本位，只是以显示自己的身手，显示自己的威风为目的。
才开学不两天，有一位夹江的很小很小的姓宿的学生，便在吃中饭的时候，因为自己桌上的椒油辣子吃完了，便去把会食的监学桌上的一碟辣子取了来。监学是一人一桌的，一碟辣子当然会有剩余。出乎意外的是那天会食的詹监学，他竟拍案大怒，说这姓宿的同学侮慢师长。
姓宿的本来是一位很守本分的孩子，他去拿监学桌上的辣子，一定以为这是很平常的事，其实在谁个看来也是很平常的事，决不会有甚么侮慢师长的存心。然而“上任三把的新官火”不幸正落在宿君的头上，就在那天下午，学校竟公然雷厉风行的挂了宿君的斥退牌。
这是太横暴了！这便激起了全校学生的公愤，当天下午便罢了课，举出了两位代表去和监学们办交涉。代表，一位是乐山学生姓易的，一位是姓周的威远学生。
他们两人在监学室里和三位监学先生讲话，差不多只听见丁平子一个人的尖锐的声音在咬文嚼字。
全校的学生都围在窗前，那当然是嘈杂不堪的。丁平子便借着弹压窗外的学生为名总不与代表们说到本题上来。
姓周的说：“我们是全校学生的代表，先生，你且听我们说，不要顾左右而言他，只是听窗外的声音向窗外的人说话。”
——“然而监学有目，谁能令其不视？监学有耳，谁能令其不听？监学有古，谁能令其不说？”
这就是雄辩家的一种尖声尖气的雄辩。
姓易的是一位老学生，他的年纪怕比那任谁那一位监学的年纪还要大些，他素来谈话是老气横秋的；他又横秋起他的老气来了。他向丁监学说：
——“丁先生，你的肝火太旺了。”
“搭”的又是一下拍案的声音。
——“甚么？甚么叫肝火旺？你真胡闹！你真侮慢师长！斥退！斥退！”
尖声气连连地冒火，怎么也不由分说，立刻把周、易二位推了出来。
不上十分钟的光景，监学室的窗上又挂了一道牌出来。周、易二君以煽动罢课、侮慢师长的罪名，又遭斥退了。
学生还继续罢了两天的课，终因他们用高压手段和牢笼政策，把学生的团结切破了，他们便硬把学生的愤怒镇压了下来，但是稍有血气的人谁个能够心服呢？
平心地说，他们就这样横不讲理地把学生压伏着了，假使他们真真正正有点相当的学殖足以引导学生，那他们也未尝不可以使人心服。但他们却是空空如也，而且还十二万分的心骄气浮。
像丁平子要算是他们之中的佼佼者了。他担任世界地理，他的讲义模仿的是章太炎的笔法，写些古而怪之怪而古之的奇字，用些颠而倒之倒而颠之的奇句。他并不是在讲科学，他是拼命在熬文章。讲了半年仅仅讲了几篇绪论——实在是倒通不通的绪论。
世间上的通病，不美的妇人总爱搽一脸的胭脂水粉，不通的文章总爱镂心刻骨的雕琢。结果是愈妆扮愈丑，愈雕琢愈不通。他或者她假如知道不雕琢不装饰的自然美，那他已经达到通人之域了。人的美不是在皮肤上的，文字的美也是一样，它总要有一种内在的显示。
他们的骄傲不仅在学生间不能得人心服，便是城里的老名士辈都看不惯了。他们有一次去游高标山的万景楼，做了一副木联来挂在楼上。那联语是：
六秀才同游一日
万景楼从此千秋
因为他们去的人中刚好有六位秀才，这种旁若无人的态度把那极温诚的王畏岩老先生也激愤了，老先生把那联语改成：
六秀才只通六窍
万景楼遗臭万年
在下边正正当当题出了改窜者王畏岩的几个字。
他们受了这样的毒骂，后来还闹了好久的笔墨官司。
他们这一批教职员来了之后，把学生的班次也从新改组过了，把我们旧的学生仍然分成三班，但不是从前纯粹依地域的分法。甲一、甲二是注重英文的，甲三注重日文。我因为恨那教英文的一位杨先生，便反抗的入了注重日文的甲三班。甲三班的人大概都是一些有几分叛逆性者的集合。
我们的英文那时候真是可怜。用的是日本正则英文学校的教本，那位杨先生以他仅仅在高等学校学了一两年的程度，把那“比阿把”、“比奥保”、“比爱摆”的拼音便教了我们半年。
我们的日文不消说也是一样的可怜。教日文的先生也仅是在成都东游预备学堂学了一年的程度；这样的程度便来教人的外国语真是太严肃的儿戏了。我们学日文学了一两个学期，用尽我们的力量连五十音都没有学好。
学堂里没有可学的东西，少年的各种能力他总要寻出发泄的机会来消费的。第一学期中是消费于酒，消费于游**，第二学期中这个倾向虽然仍旧继续，但已经没有从前那样厉害了。重要的原因或者也可以说是那姓汪的少年救了我。我自从和他两个成了莫逆之交，我事实上成为了那一群游**儿们的情敌，自然不能不和他们疏远。我一和他们疏远，自然又不能不向新的方面发展了。
我所发展向的新的方面是甚么呢？便是文学。因为我们可以自修的是只有文学，有资格足以供我们领教的也只有通文学的人。
中学堂的经学教员黄经华先生是我们乐山人，他也是廖季平先生的门生。他很喜欢我，借了不少的书给我看。在小学校对于今文学发生的趣味是他为我护惜着的。他教的是《春秋》，就是根据廖季平先生三传一家的学说。他很有把孔子宗教化的倾向，他说唐虞三代都是假的，“六艺”都是孔子的创作，就是所谓托古改制。为甚么《左传》里面在孔子以前人的口中征引“六艺”的文字？他说这便是孔门的有组织有计划的通同作弊了。他怕空言无益，所以才借重于外，托诸古人，又怕别人看穿了他的伪托不信任他，所以才特别自我作古的假造出许多的历史。他这种见解在当时是很新鲜的。
章太炎的《国粹学报》，梁任公的《清议报》，就在这时候和我见面了。章太炎的文章我实在看不懂，不过我们很崇拜他，因为他是革命家的原故。革命家的言论为甚么要那样的难懂，一点也不带点革命性？这是我们很怀疑的地方。有人对我说，难懂的是他论学的文章，他关于革命的言论是比较容易懂的。但那时候他办的《民报》是禁书，我们没有可能得到阅读的机会。
《清议报》很容易看懂，虽然言论很浅薄，但它却表现出具有一种新的气象。那时候的梁任公已经成了保皇党了。我们心里很鄙屑他，但却喜欢他的著书。他著的《意大利建国三杰》，他译的《经国美谈》，以轻灵的笔调描写那亡命的志士，建国的英雄，真是令人心醉。我在崇拜拿破仑、毕士麦之余便是崇拜的加富尔、加里波蒂、玛志尼了。
平心而论，梁任公的地位在当时确是不失为一个革命家的代表。他是生在中国的封建制度被资本主义冲破了的时候，他负载着时代的使命，标榜自由思想而与封建的残垒作战。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习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换句话说：就是当时的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他是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有力的代言者，他的功绩实不在章太炎辈之下。他们所不同的，只是后者的主张要经过一次狭义的民族革命，前者以为这是不必要的破坏罢了。他们都是醉心资本主义的人，都是资本制度国家的景仰者，都在主张立宪。同样的立宪，美、法的民主和英、日的君主是并没有两样的。……
