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中国，是一个落后国家。但这落后，只是相对于内地而言，至于上海、天津这样的开放口岸城市，其实一点都不落后，这个世界上有了什么新鲜玩意，用不了多久，就会在这些地方出现。这些地方租界里的洋人，基本上都是一群富有冒险精神的家伙，什么新鲜事儿都敢尝试。而华人，也充满了对新事物的好奇。什么新鲜的发明，都可以立刻在这块土地上找到市场。看十九世纪中国人办的《点石斋画报》，对洋人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连传说中的飞艇，画报作者别说实物，连图片都没见过，就敢画出来给中国人看个新鲜。

电影的出现，不过是十九世纪末的事。刚有电影这玩意的时候，人们不过用摄影机拍些场景和片段，轮船离港，火车迎面开来等等，没有故事，也没有情节。这样的电影，在中国就有市场，卖票，收钱，大把地赚。到了庚子之后，朝廷开始新政，在中国播放的电影，就跟世界同步，伦敦巴黎放什么，我们这里也放什么，不管什么烂片，都观众踊跃、票房绝好。最开始的时候，还没有正式的电影院，放电影，都在戏园子。每次放电影之前，都跟唱戏一样，要打广告。但电影广告跟唱戏广告不一样，戏剧广告只有所演的戏目和演员名单，电影则需要简单介绍一下剧情，进入默片时代之后，还要加上对演员的介绍。中国自己原来就有捧角儿的喜好，原封不动搬过来，捧外国明星，正好。

与此同时，电影发展，也进步神速。1902年在上海和天津放的电影，还是一些简单的纪录片，有美国和法国博览会的场景、英国王后的丧礼、骑脚踏车、演马戏等等，还有美国和西班牙战争的片段，为此，广告上还特意说明，里面有洋兵放枪开炮的镜头，希望观众不要惊慌。八国联军进攻大沽口，也被摄入纪录片，只是，在播放时，大概是出于噱头的考虑，标明了是“中国拳匪大战”。我没有看过这部片子，但按当时的条件，估计里面也不会有多少拳匪的镜头。等到了1906年之后，各地放映的电影，就基本上都是有点故事情节的默片了。大量的美国早期默片，属于前卓别林时代的产品，剧情简单，充斥了粗劣的搞笑，片子都很短，一放就放一堆。因此每次放映，都要罗列一堆片名。放映的时间，比演戏还短，但票价都很高，楼上每人一元，楼下散座五角。当年，物价很低，很多人一个月也挣不了四元，这样的票价，即使是谭鑫培、杨月楼这样名角儿的戏，也不过如此。

早期的电影，是被当时的中国人视为游戏的。看到这样新奇好玩的玩意，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从前来自异域的马术、幻术和戏法。但这种游戏，里面有西洋的科技，所以，人们首先感慨的是洋人科技的神奇、文明的进步。当年《大公报》上有文章，称道电影，说人家连游戏之事，都能出奇入妙，想入非非，“其他政治、工商诸大端，更不待言。我中国人能无愧色乎？”同样在《大公报》上，还有人对比了电影和中国戏剧，比来比去，说还是电影好。因为“泰西各国，数百年来，在学术上十分的研究，那宽严缓急，狠经许多明人的考较，给立出个格式来，既讲究专务作事，又讲究随时卫生。至于一切游玩的事，也都是与人心思身体有益的。”看电影可以开阔视野、长见识、增知识。不出门，就了解各国的风土人情、出奇的工程、名胜古迹。甚至，电影故事还能给人很多教益，明白许多道理，可以劝善戒恶，所以，比听戏强多了。写评论的断言，中国戏，小孩子看了，害处很多。那些****的戏，容易引诱坏了年轻人，即使那些好戏，“也不免夹杂着邪说迷信，毫无道理，最能够锢蔽人心。”还有人说，电影像一个照妖镜，是世界上无声的大教育家，可以教育人们向善。其实，当年的默片，也有好些**、赌博、偷盗的故事，就在后来的电影介绍文章中开列了出来，跟中国人心目中寓教于乐的理想差了十万八千里，效果正好相反。当时默片中大量粗陋的搞笑镜头，无非是为了让人笑而笑，根本谈不上有什么教育意义。报上的文章，都是拣好的讲，在后人看来，有做广告的嫌疑。当然，写这些文字的人，并不是在做广告，不是今天的软文。

