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很大，历史很长。俗话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中国人里，有一种鸟是绝对不会缺的，这就是教主。皇帝只能有一个，如果有两个，或者多个皇帝并存，那么就意味着国家分裂了。分裂最严重的时候，遍地都是皇帝，戏班子里的戏装，都被抢来登基用。众多的草头皇帝，第一想干的事，就是抓些美女来，充实自己的后宫。然后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银。

但是，这样的草头皇帝做起来有风险，早早晚晚，会被人收拾了。都收拾干净了，扫净天下的人就成了新皇帝，天上地下，唯我独尊。草头皇帝做起来是挺过瘾，但被收拾的时候也很惨，弄不好要五马分尸，凌迟处死的，连带自己的家人，也都没了命。所以，另外一种过瘾的方式，是做教主。

中国有两大教，佛门和道教。混成头面的和尚或者道士，也挺风光的，但多年的修行，实在太难了。所以，民间很快想出来了简易办法，自己创教，自己做教主。由明及清，被官方称为白莲教的民间教门，成千累万，不知凡几，而绝大多数跟正宗的白莲教都没有什么关系。一个或若干个聪明人灵机一动，就制造出来了。编几个顺口溜，弄一套气功，再弄点符咒口诀，一声响，一个新的教门就产生了。就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气功热似的，转身就一个某某功，还真就有人交钱来学。当年也是一样，有这么一个教，就自然会有教徒来跟着。教徒多了，捐钱捐物捐女人，教主的日子，就过得跟皇上似的，而且风险也不大。虽说历史上，也有过想从教主变成皇帝的主儿，但毕竟少之又少，多数人，无非借教敛钱，混吃混喝混荣耀。官家虽说也禁，但天高皇帝远，又不威胁地方治安，谁管？所以，尽管朝廷明令禁止，但这样的教门，却像野草一样，无需春风吹也生，也就到处都是教主。

这样的教主，按理说，也都识几个字，不仅能说会道，而且善于编歌谣，每个教门的“宝卷”，编得都像莲花落似的，说唱起来，有故事，好听。但是，这样的民间知识分子，一般都上不了台面，科举考试没戏，很多人连试都不敢试。能考试，而且能考上的士子，一般都不会做教主，从道理上讲，他们是儒教中人，孔孟的信徒。这样的信徒，绝大多数，都是高头讲章的奴隶，一门心思认定了，有条出人头地的路摆在那儿了。一辈子考试，万一考上了，就一辈子做官。中间兴许有个把人有点奇思妙想，弄出点幺蛾子来，也就是写几本书，想做教主的，半个都没有。

然而，凡事总有例外。说起来，这事还是洋人闹的，如果不是洋人进来，关起门来宅在家里的中国士人，就是再有异议可怪之想，也想不起来做教主的。第一个尝鲜的，是洪秀全。此人做成了教主，瘾过足了，动静闹得天响，也没有被五马分尸，只是连累儿子被凌迟了。不过，这个人还只能算是儒教中的边缘人士，屡试不第，而且没有及第的可能，过日子还得靠种地，骨子里跟那些只会编莲花落的家伙，没有太大分别。然而，洪秀全之后，第二个也冒出来了，此人就是康有为。

康有为非洪秀全可比，他可是正经八本的缙绅之家出身，几代人都有做官的，叔父康国器还做到了代理巡抚。他自己，也因为祖父在官任上死难的缘故，得了监生。康有为虽然从小就有大志，四岁就被戏称为“圣人为”，但做圣人，还不是少年康有为的志向，他也未必敢有这样的志向。变化出现在甲午战后，战后的中国，一片哀声，变法却被提上了日程。康有为借公车上书，登上了政治舞台。已经去过香港，读过不少西学书的他，又读到了传教士李提摩太们编译的西方现代史、麦肯齐的《泰西新史揽要》，康有为由此知道了马丁·路德。当年，这本西方史是维新人士的最爱，他们大半的西方史知识都来自于此。我们都知道，康有为的变法，是托古改制，也是借教改制，第一步要做的，是把儒教从半截子宗教变成真正的宗教。这个宗教的教主，名曰孔夫子，实际上是他自己。就像时人说的那样，他康有为要做中国的马丁·路德。退一万步说，也是一个先知。