林琴南译的小说在当时是很流行的，那也是我所嗜好的一种读物。我最初读的是Haggard的《迦茵小传》。那女主人公的迦茵是怎样的引起了我深厚的同情，诱出了我大量的眼泪哟。我很爱怜她，我也很羡慕她的爱人亨利。当我读到亨利上古塔去替她取鸦雏，从古塔的顶上坠下，她张着两手去接受着他的时候，就好像我自己是从凌云山上的古塔顶坠下来了的一样。我想假使有那样爱我的美好的迦茵姑娘，我就从凌云山的塔顶坠下，我就为她而死，也很甘心。有时在迦茵的位置上把那少年汪君替换上去，但总觉得不自然。因为他也是男子。很像用不着我用多大的力量去保护他的一样。
《迦茵小传》有两种译本，林琴南译的在后。在前的一种只译了一半。这两种译本我都读过，这怕是我读过的西洋小说的第一种。这在世界的文学史上并没有甚么地位，但经林琴南的那种简洁的古文译出来，却增了不少的光彩。前几年我们在战取白话文的地位的时候，林琴南是我们当前的敌人，那时的人对于他的批评或许不免有一概抹杀的倾向，但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能够抹杀的。他在文学上的功劳，就如梁任公在文化批评上的一样，他们都是资本主义革命潮流的人物，而且是相当有些建树的人物。
林译小说中对于我后来的文学倾向上有决定的影响的，是Scott的《Ivanhoe》，他译成《撒喀逊劫后英雄略》。这书后来我读过英文，他的误译和省略处虽很不少，但那种浪漫主义的精神他是具象地提示给我了。我受Scott的影响很深，这差不多是我的一个秘密。我的朋友似乎还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我读Scott的著作也并不多，实际上怕只有《Ivanhoe》一种。我对于他并没有甚么深刻的研究。然而在幼时印入脑中的铭感，就好像车辙的古道一般，很不容易磨灭。
Lamb的《Tales from Shakespeare》，林琴南译为《英国诗人吟边燕语》，也使我感受着无上的兴趣。它无形之间给了我很大的影响。后来我虽然也读过《Tempest》、《Hamlet》、《Romeo and Juliet》等莎氏的原作，但总觉得没有小时所读的那种童话式的译述来得更亲切了。
四
回想起来，我那回所害的大病的确是Typhus abdominalis。
那是一九〇八年的秋天，中学堂第二学年的第一学期。
中秋过后没有几天，人总是非常的疲倦。头痛、下痢、咳嗽，时时流鼻血，食欲差不多完全消失了，油荤非常厌弃，吃素菜也完全没有口味。
要说有甚么大了不起的病罢，又像没有。每天还是在起床，还是在照常上课。但是自己却非常悲观，好像自己的病异常严重，非死不可的一样。
死！这是从来没有上过念头的事情，突然好像在航海中的远山，模糊地显现在水平线上来了。疲倦得不能支持，向监学请了假，把白昼是锁闭着的寝室打开，一进寂寥的寝室里去，向着空漠处突然站立着了。
“啊，我是一定要死的！”
不知不觉地流出眼泪来。
这是所谓hypochondria的现象，这在肠伤寒的潜伏期中是必然要发生的现象。
像这样前驱的症候怕经过了一个星期，渐渐地不能支持，我便决心回家。由城里回家是要坐轿的，适逢其会正当我要回家的头一天，我那位嫡堂兄的三哥从省城回来，他是在省城铁道学堂才毕了业的。他也要回家，我们两人便恰好同路。但到第二天上，不凑巧，他找不着轿子。
我想他是衣锦荣归的人，同时又有三嫂在家里等着他，我便把我定下的轿子让给他坐了。
三哥回去后，我又在城里耽搁了几天，下痢的次数愈见多，热候渐渐持续起来，怎么也不能再支持下去了。
“回去，回去，我是不能再迟延的。”
雇定了肩舆由大西门出城，走到十里路的地方要渡过那条雅河。过河转向东南再走十里，便是水口场，轿夫照例是要在这儿吃早饭，过烟瘾的。
我们四川的轿夫差不多没有不抽鸦片烟的人。他们是到了只要有烟抽，甚至于连饭都可以不要的程度。结果是他们一天所得的钱，也就只好勉强够他们抽烟。在那时候鸦片烟还不很贵，吃饭倒很有几分艰难了。轿夫们在吃饭艰难的时候，逢着可以当饭的便宜的鸦片烟，那他们是怎样的欢喜呢。他们自然管不到甚么中毒不中毒，只要可以免掉吃饭的艰难，而且还可以除去许多痛苦，那便是天赐的灵膏。他们更管不到甚么亡国不亡国了。所以结果是轿夫抽鸦片烟成为了普遍的现象。但是，是多么悲惨的现象哟！
鸦片烟——吃饭问题，这是相连系的。鸦片烟的输入就是资本帝国主义的袭来。资本帝国主义的袭来就是使吃饭成为问题的重要原因。做苦力的人，在封建制度的社会中，已经就是由吃饭困难产生出来的，那更经得起更高级的榨取，更高级的剥削呢？种田十年不如种烟一年。烟愈多，饭愈少。做苦力的人当然只好抽烟而不见吃饭了。
四川的轿夫你们是看不得的，一个个就像从坟墓里拖出来的骷髅。然而他们还是要抽烟，还是不能不抽烟。
我从前读过Tolstoy的一篇论麻醉性嗜好品的文章，他的大意是劳动阶级多半喜欢吃酒吃烟，那原因是想麻醉自己的良心，不忍见自己妻儿们无法避免的受难。这个当然是一个可以推想的原因。但我感觉着怕还是自己吃饭的问题要占动机的第一位罢？服用麻醉剂自己可以多出些力，少吃些饭，这是科学的事实。
到了水口场，轿夫们照例去抽烟去了。我坐在一家么店里休息。——那是兼营着饭馆、客栈、茶店、酒店各种生意的地方。这种铺店的街灯上，照例是写着“酒饭便易，河水香茶”。
我坐在店门口的一座方桌上，泡了一碗普洱茶，饭是一点也不想用的。淡淡的秋阳很忧郁地照在不洁的街道上，一切都好像带着一种惨白的颜色。自己心里非常忧虑，因为一天要泻好几次的肚腹要坐长途的肩舆，真是一种黄色的恐怖。
——“八老师，你的脸色怎么那样苍白？你人不好吗？”
我们同场的人叫我们兄弟都是在排行之下加“老师”两个字。是一位同场的人名叫杜子康的突然遇见我，很惊异地向我发问。
——“是的，我泻肚子。”
——“哦，那很不方便，你是回府，还是下嘉定呢？”
——“我是要回家去养病的。”
——“哦，还要坐五六十里路的轿子啦！”
他踌躇了一下又说道：“你来，你来，我拿一样药给你吃。”