这样无条件地赞美电影，除了这玩意的确新鲜好玩之外，恐怕还是因为它来自西方。经过庚子之变的教训，义和团的盲目排外，已经成为人人羞谈的耻辱。中国人，或者说上流的中国人，已经根本性地改变了对西方文化的态度。对于电影这样的奇技**巧，不再像过去一样，一边赞叹其奇妙，一边痛诋其败坏心志。此时的流行观点是，凡是西方的，就是好的，就意味着文明。这种全盘西化，是这一时期的主旋律。尤其是开放口岸的人们，更是竞相学习西方，向西方靠拢，生怕被人说成是落后和野蛮。他们要用自己仰慕西方文明的诚意，和学习西方的热情，跟义和团的野蛮落后划上一条清晰的界限。

电影本来还要被介绍到宫里，给同样好奇心重的西太后欣赏的。1905年，五大臣出国考察立宪，立宪考察得怎么样不知道，但西洋景却看了不少。西洋的新鲜玩意，刺激着这些满大人的神经，让他们兴奋不已。那时的老外，也特别喜欢拿这些玩意跟中国来的使臣炫耀，带他们可劲儿地参观。五大臣中最赶时髦的端方，不仅带回来一台放映机，还附带了好些拷贝，其中最多的是各国阅兵的场景，准备带进宫去，让西太后老佛爷也尝尝西洋的科技鲜。为了保险起见，先在北京的北洋公所试放。结果一试机子发现，放映机出了点故障。不知怎么，没有去找洋人工匠，天津海关道推荐了一个留学回来的海归，说是学机电的，自己动手修理。这位海归老兄修了半晌，明显是没有弄好，一开机，居然爆炸了，当场炸死两人，两人重伤，一人伤重不治。当年上海、天津和北京各地，放电影的不少，从来没有听说有爆炸的。偏偏端方特意从西方买回来的机器，准备放电影给老佛爷看的，却爆炸了。也不知是凑巧呢，还是端方吃人骗了，买回来的竟是一颗活炸弹。连海关道推荐来的海归，估计也是个冒牌货。放映机的故障，放在后来，一个没上过多少学的乡村放映员都会处理。总之，经此变故，西太后老佛爷就再也看不成电影了，过了两年，她人也翘了，带着遗憾，进了东陵。奉安大典上，端方请人带了电影摄影机前去拍摄，好留下纪录片。拍电影的人，总不能按礼仪走，于是，端方被政敌奏了一本，劾以大不敬，丢了乌纱帽。这是后话了。

端方的这个事故，有好一段，人们一直在传，北洋公所，吃了革命党的炸弹。事故对中国的电影业多少有点打击，一个后遗症就是，从这以后，电影广告，不得不加上“平安”两字，“平安电影”、“平安电光影戏”，甚至民国时的“平安电影公司”都跟这次事故多少有点关系。好在，中国人的好奇心永远都是无穷的，尽管出了事故，好些人也跟着造谣起哄，但依旧挡不住人们看电影的脚步。随着电影院增加，票价越来越便宜，看的人越来越多。在大都市，逐渐成为人们的一项日常休闲活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一项社会调查显示，在上海，即便是工人，周末开支中，也有看电影这一项。乡下的亲戚来了，招待看场电影，是最合适的待客之道。一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到上海去看亲戚，亲戚还招待我看电影。再到后来，中国人开始自己拍电影。跟洋人一样，先是默片然后有声电影，拥现出一大批电影人。中国的电影事业，回过头来看，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一度相当发达，电影艺术，已经跟上了世界的步伐，不让最先进的法国和美国。

先进的电影，终于让中国的大都市，跟上了时代的脚步，也时髦了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