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94年兴中会成立起。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就一直在闹革命。或者起义，或者暗杀。后来力量壮大，成立同盟会，同盟会的各个分支也一直奋力革命，即使他们中有些人跟孙中山闹翻，自己单干，也无非是为了革命造反。以武力推翻清政府，是革命党的宗旨。但是，在武昌起义之前，说实在的，革命党人一直没什么机会。中山先生说武昌起义前，革命党策划了十次起义，说十次，是规模比较大的，其实小的还有一些。虽然每次都可以找到一些人为的错误，一些偶然的因素，但是从大形势来看，这些少数人密谋的起义，在没有得到社会其他力量支持之前，基本没有成功的可能。

同样是辛亥年，四月革命党人倾全党之力，筹集了最多的资金（十七万元），调集了最精干的人马——各省的选锋，由知兵的副统帅黄兴亲自率领。起义军很英勇，也攻下了两广总督府（跟武昌起义类似），但没有得到当地人的响应，起义最终失败，留下了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然而，到了十月，一群群龙无首的士兵，一哄而起，居然得到了湖北立宪派士绅的支持，湖北谘议局的议长汤化龙第二天就投身军政府，整个汉口商团倒了过来，起义军站住了脚，随后全国响应。这个差异的关键，就是清政府的皇族内阁。皇族内阁五月份出台，加上此前不久的铁路国有政策，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

毫无疑问，皇族内阁和铁路国有，是当时清朝当家的满人亲贵揽权和收揽资源的登峰造极之举。收权收资源，就意味着汉人士绅要失权，失去资源。就意味着朝廷的立宪，是假招子（因为立宪，对于立宪派而言，就是要分享更多的权力）。如此放肆地得罪当时最不该得罪的人，这个错误犯得过于致命。所以，只要朝廷犯了这样的错误，革命党就有了机会，他们放火，就可能会有人乐意添柴。但是，即便如此，革命到底是在武昌，还是在长沙，或者在南京发生，在九月还是在十月或者十一月点火，却是偶然的。

事实上，如果武昌起义当口，湖北的清政府最高领导人不是瑞澂，这场起义也许闹不起来，即使闹起来，也许也未必会成功。首先，当武昌的革命党人准备起义出了意外，汉口俄租界的据点发生爆炸，党人花名册让瑞澂意外得到。这种时候，瑞澂既然已经不打算追究，就该当众宣布，而不该在外围抓捕革命党，还把三个新军士兵革命党人砍了头，挂在城门上。一方面是新军士兵们不知道花名册里有谁，一方面却谣言满天飞，都传说第二天总督要按图索骥，动刀杀人。结果反而给造反做了最佳的反向动员，让人想不反也得反。其次，如果起义发生，瑞澂不急于逃走，跑到楚豫号兵舰上。当时参与起义的士兵不过三千，当时武汉光新军就有一万人左右，还没加上根本不革命的巡防营。多数新军还在观望，绝大多数军官都未卷入。守卫总督府的有一个多营的兵力，火力足够强大，只要瑞澂能顶住，群龙无首的起义士兵未必能攻下总督府。只要天亮前没有拿下总督府，后来起义的士兵自己都说，他们可能就完了，因为观望者都会转而支持瑞澂的。

当然，即使武昌的起义没有成功，只要清政府的倒行逆施没有中止，这个机会就还会出现。因为革命党人从来都在坚持闹事，这边不行了，那边还接着来，总会有偶然碰上必然的时候。事实上，只要当时中国最有实力的地方士绅和绅商们对朝廷灰了心，当家的满人亲贵，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革命党就有了机会，而清政府就没有了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