他也是在那么店里休息着的，他是要进城去。我跟着他走进店里的一间房间里，那儿摆着几尊床，**放着草和席子，枕头是几桩圆木。他向一尊摆着烟家具的**躺下去了，叫我睡在他的对面。
——“这东西对于止泻是很有效的，你要吃一两口才行。”
他把烟灯点燃，一面开着烟泡一面对我说。鸦片烟的烟味很好闻，靠在别人的烟盘上“摆龙门阵”，那真是一种神秘的境地。在吃饭不大成问题的人也普遍的嗜好鸦片烟，他们所追求的便是这种神味，比这还要更进好几百层的神味。烟盒子对于他们是地上的乐园。
我勉勉强强地抽了两口烟，烟泡子怕起了好几次火；抽起来的味道很苦，没有不抽的时候那样好闻。抽烟也是有艺术的，抽不来烟的人只好像吹洞箫一样的吹，不会吸。不是把灯吹熄，便是让烟泡子着火。要抽一两口烟，装烟的人真是要费很大的气力。
你听抽烟的人讲起抽烟的艺术，那真津津有味了。
开始是烟家具的讲究。所有一切的烟斗、烟枪、烟灯、烟签，都有有名的出产地或专门的匠人。烟枪的讲究可真不亚于女人的讲究梳头。为要使那枪杆的色气染成金黄，他们不惜把自己的烟枪在尿缸里浸过好几个礼拜。烟嘴和烟脚是要用上好的玉石来装饰的。枪裹肚不是纯银便是纯金，还要嵌上许多宝石。
其次是开烟的手腕。这是很精巧的一种技艺，要把烟泡子炼来非常粘韧，上在烟斗上要形成一个肚脐眼，那便是上选。
连吃烟的声音也可以听得出那人的手腕的高下。要一气呵成，要玲珑清冽，活乐翁、活乐翁、活乐翁地好像大珠小珠落玉盘。
这些艺术，门外的人只凭着耳食的绪余是不能够形容尽致的。这是吸鸦片的艺术，也就是有闲阶级的艺术一般。他们是要讲究雕琢，讲究色彩，讲究声韵，讲究神味的，这不是和抽鸦片烟的艺术是完全相通的吗？欧洲颓废派的文人Coleridge，DeQuincey，Baudelaire，Verlaine等等不同时就是鸦片烟的嗜好者、赞美者吗？
有产阶级的艺术就是鸦片！
吃了杜子康的两口鸦片委实是见了奇效，那天坐了一天的轿子，在黄昏的时候到家，竟一次都没有泻过。
回家走进中堂，在阶缘上遇着三嫂。
她笑着说：“八弟，你回来了。”
我也笑着回应她说：“我回来了。”后来她对我说，我那时的笑容是很凄寂的。
我走路已经很勉强了，父亲从后堂走出，劈头遇着我。父亲很带着一种惊异的神色。
——“八儿，你怎样的？”
——“我人不大好。”
父亲转过身跟着我走进去。我的两个妹妹和三个侄女来扶着我，她们是和母亲坐在后堂的门口的。
母亲也站起来迎着我。
——“八二，你回来了，你人不好吗？”
——“我回来了，妈，我人不大好。”
走进母亲房里去，倒在前面的一间厢房里的**睡下，我从此便失掉知觉了。
五
父亲是懂中医的，但他并没有学过医。他只是凭自己的聪明和经验，集收了不少的医药的知识。他看病不评脉，也不谈甚么阴阳五行的玄理。他只望望气色，问问病情，看看舌苔，审审热候罢了。在缺少医师的我们乡下，他虽然并没有挂牌，但也有不少的病人找他。事情也奇怪，凡是找他的人大概都是药到病除。因此，乡里人差不多把他当成了救世主一样。我们的大伯父也时常嘲笑他，说他是“神仙太医”。
这种事实在科学上是可以说明的。本来人的本身具有自然疗养的力量，一切的病患都是自己在疗养，医生不过是帮助这种机构的运行罢了。所以大概的病只要能够静养，都可以不药而痊。一般医生虽然平庸到万分，也能够糊口的原故就在这个地方了。父亲用的药是一些温和的药，这对于人的身体是不会有害的。又加以别人信仰他，这第一着便使患者安心，是医病的第一种妙剂。
我那回回到家中，父亲照着平常的惯例，也就开了一服温和的药给我吃。平常家里人一有病痛都是用父亲的药方的，但我的病情太重了，使他失了主宰。他便不能不去找我们场上的唯一儒医宋相臣先生了。
宋相臣先生是一位秀才，他本来不是我们场上的人，是从流华溪迁徙来的。听说他在小的时候是无父无母的孤儿，他在一家药店里当小工，药店主人看见他勤敏，才收他为弟子，教他读书，后来他竟成了名，进了学。他的夫人就是那药店主人的女公子。他是在药店里面陶养出来的，不消说是以医为业。但他的医业的行世，与其说是靠他的技术，宁肯说是靠他的秀才学位。他是专家，但是乡里人却不大肯去找他，或许也怕是要花钱的原故。
父亲和他很相好，对于他的医道虽不很心服，但我的病症太重，因为他是专家，便还是走去和他商量。
我在泻肚子，宋先生说这是“阴症”。我的发烧、流鼻血等等据说又是“外感”。要先治里后治表。于是给我一服分两很重的附片、干姜。
药方的决定是在我回家后的第二天上半天。我的热度那时稍微退了一点——这是当然的。伤寒症的热候通是上半天低，下半天高。我那时候一点意识也没有，怕已经在四十度以上了罢。
药方决定了，是我的大嫂亲手替我熬的。大伯父也很关心，他平常是不进我们父母房间的人，却一天也要来看我一两次。他看见大嫂在熬药，还给她些注意，说要留心，不要使药罐沸了，总要熬得很浓。
一服大热药而且还熬得很浓，这吃了便立地见效。所有一切的粘膜都焦黑了，口舌眼鼻没有一处不是纯黑的。脑症爆发了出来，就像发了狂的一样。
——“我要到地下去睡！我要到地下去睡！”
我在**总是不想安定，总要奔往床下。我不住地乱吼。我所吼的要往地下去睡，听的人又加上了一种不祥的意思。这使全家上下都鼎沸了，尤其不安的是我的母亲。
宋先生束手无策了。父亲和伯父也都缩手无策了。邻村附近的医生是有限的，谁都配不上去请求。要下城去请罢，医生请来恐怕人已经死了。
但是说死，我又没有断气，只要有法可想总也不能不设法。当天便去请巫师来降神了，听说在我的床前杀了一只雄鸡，把心脏挖了出来敷在我的心上，这倒不晓得甚么意思。
还吃过甚么雄黄丸、六神丸，方法差不多都用尽了。
到了第三天上半天，有位从堂的叔父，他推荐一位姓赵的医生。赵先生住在隔河三十里的太平市，从来没有名望。瑞叔也只是在偶尔的一个机会上认识了他。死马当着活马医罢，没有办法只好去请赵先生了。
赵先生是到第四天上午才请来了的。他一来，就开始了斗争。他的主张和宋相臣完全相反。他说我的病是“阳症”，完全要用凉药。他开了一服分两很重的芒硝、大黄。宋先生不消说是反对的，父亲也不敢赞成他的主张。从上午起彼此讨论病情，讨论到下午，怕要到四五点钟的时候了，药方都还是不能决定下来。母亲为催这药方，从后堂走到前堂来，往返了五六次。
我的四姐是许配在隔河的许湾的，那在太平市下游还有十里路远。我回家的晚上便请母亲派人去接四姐回来。四姐大约是第二天的下午或者第三天的上午才回家来的。她就和我母亲交替地看护着我。
四姐回来的时候听说我好像清醒过一下，我对四姐说：
——“四姐，五哥死了！”
