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哲马克斯·韦伯算是对中国有点研究的人，他认为，在古代中国，做官是一项收入最为稳定也获利最丰的职业。不用说，这话有道理。但是，正因为如此，在多数王朝，做官之路，都是独木桥，要经过考试，层层选拔，名额有限，混进干部队伍，大不易。

唐朝的科举，名义上有很多种，但出息最好的只有明经和进士两科，其中进士最好。但中试之后，依然得从八、九品的小官做起，没有格外的好运，只能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爬。只要朝政没有太大的混乱，官员的编制相对固定，爬到高位，相当困难。到了明清，进士已经成为科举考试的最后一个台阶，中了之后，做官的起点也相当高，差不多就是一个七品的主事或者知县。但进士考试三年一次，录取名额多则五六百，少则三四百，机会更为难得。虽然有捐班之一途，但平时寻常不开，即使开了，捐来的官，上上下下都看不上，升上去的机会也不多。

官帽子金贵，但得到这个帽子的途径，是独木桥。虽说摔在桥下的人不少，命运悲惨，好些人考了一辈子，什么都耽误了。按道理难走的独木桥本身，总是能遏制住一部分人的做官欲望，逼得大多数人转换方向，在别的职业上找出路。只是传统社会政策上重农抑商，从事工商业，即使发了财，社会地位也高不了，保障也差。而从事农业，获利又不多，即使很大的地主，每年的收益，也抵不住做官带来的好处。所以，只要有大志，说什么也得往官途上挤，挤进去，才会有出息的可能。所以，传统的王朝时代，最优秀的人才，只能在官场，或者官场周边，从事其他行业者，很少有优秀的读书人。官途独木桥的设计，只是保证了官场不会人浮于事，过度膨胀，并不能特别好地起到社会行业分流的作用。一旦王朝末岁，官场规矩大乱，就会有大批的人涌进官场，使得腐败加速度，进而加速王朝的垮台。

一个现代社会的基本标志，就是将做官变成一个寻常的职业，或许稳定，但收益绝对不大。所以，发达国家最好的人才一般是不会做文官的，像美国，做公务员的人，大多是社区大学的毕业生或者中学生，因此政府机构效率不高。好在那里多数的事情，也不劳政府来办。强大的市场和社会，吸引了最多最好的人才。毕竟，一个社会的进步，不能依靠政府来拉动。政府不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也不是科技发明的主体。

现在的中国，从道理上讲，已经相当发达了，许多大城市，在外观上，甚至比发达国家还要发达。但是我们的官场，却依然是最有吸引力的地方。大批的人才，包括在海外受过教育的海归，都往官场里挤。一个高中生就能做的职业，往往要用博士，起码也得用硕士研究生。从中央到地方的公务员队伍，都在不可遏制地膨胀。一个不大的县，官员就得有一两万人。官员的入口，也相当模糊，说严也严，说不严就不严。改革三十多年，社会变了，但唯有进官场才有大出息的境况没有变。不用说，这样的话，即使在今天这种行业分工如此之细的时代，其他行业的发展，依然会受到这种官场现状的强烈制约。

这样的官场阳关道，对中国，不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