无疑，在他那个时代，康有为的确是最有思想的一个人，这一点，我们服气。但是，凭良心说，他改造孔子，打造儒家，明里暗里以圣人自居的姿态，却并没有给当时的变法创造便利，反而平白增加了麻烦。清末的儒学，是一个有着乾嘉朴学传统的儒学，士大夫们经过了考证的洗礼，怎么可能忍受康有为的野狐说经式的编造？对康有为的不满，不仅来自顽固势力，而且来自开明人士。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作为思想家，提供思想也就罢了，最好别掺和具体的政治操作。日本明治维新的思想家，没有一个参与具体政治操作的。但是，康有为却热衷得一塌糊涂，抓住一切机会，为改革出谋划策。而他的谋划，也许从根本上就有问题。借助君权，自上而下的改革倒是不错，但当时中国的君权并不在光绪皇帝手里，一个事事需要请示的皇帝，你要他学彼得大帝、明治天皇，乾纲独断，独断的路径在哪儿呢？权尚不存，谈何独断？换一个角度，既然光绪没有权力，那么，你们怎么就知道，慈禧太后就一定不肯变法，一定会做变法的阻力呢？一门心思围绕光绪做文章的结果，撞到南墙上，大概最后只能是军事冒险，背着光绪，策动一个军事将领，囚禁或者干掉慈禧太后。当然，这样的冒险，实在过于儿戏。让一个手下只有七千人的袁世凯，冒死做造反杀头的买卖，怎么可能期待人家会做呢？况且，肩负说服袁世凯使命的谭嗣同，手里并没有皇帝的手令。在那种时候，慈禧将近四十年的统治，声势尚在，即使袁世凯肯做，他的手下也未必会做。这样的冒险，一旦实施，就只能彻底而迅速地毁了变法，把他们钟爱的皇帝变成了囚徒。而维新党人，非死即逃。所有开明人士也都连带着被打击，连洋务派都噤声了。

戊戌政变之后，一个在日本跟康有为和梁启超打过交道的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来中国游历，走到各地都要见一见中国的时务之士。在上海，他见了昔日跟康梁一起变法的同志张元济。此时的张元济，已经因政变丢了官职，来到上海托庇于租界办南洋公学。谈起康有为，内藤说：“康南海曾于东京见之，其人才力有余，而识量不足，缺乏沉着态度。又志欲共济一世，而必以学义异同，喜自我标榜，与人辩驳，所以其事易愤。大凡事功之人，必忌以学义立偏见，是自限其势力，大不可行也。”这一对康有为的评价，核心的意思就是说，康有为对自己的学说过于执着，但意欲建立具体功业之人，实际上不能对某一学说过于执着。如果这样的话，不仅听不进别人的意见，而且自己限制自己的势力发展，根本无法成功的。张元济十分同意内藤的看法，他说：“康之为人，欲以所学束缚众人，又授人以瑕隙，致生意外之衅，正如先生所言。”也就是说，一个固执自己学说的教主，没法从事具体的政治操作，一旦进入，一边不能让人们背离他的学说，一边又弊端丛生，不出事才怪。出了事之后，逃亡的康梁，又在国外拼了命地骂慈禧太后，哪儿不堪说哪儿，非说慈禧无非是先帝的一个小妾，没资格做皇帝的妈。全然不顾慈禧的太后资格其实是咸丰皇帝定的。而光绪能够做上皇帝，则完全是慈禧一手安排的。这样的混骂，他们倒是解气，可是实际的政治效果，却只能有助于把慈禧推到反面，让中国政治大幅度开倒车。即便像张元济、严复这样参与和同情变法的人士，也对康梁辈大不以为然，认为他们失去了士大夫应有的风度，徒令国内的新党人士感到惭愧。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异域人的见解，的确是诛心之论。十九世纪末的中国，出了一个康有为，也许是中国思想界之幸，但绝对是中国变法之灾。教主，做不了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