我说了就哭了起来，她起初还以为我是在说谵呓，但我给她说在某一本书里面夹着有一封信，教她不要把给父母看。
信是果然有的，那是五哥从日本写回来的。他在日本和大哥生了点间隙，大约因为钱不够用。他的信上便写了许多要自杀的话头。信我是在嘉定接着的，回家来便夹在那本书里面。但这些我在病好后都失去了记忆，我和四姐的对话完全是下层意识的作用。
在那最后一次我母亲出去催药方的时候，天色渐渐黑下来了，本来是光线不足的房里便愈加阴晦起来。四姐一个人守着我，我是一个半死的人。张起焦黑的嘴唇，翻着白眼睡着。安静的时候，就像死人一样。不安静的时候，就像狂人一样。四姐不消说是很害怕的。她在我母亲出去了一会之后，也走出来唤我母亲。
她只叫了一声“妈！”
我母亲号啕痛哭起来了：
——“啊，八儿死了吗？八儿死了吗？赶快把帐子给他下了，免得他打进枉（网）死城去。”
说着，哭着，便朝里面走，再没有工夫听四姐的分说。伯母、叔母、嫂子、姐子，都跟着母亲朝里走。但是我是并没有死的。后来在我病好的时候，我母亲笑我四姐，我四姐也笑我母亲。
母亲说：“四姑娘，你想，那时候大家都是提心吊胆的，你把他丢了，一个人跑出来，哭声哭气地喊我，谁个也会想到八儿是已经死了的啦。”
我们四姐也说母亲太着急了，一点都不由分说。
——“那时候你就向我分说，我以为你是假意说来安我的心的。”
赵医生的主见很坚决，他绝对要用他的药方。如不用他的药方他就要走。他说他的药方虽然是泻药，但吃下去病人泻的次数会一天一天地减少，而且要干到没有的程度。连父亲要稍微减轻他的分两他都不肯赞成，他那种刚愎的态度听说实在是少见的。
在那时我也奇怪。我母亲说是我有神人搭救，是我该得不死。但那也自然是一种潜在意识的作用了。分明是失了意识的我，我卧在**偏偏会喊出：“我要吃姓赵的药！我要吃姓赵的药！”我们母亲把这件事情看得很不可思议，吃姓赵的药最后是母亲作的主，她是照着我的要求决定的。父亲呢？他完全没有主宰了，他只是听天由命。假使吃了是死，那不吃也是死。所以他也赞成吃了，是一种绝望的赞成。
出乎意外的是吃了姓赵的泻药，病情并不见增加，而且果如所料，泻的次数减少了下来。大夫主张还要吃，一连吃了六服，大概是两天一服的光景，这也差不多有两个礼拜了，我那时候下的只是一个两个很小很小的黑结，臭气是非常厉害的。那时候我的意识渐渐恢复了，我自己也晓得臭味了。那种黑结我到现在还不知道是甚么东西，或者是那肠内的结痂的排除罢？在这时候那姓赵的还要用下药，父亲便再没有依照他的主张了。大夫把药方开好总是不用，用的是父亲自己处的药方。这或许也是我该得不死，是我父亲把我搭救了。肠伤寒在那脱痂中是最容易发生肠穿孔、肠出血的危候的，假使在那时还要继续用泻药，那会得到一个甚么结果，真是谁也不能预料了。
高度的热候渐渐地平复下来了。我差不多有三个礼拜水米不曾沾牙，我是骨瘦如柴的。到我能够起床，能够坐着不发生动摇，也好像还经过了三四个礼拜。不幸的是并发症发作了。耳朵聋了好久，一直到现在都还是十分重听。这是并发症的中耳炎。腰部痛了好久，痛得夜里都失了睡眠，这是并发症的脊椎加里司（Wirbelcaries）。这些并发症和治疗在当时都是不知道的，虽然也吃了些汉药，但等于听其自然！耳朵的半聋，腰椎的不能久经劳动，这是我生理上的最大的缺陷。
当我热度很高的时候，我一切知觉都失掉了，但我的潜在意识却非常活跃，我是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
我已经到了上海，而且在上海进了学堂，那学堂也是考棚改的。
我在那儿住了一学期竟公然考了第一。在第二学期中我因为跳木马把左手跳伤了，不能不回家就医，但我又舍不得抛荒了学校的学业。后来我想了一个两全的办法，便是把手切下来送回家就医，我自己仍留在学校里。
就这样昏昏瞀瞀、似梦非梦地继续下去。一时好像看见自己的左肘挂在父亲的床柱上就医，脱离了躯干的左肘已经枯黑了，自己不免有些感伤。同时自己也觉得好像有些不合理。
但一时又站在上海城头看东海日出。那时候我以为上海是在海边，只要立在城头便可以看见海。茫茫的一片大海从城下一直迷漫出去，一望都是云雾。在那云雾当中昏昏瞀瞀的一轮红日。这便是所谓东海日出的光景了。但过细的看，又好像只是立在嘉定城头看青衣江上的旭日。
自己的左肘在家里就医，在上海的身体不免时常想回家来看看。正在疑惑着：太远了怎么可以回去？但一转瞬间又已经飞回到家里了。飞回家时是要经过巫峡的，很想在飞回上海时看个清楚，但总是云雾层层的，看不清楚。
有时候好像有一位朋友把我引到一家人家去，一进门才晓得是娼家。我便责骂了那位朋友一场和他绝了交。
有时候又好像因为自己的书法很好，被那一个的国王看中了，便聘请我去做客卿。因为我爱**，便替我修了一个菊圃。我住在一座玻璃亭子里面，四面都是各种各样的**。
就是这样的好像有联系好像又没有联系的不规则的幻想，时隐时现，一直缠绕了我好几天。我在梦中就好像过了好几年。
六
三月了。
学校正在举行临时试验，家里打发了一乘轿子来接我回去。因为在去年年底死了的大伯父要上山了。
我们大伯父是在二十岁的时候得了痨症，真是亏他调养，他一直活到六十二岁才过世。
试验要在下午两点钟的时候才能完毕，完毕了动身出城时已经是三点钟了。
三月的天气很短，抬我的两位轿夫，一个叫吴长发，一个叫张老大，都是我们乡里有数的老轿夫。他们抬着我走不上四十里路光景，天便黑了下来。我心里非常着急，我便下来让轿，让他们抬着空轿子走。那两个老先生真是没中用，抬着空轿子都走不赢我，一直便落在后边去了。
我一个人在路上走。天色渐渐地黑到快要伸手不见掌了。我是从来没有走过夜路的，路又非常的寂寥，沿着大渡河走差不多三五里路都是渺无人烟。大渡河的流水活落、活落、活落地在那黑暗中流着。靠山的一面不断地有风吹林木的声音。
路愈黑，愈见增加着胆怯。一面怕有强盗乘着夜阴出来抢劫，一面又在怕鬼，虽然自己并不相信有鬼。路上黑森森的林木都好像活着的魔鬼一样向你袭来，只是使你的毛骨悚然。走到有人家的地方时，怕强盗的心理又要占优势了。到那时又只好放轻着脚步，凝集着呼吸，一样毛骨悚然地悄悄地走过。就这样，我走了二十几里路，走到酆都庙了。
酆都庙的村落是在一个山坳里，平时我们很忌避那个地方。在小水天的时候，村前面一个大大的水湾现成沙地，人们就在这沙地上取捷路走过。
我走到酆都庙了。没有灯亮一人还要走十五里路，我终竟没有那样的胆量了。但我同时也放大了胆子走进了酆都庙的市街。我有两种想法。我想那两位老轿夫走到这儿一定要上街买灯火的，我不如在那街口的一家么店上等他们。万一他们不来时，不买灯火我也不敢再走了。
