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时顷复往历史博物馆，拓“天子千秋万岁常乐未央”瓦当。共三枚，各拓二张，以一份留赠博物馆。

“天子千秋”四字居中，余六字分列左右，与普通制钱文序相同，字均反书。“秋”字有一枚作“火”，实因火旁太大，致无隙地，故字未写全，好为穿凿的人或许会以为汉人秋火二字通用了。

三时半杨新松君来邀往作广播。电台闻即旧时专收中国学生的东方大学。电台远东部主任珂尔米珂夫先生亲自招待，因通日语，彼此甚感方便。广播须同时录音，开始广播之前试音二次，用意十分周到。广播约十分钟完毕。完毕后即听到录音放送，好像不太像自己在说话。

杨新松君和孙克英小姐同车送我回寓。杨君自言幼时来莫斯科，最初是一个裁缝学徒。后来又到海参崴，在那儿住了相当长的时间之后又回到莫斯科。他得到读书的机会，便锐意研究中国哲学。战前他是某大学的中国哲学史教授，战争开始时他才到电台上来服务的。由裁缝学徒做到大学教授，使我特别生出敬意。他要我把广播的原稿送给他，我很高兴地答应了。

克英是亡友孙炳文兄的幼女。炳文兄在一九二七年被褚民谊出卖，在上海遇难的时候，克英似乎只有两岁光景。“八一三”前后，曾经在上海见过，后来到了延安，六年前，恩来兄折臂来莫斯科就医，克英被携带同来，现在已经成人，我完全不认识了。她在这儿研究戏剧，听说成绩很好，俄文的程度也比久住莫斯科的人高明。学校在暑期休假中，她在电台上暂时协助工作。她很关切地问到周恩来的健康，我把恩来送我的延安版的《甲申三百年祭》转送了她。她又向我要求《中国文学的两条路线》的讲演稿，我也给了她。她说，讲演时她也在，并且还到学校门口迎接过我的。我却丝毫也没有注意到。她听说我晚上还要到对外文化协会去作报告，担心我一天所做的工作太多了。其实这算得什么，我倒很愿意我能够很忙，愈忙愈能够扫**心里面的不必要的忧虑。

七时顷，万西珂夫先生与齐赫文斯基先生同来，随即同车往对外文化协会。会长凯缅诺夫先生，副会长卡拉康诺夫先生，都很恳切地招待着我们。听讲的人们已经坐满，大部分是在约翰孙博士送别晚会上相识的面孔。我们立即开始报告。我报告《战时中国的文学活动》，我读原稿，齐先生读译稿，各人对读一节，约一小时光景完毕。齐先生再继续报告《苏联战时文学在中国》，也费了一小时光景。齐先生的口齿很清白，声音也很宏朗，报告印象极佳。

报告完毕后也有酒宴，也有跳舞。副会长要我把原稿留下作为纪念，我自然是很高兴地答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