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人、氐人、白马人，这一群体在今天的民族分类下显得有些尴尬，无论是外界的争论还是内部的认同其实都无法得出一个确定的结果，原生性、场景性和工具性的认同特点共同存在于今天的白马人心中。在民族—国家体系下的民族分类中各方学者发表意见，而白马人对关于自己的族体归属的讨论中只是较为旁观地成为历史的参与者，[23]但今天的白马人在实际的生活中则更加灵活、有策略地运用这一身份。在给统战部刚上任的领导敬酒时，乡长一定说自己是藏族，但这几年在他心里一直有个心愿就是要去仇池山转一圈，因为他觉得那是他们祖先生活的地方；他们不喜欢别人再来研究族属问题，但在今天的许多场合又常常特意表达出自己与藏族、羌族的区别与差异，也对邀请了很多专家参与的白马人民俗文化研讨会抱有很大期望……

丰富多彩形态各异的舞蹈承载着族群的集体情感、集体观念，从历史走来又向未来奔去，其外部呈现出一种在混融与杂糅的同时主动保存自我的文化特点，内部又呈现出场景性与层次性的认同特点。无论是村寨仪式中的集体活动，还是对外展示中的舞蹈表演，都是白马人对生活福祉的追求。对内舞蹈是族群知识的传递、集体情感的宣泄、村寨秩序的维护、集体意义的表达；对外舞蹈则是塑造文化、突显形象、获取资源的途径……

从白马人的舞蹈为起点我们可以看到，当下舞蹈学科中的民族舞蹈以民族为单位，是对现有民族分类体系的身体表达与强化。从民族—国家体系出发，民族舞蹈的建构是十分必要的，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东方红》到今天的《复兴之路》，少数民族舞蹈一直是中国舞蹈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板块下集中了藏族、蒙古族、维吾尔族、朝鲜族还有越来越多的西南少数民族的舞蹈，这些舞蹈虽然强调保留本民族文化，但更多地在以差异性为前提进行抽象与创造。在民间则与本文呈现的白马人的舞蹈一样，处于杂糅、混溶的状态。由此可以说，以风格为标示的民族舞蹈在某种程度上讲也是一个建构的过程，若是将民族舞蹈本质化或同质化，则对许多舞蹈现象无从解释。

从白马人的舞蹈中还能看到，在民间，舞蹈充满了场景性与个人化的创造，同时还承载着当地人的诉求，民间舞蹈就像生活一样，是当地人的一种生存方式。因此民间舞蹈的变化、变异甚至消失也是当地生活的一部分。那么与民间舞蹈同时存在于当代社会的“学院派”民族民间舞则是在民族—国家体系下的建构与创造，二者并非毫无联系，但一定并行发展不可替代。

“人类世界是一个由诸多彼此关联的过程组成的复合体和整体，这必然意味着，如果把这个整体分解成彼此不相干的部分，其结局必然是将之重组成虚假的现实。诸如‘民族’、‘社会’和‘文化’等概念命名部分，其危险在于有可能变名为实。唯有将这些命名理解为一丛丛的关系，并重新放入它们被抽象出来的场景中，我们方有希望避免得出错误的结论，并增加我们共同的理解。”[24]由此，今天对白马人舞蹈的研究不仅是对舞蹈文化的讨论，还有利于我们对已有的舞蹈进行认知、分类与实践的反思。

[1] W.A.Haviland：Cultural Anthropology，Orland，Florida，Harcourt，1993：30-39.

[2] 就传统舞蹈而言，民间与寺庙、宫廷相对应，白马人的舞蹈并非藏族寺庙与宫廷舞蹈。就今天而言，民间与精英相对应，白马人的舞蹈也没有被提炼加工搬上舞台。

[3] 隆荫培：《关于少数民族舞蹈发展走向问题》，载《民族艺术》，1995（3）。

[4] 朴永光：《舞蹈的民族风格与地域风格》，载《民族艺术》，1996（3）。

[5] 罗永言：《对民间舞蹈研究的几点认识》，载《舞蹈论丛》，1988（1）。

[6] 王建民、张海洋、胡鸿保认为，（民族识别工作中）尽管许多学者意识到尊重本民族意愿的重要性，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为党的民族工作服务则是更高利益，由于各主管部门和从事调查研究者意见并不统一，出现了对族群认同注意和分析不足的现象。如将不同支系并在一起，用人们对其中一部分族群的他称作为统合各支系的族称，往往会产生某些支系在一定时期内不承认国家确定的族属的现象，过早地由政府规定还没有发展出更高认同的“民族”，引起一些族群的不满；操之过急，对族群的认同，或者说心理素质似乎考虑不够。（参见王建民、张海洋、胡鸿保：《中国民族学史》（下卷），127页，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邓思胜，王菊认为，民族识别成为在政府的领导下由学者根据各族体的文化表征来进行的对不同人群的分类活动，具有主观性和客位性的特点。民族识别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构多民族国家的过程中，主要以文化作为族群认同的标识而客位地确定各族体的族称的举措。识别开始的时候试图以一种族群的原生情感来带动和促进整个民族识别的进行，而识别结束后又力图以一种国家公民情感来替代各族群的原生情感。（参见邓思胜、王菊：《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对中国的“民族识别”影响研究》，载《广西民族研究》，2010（1））

[7]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4）。

[8] 参见潘志涛主编：《中国民间舞教材与教法》，10～20页，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1。

[9] 刘建，张素琴，吴宏兰：《舞与神的身体对话》，256页，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

[10] ［美］瓦尔特·索雷尔：《西方舞蹈文化史》，63页，欧建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

[11] ［美］瓦尔特·索雷尔：《西方舞蹈文化史》，63页，欧建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

[12] 参见吕艺生：《舞蹈学导论》，10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13] 黎键：《第六届香港的“亚洲艺术节”》，载《舞蹈研究》，1982（2）。

[14] 罗永言：《对民间舞蹈研究的几点认识》，载《舞蹈论丛》，1988（1）。

[15] 罗雄言：《中国民间舞蹈文化》，37页，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2。

[16] 明文军：《再谈中国民间舞的“民族性”——兼谈“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民间舞认识》，载《中国民族民间舞蹈论坛·论文集》，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

[17] 刘建：《拼贴的舞蹈概论》，227页，北京，民族出版社，2010。

[18] 资华筠：《民族民舞的概念界定与研究方法》，载《中国民族民间舞论坛·论文集》，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

[19] 朴永光：《舞蹈文化概论》，56页，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

[20] 潘志涛、赵铁春：《为“学院派”中国民族民间舞正名》，载《中国舞蹈艺术》，2002（1）。

[21] 潘志涛、赵铁春：《为“学院派”中国民族民间舞正名》，载《中国舞蹈艺术》，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1）。

[22] 这里的藏族舞指“学院派”民族民间舞体系下的藏族舞。

[23] 在《白马人族属讨论集》（一、二）中只有马华、牛瓦两位白马人发表意见，其余全为学者间的争论。

[24] 艾里克·沃尔夫：《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