我上街去走到一家卖蜡烛的店里。这儿刚好有几位我们场上的人在做饭吃。他们都是江湖上的人。好像是“礼”字堂或“智”字堂的兄弟。他们见了我非常的亲密的。
——“哦，八老师，你是回府吗？”
——“是的，我路走黑了，我来买灯火。”
——“你为甚么没有坐轿子呢？”
——“我让了轿，是吴长发、张老大抬我的，他们抬不动。”
——“啊，是那两位蠢棒？”
他们和我谈了一阵话，我坐在门口等那两位轿夫。他们的饭弄好了，无论如何都要请我去吃。我不得已只得领了情。有一位铜河上游的铜街子的某老大伯爷，他们替我指识了，我便和他两人坐在上席。那老大伯爷真是老，须眉一切都是雪白的了，他非常客气。
我把饭吃完了，又坐在门口等，但那两位轿夫却不见来，我心里有些着急了。
——“八老师，你是在甚么地方让的轿？”
——“还没到罗汉场的时候。”
——“哦，那吗他们一定在罗汉场吃了鸦片烟，看见天气晚了便在那儿落宿了。不然便弯道走到堰溪口去了。”
我也是这样想。我想他们假如走过酆都庙时，无论怎样是要上街来买灯火的。但是念头一决定后，我反而踌蹰起来了。我是回去，还是不回去呢？要回去时，一个人还要走十五里路。
——“八老师，我看你今晚上不要回去罢。路上很不好走。万一踏失了脚，落到河里去了，那不是好玩的。我们明天清早一大早回沙湾，我们一道走罢，连我们今晚上都是不敢走的。”
——“不走，我可没有地方睡呢。”
——“啊，那不要紧，那不要紧！大伯爷的床很宽，可以睡两个人。八老师，你一点也不要客气。我们出门人是用不着客气的。”
——“我一点也没有客气呢，多谢你们。”
坐了好一阵，他们替我把床敷好，我便和那位大伯爷一床。
那是一间很小很小的房间，在老大伯的床之外还有两尊。我看着他们抽鸦片烟，把瘾过足了，把灯吹熄之后，大家便脱衣就寝。
房壁是有无数的大框小洞的，睡在**可以望得见天星。一阵一阵的牛屎臭味。
这是一种奇怪的际遇。我一来不安，二来不惯，睡在**只听见他们次第的打起鼾声，我自己却怎么也不能睡熟。
快天亮了罢，快天亮了罢？怎么总听不到鸡叫？这儿的乡村难道是没有人家养鸡的吗？没有鸡，狗总会有的。天将亮时，狗或许要叫，但也听不到狗叫。睁着眼睛在**总是不能睡熟；但又不好翻身，怕把同床的那位老人搅醒了。我渐渐感觉着燥热起来了。
啊，好容易！远远听着狗的叫声了。不一会又听到许多人的嘈杂的脚步声音。
我睡的地方，隔壁便是一条巷道。嘈杂的脚步声、人声，愈见近了，愈见近了。明晃晃的一道一道的火光从巷道中走过，这从壁缝里是看得很鲜明的。我心里又顿然感觉着一种别样的不安。啊哈，在这儿今晚上有甚么明火抢劫的事情吗？门外有猛烈的敲门声了。啊，就是抢的这家店铺吗？我的悬念刚好起来，又听见门外的人在叫喊了。
——“赵老板，赵老板，沙湾场郭鸣兴堂的八老师……”
啊，救命菩萨！我刚好听了一半便从**跳起来了。
——“哦，我在这儿！我在这儿！”
在外边叫门的分明是我父亲的学徒朱先生和我家里的用人刘老大、刘老么的声音。这当然是我家里派来接我的人了。
我一起床，房里的人大家都醒来了。赵老板和老板娘也起来了，他们把门打开，朱先生、刘老大、刘老么还有其他的人都同声地叫道：
——“啊，八老师！你赶快回去！赶快回去！”
——“怎么？家里出了甚么事情吗？”
——“张老大、吴长发抬着空轿子回去，老太爷、老太娘，都以为他们把你倒在河里面淹死了。老太娘气得死去活来。你赶快回去！赶快回去！”
我回头向各人告辞了，跟着我家里来的人回去。
前途隔不上三五百步路远的光景又是一群灯笼火把走来。看见我们的灯笼火把在走回头路，远远地听见那边的喊声：
——“八老师找着了吗？”
——“找着了！找着了！”
我们这边的一群人回答。从山边的空气中也回答出一片声音：
——“找着了！找着了！”
找着我的打头阵的人们很高兴，我起初还可以听见他们自鸣得意的一番谈话，但渐渐落在我的后边去了。沿途隔不好远便有灯笼火把，都是前前后后派来接我的人。我就像飞的一样走过，他们都掉头跟着我走。一队一队地也渐渐地落在我的后边去了。
我走了十里路，走到了陈大溪。前面又有人在叫：
——“八老师找着了吗？”
是五哥的声音，五哥是去年年底从日本回来的。
——“找着了！找着了！”
——“五哥，我回来了。”
——“啊，你赶快回去！赶快回去！赶快回去看姆。”
我又赶过了他们，我走到了街口了。在百岁坊下又有人在叫：
——“八老师找着了吗？”
是我父亲的声音。
——“找着了，找着了。”
——“爹，我回来了。”
——“哦，你赶快回去！赶快回去看你母亲！”
我又把父亲赶过了。走到家门口，同样遇着许多人，差不多没有时间和他们应答。我一直走进后堂，走进我母亲房里。许多人围在母亲床前，一看见我，——“啊，八弟回来了！——八哥回来了！——八叔回来了！——八老表回来了！……”
差不多异口同音地一齐叫唤了起来。
母亲是睡在**的。我把床前的人分开，跪到床前握着母亲的手。母亲没有等我说话，先开口道：
——“啊，八儿！你回来了！你把娘望得好苦呵。”
母亲的声音是很弱很弱的。母亲把我拉来，坐在她的床边。
大家谈起张老大、吴长发回家时的情形了。
原来他两个是打从酆都庙前面的沙地里通过的。他们走到离城四十里的罗汉场慢慢地吃了饭和烟，再走到堰溪口（隔罗汉场五里路远）天就黑了。在那儿买了灯火，因此便用不着走上酆都庙了。
他们走到家里才晓得我并没有回家。这使他们大吃一惊，同时也使我们家里人大吃一惊。
父母盘问他们，他们是在甚么地方和我分手的？骇昏了的两位老头子支支离离地答应不出一个所以然。
问他们是不是在堰溪口买了灯火，没有上酆都庙去？他们一个人说没有，一个人又说去过。
就这样，使家里人堕入了迷宫。
他们愈受盘问，愈发慌，结果是发起抖来，流起眼泪来，一句话也说不出。
我的父亲、母亲自然要怀疑他们把我倒下河里去了。这在一边临河，一边靠山的道路上是很有可能的。
他们回家的时候是十二点钟的光景，我回家的时候已经快要三点钟了。母亲哭了整整两三个钟头。我们一面在闲话，母亲一面还在叹气。
母亲说：“我真以为你是死了。我怎么也不甘心。你去年害了那场大病，娘好像把你再生了一场。你那时没有死，现在才被淹死，我真是不甘心。……”
我们说了一阵话，父亲、五哥才继续回来了。
还有一会天才亮，大家又才各自去就寝。
第二天清早，在母亲房里遇见我们的新五嫂。五哥在去年年底回来之后，在今年三月初头才结婚的，五嫂到我们家里还不上两个礼拜。
