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韬和钱江，这两人一个是长毛状元，一个被传为太平天国的谋主，当然都名不副实。其实，太平军势不可挡之时，江南底层士人中有几个对太平天国有某种期待的，一点不奇怪。王韬和钱江，属于个中的佼佼者，如果太平军真的能用他们，当是太平军的福分，后来的历史，也许就给改写了。后来的历史证明，他们都是有真才实学的。从现在发现的史料看，他们大概真的给太平军上过书，可惜，并没有被重视。这些起事造反的农民，其眼界还真就不如满人的皇帝。从美国回来的中国第一个留学生容闳，去太平天国之后，人家给了他一个官做，两天就失望透顶，挂冠而去。后来，钱江走了传统士人为人做幕的路，给主持江北大营的雷以诚出了开征厘金的主意，解决了清军的大问题，但最后却因狂傲被杀。比较起来，王韬要聪明得多，出走香港，然后成了中国最早的报人，虽说功名没有指望了，但混得却相当滋润，开辟了中国文人的另外一种活法——做媒体。

吃媒体饭，等于卖文为生，不容易。晚清之际，做媒体的文人，大抵都有点本事，文笔要好，名士派，**不羁。戊戌政变之后，西太后查封报馆，说办报的文人都是“斯文败类”。左宗棠说，江浙无赖文人，以报馆主笔为之末路。这样的人，即使混仕途，也注定无望，末路虽是末路，吃这碗文字的饭，名头混大了，也挺爽的。

横空出世的媒体人，一出道，就跟花界打得火热，媒体人都是名士派嘛。自古以来，名士离不开花界，花界也离不开名士，晚清当然不能例外。好在，新兴媒体发源地的上海，花业特别兴旺，从高端的长三、幺二，到低端的咸水妹，莺莺燕燕，从业人员众多。花界很快发现了媒体人比名士还顶用。传媒需要市场，有色才好办，花界也需要市场，传播出去，才有市场。名记需要名妓滋养，而名妓需要名记揄扬。名妓的名气，没有报纸的吹捧，如何起得来？反过来，没有了名妓的故事，名记的一支笔如何生得花？双方水涨船高，互添声威。媒体一次次造花榜，评选花界的状元、榜眼、探花，借美女拉动自己的市场。而花界的丽人，则因此而艳名昭彰，缠头多多。那年头，肯露脸的女人不多，露面，唯有妓女才肯。很快，花界中人的倩影就开始出现在报刊杂志上，她们的服装和发式以至于首饰头花之类，都成为上海大家闺秀乃至小家碧玉的效法对象。这样一来，把服装、理发和装饰业都拉动起来了。

既然报界和花界存在着这样的共生性，双方关系自然水乳交融，好得不得了。好些编辑记者，干脆就泡在妓馆，报纸的编辑会议，边吃花酒边开。多少报界的名篇，都是平康出品，带着脂粉香。

王韬作为报界前辈，当然属于始作俑者。他有两大嗜好，一是逛窑子，二是吃西餐。晚清时节，有好一阵，只有上海才有西餐。那年月，时髦的人们，一生必定要游一次上海，吃一回西餐。那种半中不西的西餐，贵得要死，难吃得要死，但不吃一次，就等于白来了一回上海。西餐好吃不好吃另说，它已经化为生活在上海这个地方的人的一种身份象征。当时西餐不叫西餐，叫大餐。王韬爱吃西餐，也有人爱请他，这说明了他在上海报业的江湖地位。只是，王韬吃西餐，有个毛病，吃完之后，喜欢带一块外国馒头走。所谓的外国馒头，就是西式面包。那年月，有身份的人，很少吃完还带东西走的，更何况只是一点不大值钱的面包。有人问他为何这样，他说回家喂金鱼。

当然，王韬并没有养什么金鱼。带面包回家，另有妙用。原来，王韬诸般都好，只是有个惧内的毛病。喜欢游冶，却担心夫人责骂。于是每次逛窑子回来晚了，就推说有人请吃大餐，然后拿出以前吃西餐带回来的外国馒头为证，夫人没法不信。其实，王韬的夫人不明白，如果真的把丈夫管死了，他吃饭的功夫就会慢慢不行了，养家糊口也就成了问题。

报人跟妓女的关系这样密切，一旦报人玩起政治，花界也就政治化了。报人醉心改良，花界也改良，报人转向革命，花业也就革命，革命党人从平康里拐走个把妓女，也就不稀罕了。王韬号称晚清的思想家，他的思想都在报上，也都跟花界有关。从晚清到民国，自1905年抵货运动开始，花界几乎无役不从，什么事都有她们的份儿。五四运动的时候，上海的名妓坐着汽车撒传单，为学生捐款捐物，一致抵制日本人，风风火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