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京师大学堂在开办之初，非进士不能进来读书，所以，里面的学生，个个都是老爷。后来随和了一点，不大讲究出身门槛了，但直到蔡元培掌校之前，北大的学生，依然被称为老爷。体育课老师，地位比较低，上课的时候，一口一声管学生叫老爷：“老爷向右看齐！老爷齐步走！”其实，在清末，一些有名的新学堂，都是这个样子。

光绪十六年（1890年）张之洞办了两湖书院。办书院是张之洞的看家本事，当年在四川，办尊经书院，赫赫有名。现在做了总督，重操旧业，下大力气办书院，这个书院一落地就不同凡响。进来的学生，必须是秀才，而且是优秀的秀才。即便经过各州县的保送，入学也须严格的考试。进来之后，在人们眼里，都是预备举人了，自然是老爷。两湖书院的学生，分斋居住，一斋十人，每人两间房，一间卧室，一间书房。每斋配两名听差，一个斋夫，一个伙夫。斋夫和伙夫，都管学生叫老爷。其实，后来的新学堂，也都有听差。看周作人和鲁迅的回忆，他们就读的江南水师学堂，也有听差。再后来，学校里打杂的，改叫工友。不管是听差还是工友，自觉自己都是伺候学生的，见了学生，毕恭毕敬。不像当下，学生都得管这些人叫老师，稍不如意，就骂将起来。

两湖书院，在初办的时候，基本上还是旧式书院的改良版，学的东西，无非经史，八股制艺也很重要，西学只是作为辅修课程。彻底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甲午之后，西学的“用”，份额逐渐增加，到了新政期间，已经成了新学堂了。

两湖书院的课业很重，对学生的要求也很严。跟所有的官学一样，作息以鼓声为号，只是，官学的鼓，不过是摆设，而两湖书院的鼓，可是真正的号令。学生早上早早就得起来读书，五点为头鼓，五点半为二鼓，六点三鼓就上课了。冬日苦短，六点天还没亮，湖北又冷，谁也不乐意出被窝。每天早上，斋夫都要过来催促起床——“老爷，二鼓啦！”贪睡的学生，叫骂一声，翻身睡去，斋夫也不生气，接着喊：“老爷……”，直到你起身了事。

张之洞的名头响，学问也大，舍得花钱，所以，两湖书院的教师，都是一时之秀。每人每月一百两银子，旱涝保收，当年物价很低，这样的薪水，相当于今天的月薪十万，对于教书匠而言，是够**的了。所以，像梁鼎芬、沈曾植、杨守敬这样的名学者，都被网罗了进来。学生每个月可以领膏火银四两，平均还可以领额外的学习补助，奖金八到十二元，当年一两银子可以换一元多钱，故每个学生，每个月都能拿到十元左右。当年一元钱可以买米将近两石，所以，做了两湖的学生，就可以很宽裕地养家了。不过这银子，也不大好拿。两湖书院考试，最高分只有四分。说是张之洞说了，中国历史上，司马光算是最牛，不过九分人。如果能近其一半，就算是当代佳士了。每次考试，学生每人一个黑板，上面写上他的名字和他应答的试题。每个人的试题各不相同，即使想作弊，也没办法。考试时，每人在黑板上现场答题，当场判卷给成绩。肚子里要是没点硬货，无论如何是写不出来的。

这样的学堂，也会有学生运动。义和团运动期间，俄国人出兵中国东北。辛丑议和之后，还赖着不肯撤兵。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掀起了拒俄运动。消息传到两湖书院，传走了样，说是东北已经易帜，变成俄国人的了。学生们一时群情激奋，齐集要求宣战。鼓噪之下，书院当局不得不出头。当时的书院监督是王同愈，一个翰林出身的学者。他当即表示，我也爱国，但这事先要证实一下，如果属实，我跟你们一起干。当即电询总督和巡抚，查明其实东北虽有俄军经常越境往来，但还在中国手里，并没有易帜。随即，王监督要求，学生们应该把中俄疆界情况了解清楚，爱国要有知识准备，以后对外交涉，知道该怎么据理力争，不行，再宣战。就这样，书院加了一门新课，中俄界记。学生们因为这门课，很辛苦地背熟了一长串翻译过来的俄国地名，但个个都心悦诚服。

就这样，两湖书院的学生，没有像留日学生那样，组织拒俄义勇军，只是多学了一门有关中俄边界的历史地理课。老爷学生，也有血性，也有冲动。只是，这样的血性冲动，比较容易转化为理性的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