母亲为我指示，说：“这是你的五嫂。”
我说：“我们从前是见过的。”
五嫂红着脸给我一揖，我也还了一揖。
五嫂是王畏岩先生的次女，她长我不过一两个月的光景。王先生的家是在草堂寺附近的，当我在小学校的时候，每逢休假进城、出城，都要打从他房子面前经过。那王师母是喜欢站在门口闲望的。有时候在她的后边立着一个发才复额的姑娘，只露出半面来偷看外边。假使一看见有人经过，她便要立地躲开。有时候也可以看见这个同样的姑娘站在门槽里面的侧门旁边，微微把侧门移开向外边偷看。
这样的情景在现在是不能看见了。从前女子还没有解放的时候，一到十一二岁便要缠脚，蓄头，从此便不能出大门一步。要出大门要坐到水泄不通的轿子里面，和外边的世界可以说完全绝了缘。在这样的时候，外界对于人的**是怎样的猛烈哟！所以虽然是百无所有的空街，那大家闺秀们也不能不偷看的苦心，我们是可以体会了。
那位发才复额的姑娘便是我们的五嫂了。照样是小巧的面庞，双颊晕红，双眉微颦，眼仁漆黑；只是人是长高了。但那细长的身裁，高矮适中。城里人的穿着是比较入时的，因此，新五嫂的确为家中带来了新的气氛。
在我小学校的第二学期的时候，她家里遣人到我家里来说亲，要论年龄相当那是只有我，但我在小时候便已经定了婚，当时五哥的未婚妻却刚好死了。父亲把这种情形回复了王家，五嫂就同五哥定了婚。定婚没两个礼拜而我的未婚妻又病死了。这件事情我们母亲后来常常说起：“一切都是姻缘。假使王家的亲事再迟提两个礼拜，叔嫂不就成为了夫妇吗？”是的，一切都是姻缘。从前女子的命运就是这样决定的，迟早两个礼拜，便有终身的境遇的不同。五嫂与五哥的结婚自然不能说是不幸，但就因为有这样几微之差而生出幸与不幸的，恐怕是不计其数的罢。
五哥定婚的时候是在东洋，他不知道听了甚么人的中伤，说王家的出身微贱，王畏岩先生的祖父好像是位裁缝，他便对于这件婚姻大不满意。他从日本写了无数次的家信回来反对。这或者也怕是对于恋爱结婚的一种憧憬的表现罢？在他们尚未成婚之前我们是很担心的，因为五哥是军人，他的性情很刚愎。但出乎意外的是他们结婚之后，伉俪之笃真真正正如胶似漆了。
在我害肠伤寒的去年下半年，正在我病危的时候，王家遣人来报信，说五嫂也患着热症很危险。五嫂的热症我想来也怕是肠伤寒罢？因为那是一种急性传染症，同在嘉定城，有同受传染的可能。我病了，她也病了。我好了，她也好了。我们的四姐后来还说过笑话：
“你两个幸好不是夫妇。假如你们是夫妇，别人会说你们是害的相思病呢。”
但她的不幸也怕就和我的不幸一样，就在害了这一场重病。
她病后没半年便和五哥结了婚。年底便生了一个侄男，产后仅仅三个月便吐血死了。
她的病在我们中国，从前叫作产后痨，又叫百日痨。这不消说是一种急性的肺结核（Tuberculosis pulmonumacuta）。在从前的人以为在月中行房便要得这种险症，其实完全是一种迷信。
在这儿我有两个揣测。
一个是我们五嫂的肺病是在患了肠伤寒后得的，就像我得了中耳炎、脊椎炎一样，她是得了轻微的肺结核症。——肠伤寒患者是有这种并发症的可能。有肺结核的人经不得生产。假使一经生产，不怕就是轻症也可以立地变成急性的症候，那便有性命的危险。在医药进步的国家，有肺结核的孕妇是要用人工堕胎的。我们的产后痨、百日痨，就是因为缺少这种知识，牺牲了不少的女子了。
还有一个是到了我们家里之后受了传染。
我们的大伯父是多年的肺结核患者，我们的九婶也是得了产后痨死的。五嫂的居室不幸就是九婶住过的房间，我们又不晓得消毒，这就很有受传染的可能的。
无论是那一个原因，我们的五嫂是因为社会的无知而牺牲了。
五嫂死的时候我已经在成都读书。她在临终时大约看见我的幻影，听说她向着空漠中说：“八弟！八弟！你回来了，啊，你回来了！”母亲安慰她说：“你在思念你八弟吗？你八弟在成都读书不能够回来。”但她始终坚持着说：“八弟回来了，回来了。”她还指出我所在的地方。
这位五嫂和我因为年纪不相上下，我们彼此都很避嫌疑，平时是连交谈的时候都很少的。
好像就是那一年的暑假。有一天晚上我和五哥、三哥，还有几位兄弟，在最外一重的中堂里面押诗谜，押到兴头上来了。平常五哥和五嫂差不多是瞬刻不离的，那晚他却为诗谜所缠缚着了。我因为要去找几本旧诗本便一个人走进后堂去。在那第三重的后堂前，五嫂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那儿。她看见我进来了，远远地就招呼着我：
——“八弟，你们在外边做甚么有趣的玩意儿？”
——“在押诗谜呢，很有趣。五嫂，你不去参加吗？”
——“有三哥在那儿，我怎好去得？”
——“三嫂都在那儿呢，你怕甚么？”
——“你一个人怎么又跑进来了？”
——“我进来找诗本子。”
——“你们倒有趣，我一个人在这儿坐得有点害怕了。”
——“我去把五哥叫进来罢，说你有事叫他。”
——“不，你不要去叫他。你就让我一个人在这儿坐坐好了。”
她这样说了，我觉得好像有暂时留着陪伴她的义务一样，怎么也不好离开她就一人走开。
——“怎么不进母亲房间里去坐呢？”
——“母亲已经睡了。”
我走下阶沿，走到养着睡莲的石缸边上。
——“哦，子午莲都开了。”
——“可不是吗！我看着月光从壁上移到了天井的当中。”
就这样我把取旧诗本的念头抛去了，就立在水缸边上陪着她，想暂时疗慰她的寂寞。
可供说话的资料是很少的，因此沉默的时候也很多。
有一次彼此沉默了一会，她突然地微微笑出了声来。
——“想起了甚么事情好笑呢？”我问她。
她说：“我想起了你的相片。”
——“我的相片？”
——“是呢，我们家里有一张小学堂甲班毕业生的相片。”
是的，是有那么一张相片。那时候她的父亲王畏岩先生在做县视学，那相片的当中是有他的。县长坐在正中，视学坐在县长的右边，校长坐在左边。
——“我有甚么好笑呢？”
——“我笑你那矜持的样子。你人又小，要去站在那最高的一层。你看你，把胸口挺着，把颈子扛在一边，想提高你的身子。”
她一面说，一面也做出这样的姿势来形容。她自己又忍不住好笑，连我也陪着笑了。
——“不过，”她又说，“那也正是你的好胜心的表现。你凡事都想出人一头地，凡事都不肯输给别人。是不是呢？”
这是她的观察力的锐敏的地方，我隐隐地佩服她，她好像读破了我的心。
——“八弟，你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吗？”
——“我不知道，是不是叫‘王师什么’呢？”因为她有两位小弟弟，一位叫王师轼，另一位叫王师辙，是说要学习苏轼和苏辙。
