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知道，清末新政时期，清朝的最高统治者犯了大错，一边借铁路国有政策，把地方的路矿权收到自己手里，一边驱赶袁世凯，搞皇族内阁，把兵权和行政权也集中到自己手里。最终惹出大祸，逼得原本的朝廷支柱立宪派士绅倒向革命，结果是几个新军士兵一哄，呼啦啦大厦即倾。如果这样的错误不犯或者犯得轻一点，局面远不至于如此不可收拾。君不见，同样是辛亥年，四月革命党人广州起义（即今日我们所说的黄花岗起义），倾全党之力，也攻下了两广总督府，但最终还是失败了，没什么人响应。但五月皇族内阁出台之后，十月，一群新军士兵，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一哄而起，居然全国响应。在武昌，起义的第二天，大士绅湖北省咨议局的议长汤化龙就“从逆”了。

当时清政府当家的满人亲贵错误犯的很低级，但这样的错误，也不见得一点道理没有。当时清廷在改革，其中的政治改革就是立宪。在预备立宪过程中，各省咨议局和中央资政院的选举，已经大大地拉高了士绅的参政积极性，一部分的新市民，自主意识也在觉醒。如果一直这样选下去的话，民意或者说绅意乃至工商界意识的提升，是必然的。这样的民意提升，势必会逐步削弱满族的特权，压缩满人统治的空间。其实，在实行预备立宪之初，就有外国人提醒满人，说你们作为少数族裔的统治，如果民气上升，选举的结果，势必导致你们的下台。这样的提醒，不能说没有道理。中国当时预备立宪，是学日本和德国，相对比较保守，但只要这个门一开，作为少数族裔的统治者，实际上没有特别的办法，控制立宪不向英国方向发展。为了防止最后被合法地选下台，事先把资源和权力都抓在自己手里，不能说不是一种看得见的选择。摄政王载沣是海陆大元帅，载沣的两个兄弟，载洵是海军大元帅，载涛则掌握参谋总部（军咨府）。再加上一个皇族内阁，把所有的资源，所有的权力，都抓到自己手里。我这里要兵有兵，要钱有钱，要铁路矿产有铁路矿产，你们那边什么都没有，想反也反不了。

不过，这样的道理实际上只基于一种直线的思维，即对抗的双方，哪个实力大，哪个就可能赢。但是，这些满族亲贵们忘了，所谓权力也好，资源也罢，本质上并不绝对地属于谁，谁能掌控，就是谁的，掌控不了，抓在手里，反倒是祸。在抓权的过程中，势必要得罪很多原来就有实力的人。得罪人太多了，就等于把人推到对立面。何况，自曾左李之后，满人的天下，实际上是靠汉人士绅和官僚支撑的，如果得罪了这些人中的大多数，那么，就算什么都在自己手里，也无济于事。武昌起义爆发，兵和钱依然在满族亲贵手里，可是他们既支配不了兵，也调动不了钱，半筹莫展。

一百年过去了，这种宁可得罪一堆人，也要加强自己实力的做法，以实力给统治上保险的思路，却依旧在活跃着。在一些人看来，只有加强自身的实力，把资源和财源和军事力量都抓在自己手里，就一定可以稳住江山。所谓加强执政能力，唯一的路径，就是强化警察，强化管控，一条路走到黑。

然而，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三千多年，历朝历代，王朝从内部被颠覆，没有一次是因为对手在实力超过了政府。一个王朝的覆灭，绝非是它的实力不若竞争者。来自内部的颠覆，不是战场上的两军对垒，即使在战场上，单纯计算双方的实力，也很难就此胜负的结论，更何况，这样的颠覆，不是单纯的战场角力。在中国历史的很多时候，民意和民心都在政治上没有份额，你判断不出民意和民心，在政治角逐中占什么样的位置。但是，每个聪明的政治家，都知道民心和民意，其实是起作用的。只要统治者倒行逆施得过了分，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民意的大幅度摇动，就足以撼动统治机器，主要是撼动机器里的人。在辛亥革命期间，民意是由绅意来体现的，绅意不稳，王朝也就不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