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时顷齐先生来，继续译述《战时中国的文艺活动》。至十一时将半，东方大学代表来，请去作报告，讲题不拘，我因毫无准备，只好请求改期。至一时将近，译事始告竣事。

三时顷，出往参观革命博物馆。大部分内容和列宁博物馆所陈列者相同，列宁与革命是分不开来的。列宁死后的文物则多集中于斯大林，斯大林与革命也是分不开来的。

有一个地底室的模型，列宁与斯大林曾潜伏其中工作者，仅一井眼形的通道，并须由侧穴绕行，始能出入，然而仍被破获了。这种坚苦卓绝的地下工作精神，令人感奋无似。

历年十月革命节，由各国所赠送的礼品多所陈列。斯大林六十岁时的寿礼纪念品更有一专室陈列。各种礼品都是些精心结构，极尽了精巧的能事。在寿品中发现了中国的一种，是在一幅红缎上写黑字，这要算是最简单的一种了，好在红黑分明，一眼看去，谁都晓得是中国的东西。

晚八时，对外文化协会有欢送约翰孙博士的送别晚会，被邀往参加。来宾甚多。老博士的精神非常焕发。协会赠送了一张大幅的油画肖像，鹤发童颜，相对而笑，老博士的心境，其乐可知。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下仁惠的友情得到仁惠的友情，在这儿是丰满地被形象化了。但也有种下后不仅不结实，反而飞沙走石的硗确的土地，苏联人民的心在我眼前也活鲜鲜地呈现着，丝毫也不硗确。

在这儿见到鲍罗廷先生，将近二十年不见面了，起初我没有认出他。是他自己先向我寒暄，他说，他年纪已经老了，而我却丝毫也没有变。鲍先生倒看不出什么老相，比北伐当年似乎更加壮健，上唇隆起着的一簇焦黄色的胡须，似乎也更加有力。他在主编着英文的《莫斯科报》，这是我在莫斯科所能阅读的唯一的报纸，我感谢了他，他似乎有点回避我的神气，和我没有说上几句话又走开了。我很想对他说，“中国的人民是记得你的，并没有把你忘记”；但没有得到说出的机会。

有音乐，有跳舞，我只能在一隅作壁上观。《宁死不屈》的作者果尔巴妥夫先生走来问着我：“你有什么不快乐吗？有，就应该一概丢开。该快乐的时候，为什么不快乐？”

我只说：“我不能跳舞。”

果先生也说：“我也不能跳舞。”

结果彼此都笑了。但我感觉着果先生毕竟有眼光，我自己心里委实是有不能释放的隐忧。我羡慕苏联的人民和苏联的作家，他们的国家是建成功了，战是抗胜利了，他们能够由衷的快乐。但是，我能够吗？

果先生和我差不多的高矮，颇为精干，直爽，真有“宁死不屈”的风度。

儿童诗人马尔沙克先生也在。他向我极口称赞中国的国画，但叹息对于中国的诗却无缘接近。他问到了老舍，老舍的诗在一本中国诗选译的小册子里面选译了几首。

“中国也把我的诗介绍了，我很高兴。我很愿意多读中国的诗。中国是不是也有儿童诗人呢？”

“中国是不是也有儿童诗人呢”？我自己回答不出。只好忍心说一句：“没有。”我们中国的诗人和文学家似乎从往年科考时代的文人气习里还没有十分解放得出来，写诗作文是为的自己的功名，对象是能够给自己以功名或利禄的读者，谁还来管你一般的老百姓，更谁还来管你一般的黄口小儿呢？中国的儿童比鸡鸭还要不值钱，活活生生的到处丢，哪还说得上为他们写诗或文学？但我毕竟还是一位“爱国主义者”，这些“家丑”，我却没有“外扬”。

还有好些人向我问到了梅兰芳博士的。梅博士留在苏联的印象极深，他的演艺和中国画似乎是被认为代表着中国文化的两大要素。这在尊重民族形式的苏联是应该的，但我们在这儿似乎应该有一番更迂回的内省。我们的旧东西自然是好，这就是所谓“国粹”，我们早已经知道保存，但我们反映新时代表现新生活的东西，却还没有充分的被人重视的分量，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