——“对了，我叫王师韫。”
——“是谢道韫的韫啦。”
——“你猜对了。”
就这样淡淡的几句话，却和那淡淡的月光一样，在我的心中印着一个不能磨灭的痕迹。只要天上一有月光，总要令人发生出一种追怀的怅惘。
七
大伯父的会葬过后，学校里起了一次弥天的风潮。
事情是这样。那骄气横溢的丁监学在学生吸烟室里看到了“丁平子不通”五个字的题壁。
吸烟室和厕所的题壁本是学生生活的安全瓣。学生时常受着管理人的压制、胁迫，就好像一个囚犯。只有到这些地方，他才感觉到他自己的自由，把他胸中的愤懑，或者希望，向着墙壁发泄。这样的事情你是不能够认真的。假使连这样的事情你也要追究，那学堂的管理人也就不胜其烦了。
但是那骄气横溢的丁先生却严烈地追究起来。
他把全校的学生都召集到大礼堂上，把全校的教职员也都请了来。他当着众人宣布了他在吸烟室里看到的那五个字：“丁平子不通。”他接着就是一篇演说：
——“我丁平子，三五少年也曾东渡，前年留学界闹取缔风潮，鄙人被选为四川留学生同乡会的总干事。回到上海也曾侃侃谔谔建言当道。适因本府中学腐败，监督秦公受当局宠任，荣膺整理之责，来函以监学相委，以为整理本校非鄙人之力不能。鄙人难负监督秦公之雅望，桑梓之重托，勉力来就斯职。就职以来，对于学风之整饬，学生之管理；自以为已鞠躬尽瘁，当不无几希成效之可言。乃今竟蒙赐以最不名誉之‘不通’二字！夫以大通而特通之日本留学界犹称为通之又通的我丁平子，乃受本府中学的一通不通的学生们称为‘不通’呀，这在我从大通而特通的日本留学界犹称为通之又通的丁平子，岂不是奇耻大辱吗？……”
就这样，以他那尖锐的洋钢签子的声音，在“通”与“不通”的几个字上，翻来覆去地做了一篇翻案。接着又把他讲了一两个学期还没讲上两三千字的世界地理的讲义——章太炎风的文章——从头至尾读了一遍。他当着众人辞职，说：限于三天之内，把那写字的人寻出来处分。如若不然，他便永不回校。
丁先生辞职！这可不得了，这简直好像国王退位一样。
学校把课也停了，一方面教职员举代表，学生举代表去挽留，另一方面教职员私下密查，学生自行检举，寻找那写“丁平子不通”的人。真好像秦始皇找博浪沙投椎的勇士一样，一学堂都闹翻了。找了三天，那个人竟公然被找了出来，那是我们乐山县的学生刘祖尧。
其实那“丁平子不通”的五个字究竟是不是刘祖尧写的，还是一个疑问。虽然有些与丁平子同县的学生说是亲眼看见刘祖尧写的，但他自己是否认的，在壁上用粉笔写的字，谁也难把笔迹认准确。然而学堂的办事人却高兴到了万分，当晚就把刘祖尧斥退，逼着把他的铺陈行李送出学堂。一方面教职员代表和学生代表才又出去把那夫子去堂三日而就宿于旅馆的大通先生迎接回来。这时，丁大通先生真好像凯旋将军一样。
啊，好不威风！学堂是监学的江山，学生是办事人的奴隶！
刘祖尧是我们换帖的朋友之一。在小学时张伯安、吴尚之和我的换帖行为渐渐展开，在中学堂的时候已经有二十好几个人了。刘祖尧也是其中的一个。
像这样由于莫须有的文字狱便牺牲了一位好朋友，这叫我们怎么能够心服呢？但是学校的高压、丁平子的严威、学生的众怒，谁也没可如何。因此，我们对于丁平子的怨恨是与时俱进的。
转瞬之间也就到了暑假。学年试验已经完毕，我不两天也就要回家去了。伯安、尚之跟我饯别，在那天晚上我们同在土桥街的意如轩吃酒。
尚之那时候也考进中学了，他在乙班。伯安是自始至终和我同在甲三班的。
因为都是喜欢酒的人，我们好像吃了好几样酒，外来的绍酒、白玫瑰，四川的大曲、高粱，一样都吃了一点。吃得并不多，但因为是混成的原故，却早早醉了。
醉了，把尚之送回家，我又到伯安家里去谈了一会，伯安雇了一乘轿子把我送回学校。
我回到自己的寝室，睡了。有一位同学来谈起了刘祖尧的事，这便引起了我一腔的悲愤。一年以来压我心头的怒火，就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了。
我破口的骂了丁平子，骂他是专制魔王，骂他虚骄，骂他稚气，骂他没有学问，骂他不通，差不多足足骂了两个钟头，把甚么都给他骂到了。
我的窗外愈拥愈多地拥集了无数的学生。丁平子听说也到我窗外来徘徊了好几次，他终竟也把他的怒火爆发了。
待我渐渐清醒起来的时候，学校又由丁平子一个人闹得天翻地覆。他也一样地骂我，骂我没有家教，骂我倚仗父兄的势力侮慢师长，骂我破坏校规，骂我不知羞耻。他把对待刘祖尧的态度来对待起我来了。那就是把他一人的去留来胁迫着校长开除我。
不过这回他却受着了意外的障碍。
第一是我们乐山县的教员们极端反对。经学教员黄经华先生、国文教员李肇芳先生、东文教员魏文通先生，都说是有望的青年不能处以绝路，并且是酒醉了的人，便是国法也应该减等。最有趣味的是黄经华老先生，他说：
——“丁先生，郭某为甚应该斥退？”
——“他的罪过那样的鲜明，你还要问我吗？”
——“是不是说他吃醉了酒，骂了你？”
——“自然！”
——“他是年青人，又是吃醉了酒的，不能够和他计较；你是先生，又没有吃醉，你不是也狠狠的回骂了他？”
——“那吗，请秦监督免我的职！”
他一冲就从那最高一层的教职员会议室冲了下来，在大礼堂后边劈头便碰着张伯安。伯安是听见我生了事，从家里赶上学堂来的，他也是有酒意的人。
——“甚么！丁丁儿（丁平子的混名）要斥退吗？我和他势不两立！”
丁平子听了这话当然又是一肚皮的气。他刚刚走到礼堂，劈头又碰着帅镇华，他是我们小学堂的先生帅平均的儿子，大约也是吃醉了罢，他也很大声地叫：
——“丁丁儿要斥退老郭，我要以手枪对待！”
丁先生更忍耐不住，气冲冲地又跑回教职员会议室。那时候我正在那儿，我已经醒了一大半，被两位同学扶着，要我在校长面前陈辩。
丁先生很高声地叫着进来：
——“哦，秦先生，秦先生，不得了，不得了！我办了一年半的学堂犯了死罪，竟公然有人要枪毙我了！你看，这还了得？这学堂还可以办吗？……”
他一眼看见了我，又像燕子一样，一翻身又往外边走。
——“郭某和我，势不两立，我在这儿斥退不了他，我要上省去告；我在省里告不了他，我要进京！”
那时候嘉定还没有电灯（就是现在有没有，我也不知道），会议室里点着一盏挂灯，在桌上还高烧着几只洋烛。烛光和灯光射到室外的天井里，那儿依然是薄暗的。丁先生的剪了的头发还没有长齐，刚好披到肩上。他又矮，走路是一跳一跳的，因此他的头发便在肩头上一披一披地披打。我从薄暗的光中醉眼矇眬地看着他的背影，我隐隐自咎起来。我好像欺负了一位比我还年青的小兄弟一样。
事实上丁先生也未免太年青了！吃醉了酒骂人，这在我本来是一种恶德。但是你被骂的丁先生也应该内省一下，你到底为什么受骂？假使你内省不疚，那小孩子的醉态就像蜉蝣撼大树，何损于你的泰山北斗呢？但他偏偏要和我那样计较，我现在除我自己甘愿认错之外，觉得你意气用事的丁先生也未免错了。
丁先生遇着了两重障碍，教职员一部分的反对和学生的反对，他当时终没有能把我斥退。第二天他回他的荣县，我也回我的故乡去了。我的斥退便成了悬案。校长的意思是只要丁先生不说话，他是可以不斥退我的。问题就在丁先生一个人身上了。
我以待罪的身份回到故乡，不消说是不很愉快的。但我父亲好像没有前次在小学校被开除时那样担心了。我们三哥那时在做铁路路股调查委员，由省城派到荣县去，父亲还请他和丁先生私下交涉，只要学校不开除我，便把我送到成都去就学也可以，请他不要追究。但三哥还没有到荣县，丁先生已经得了急症，一命呜呼了。
听说丁先生得的是喉症，刚好一晚上便死了，话也不能说出一句。他的夫人不久也得着同样的病相继死了。
丁先生一死，那我的悬案便无形消除。暑假过后，我又公然回到了学堂。那时候一般的朋友真是高兴，特别是在第二学期中说了一句“肝筋火旺”、便被他斥退了的易老同学。他那时候已经在成都存古学堂读书，暑假后上省时我们在城里会着。他说：
——“你的星宿高，硬把丁丁儿克死了。”
他总是离不了这种俗调。他还说：
——“丁丁儿那张尖嘴平生带过太带多了，所以死的时候连话都不能够说一句。这是活眼现报。”
其实丁先生的急症毫无疑问是白喉症（diphtheria）中最猛烈的一种，毒性化脓。听说他的喉膜带灰绿色，这正是确证。乡里人就因为他不带白色，所以便相传以为是奇症了。
白喉症的传染性是很厉害的。不幸的他的夫人也成为了这同病的牺牲。
八
但我在嘉定中学堂就在一九〇九年的上半年，终竟遭了退。
中秋过后不久的一个礼拜日，我同好几位同学到乐山劝学所里去了。那时候是魏文通先生在当视学，我们去帮忙制造表册。从清早九点钟起制到午后两点钟，才告了一个段落。我从劝学所退出，沿着城墙边正想走到萧公庙去看戏。
萧公庙在城的正南丽正门内，劝学所是在城西的白塔。我们沿着大渡河畔的城边走去，途中是要经过王爷庙和铁牛门的。
走到王爷庙的时候，看见里面驻扎的粮子们正在准备武器，好像要和甚么人作战的光景。
我们看了并没有甚么惊异。因为那时峨边厅附近出了乱子，在此驻扎的营防已经下了动员令，不久就要出发。
同时有零碎的散兵迎面络续跑来，有的把包头打散，有的把上衣脱了，情形颇有几分狼狈。还有一两个警察，也拉着他的哭丧棒跟着飞跑。
我们还在笑。我说：“这几位英雄为甚么弃甲曳兵而走？”
我们再往前走。刚走过铁牛门，前面城墙上就像海涛一样，黑压压地涌来一大群人，为首的都是嘉定中学堂的学生。看这个光景，不消说又是惹了事了。
——“是怎么一回事？怎么一回事？”
我们接上前去探问。同学中有好几位争着把情况说了。结果是不出所料，在萧公庙的戏场里学生和王爷庙的粮子发生了冲突。
两方面都是群众，而且两方面都是很骄纵的群众。从前有句俗话：“考试的童生、出阵的兵。”——这是说这两种群众都是不好惹的。嘉定中学的学生闹事很有名，他们的不好惹正不亚于从前的考试的童生。但是王爷庙的粮子又正是要出阵的时候。
这两件不好惹的东西闹起事来，双方都诉诸武力。打呀，打呀，打呀，把一个戏场打得落花流水，双方都打出重伤来了。我们有一位同学打得吐血，听说有一位粮子也打得半死。粮子的一边终因为众寡不敌先逃走了。
许多同学就簇拥着那受伤甚重的一位同学向我们走来，他们要到王爷庙去和那儿的营长理论。
我们尽力阻挡着他们。到这时候，那士兵们为甚么在准备武器，我们才知道了。
“去不得！去不得！那儿已经在准备武器，你们簇拥起过，他们开起枪来，那不是好玩的。”
同学们听了我们的话镇静了下来。我们主张先回学校，和办事人商量好了之后，再作办法。
那时候，校长回到他家里去了。我们只好找着教务长张先生，监学詹先生。
学生见教职员是怕惯了的。每次闹事，凡是当代表的人总是要遭斥退。把张先生、詹先生请到礼堂来了，谁也不敢说一句话。那时候又是我逞强。我是并没有在场的人，我偏又代替他们把当时的光景报告了。张先生和詹先生都很表同情，就说非去和他们长官理论不可。他们自告奋勇，担任去开谈判。我们的要求是：
1．要那营长亲自到校来赔罪；
2．要斥革那肇事的粮子；
3．要对于受伤甚重的某君赔偿医药费。
这三个条件，两位先生也答应拿去和对方接洽。大家也以为这次总可以见些效果，可以扬眉吐气了。但结果是和所期待的完全相反。
两位先生走回来的报告是：
1．营长因公上省，现在是副营长负责，公务甚忙，不敢擅离职守；
2．在国家有事的时候，不能够轻易开除弟兄以涣散军心；
3．对方的受伤者比我们的更重，他们两位先生还去慰问过来。
这样一来，不仅我们的要求完全没有达到，反而是我们学校派了当事人去赔罪了。这不消说是不能够使学生满足的，要求那两位先生再取强硬的态度重新谈判。但我们那些先生终不愧是待人宽而责己严的古之君子，他们把在军门面前倒折了的威风却在学生面前恢复起来了。他们大大地责备了学生一场。但弄到第二天上课的时候，却没有一个人上课了。
由校外的风潮转变成了校内的风潮，教职员和学生都只好静听校长回来解决。学校派了专差往犍为县去接校长，在第三天的午后校长回来了。
不公平到这一次的斥退，那真是自有人类以来所未有！
校长回来的第二天上午挂了一道牌，斥退了八个人，记了好几十名大过。
被斥退的八个人中是有我的。但最残酷的是把那位受伤甚重、平常十分驯良的学生也斥退了。张伯安的斥退大约是曾经帮助我骂了丁平子？再老好也没有的我的一位堂兄，那天看戏虽然在场，他还受了误伤，但也遭了斥退。
后话
以上是我去年三四月间在养病期中的随时的记述，纯然是一种自叙传的性质，没有一事一语是加了一点意想化的。
自己的计划本来还想继续写下去，写出反正前后在成都的一段生活，欧战前后在海外的一段生活，最后写到最近在社会上奔走的一部革命春秋。但这样枯燥的文字，自己在叙述途中都已经感觉着厌倦了。在这儿是可以成一段落的，我便采取了最新式的革命的刑罚：把这个脑袋子锯了下来。
没有甚么可说的了。读了这部书的人如能够忍耐着读到掩卷，在掩卷的时候假使在心中要这样问我：
——“你这样的文章为甚么要拿来发表？”
我的解嘲的答案很简单，就是说：
——“革命今已成功，小民无处吃饭。”
1929，1，12，校阅后记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