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是一个孜孜不倦的学者，又是一个伟大的斗士。他一生都在和各种错误思潮的斗争中坚持和发展自己的科学理论。当马克思清算了“真正社会主义”后，他与蒲鲁东的斗争处在突出的地位。

蒲鲁东自有他的历史地位，但从科学理论上看他是拙劣的。这个法国人，在他的同胞面前似乎是擅长德国思辨的哲学家，而在德国人面前又俨然是卓越的经济学家。其实他两者都不是。对于1844年就同他交往，既精通德国古典哲学又熟悉英法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马克思来说，“蒲鲁东先生彻头彻尾是个小资产阶级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1]。蒲鲁东在1846年出版的《经济矛盾体系，或贫困的哲学》，就是以唯心史观为核心，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庸俗化的赝品。

马克思在1846年12月28日致巴·瓦·安年柯夫的信中，随后又在《哲学的贫困》中，对蒲鲁东的经济观点、哲学观点、改良主义的社会政治观点进行了驳斥，并在论战中正面阐发了一系列重要理论，其中最主导的就是唯物史观。梅林推崇《哲学的贫困》，认为“这部书不但是马克思生活上的一个里程碑，而且也是科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2]。他的主要着眼点也是唯物史观。

马克思在驳斥蒲鲁东把相互联系的各种经济关系看成仅仅是前后相继的关系时强调，“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3]。这种社会整体观，即把社会各个组成要素看成是相互制约的整体观念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极其深刻的。蒲鲁东把同一社会中的各种社会关系，按照时间的顺序排列，片面强调它们在时间上的先后序列，而抹杀它们同时并存的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关系。这种单线的、按时间顺序的排列，实际上是把统一的社会的各个方面分割开来，变成由一个产生另一个的不同社会阶段。统一的、有机的社会立体结构，变成分裂的、没有生命活力的平面图。这是对人类社会有机体的歪曲。马克思在批评蒲鲁东时指出：“谁用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构筑某种思想体系的大厦，谁就是把社会体系的各个环节割裂开来，就是把社会的各个环节变成同等数量的互相连接的单个社会。其实，单凭运动、顺序和时间的逻辑公式怎能向我们说明一切关系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呢？”[4]

马克思把社会看成一个统一整体，但并不认为构成社会的各种因素仅仅是相互依存的具有同等作用的独立系统。马克思在考察社会时，反对停留在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抽象图式上，而是划分不同层次的关系，并着力探求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蒲鲁东是历史唯心主义者。他无视历史的客观现实性，否认适应时间顺序的现实历史，把抽象的逻辑范畴看成现实历史的基础，认为现实的经济关系是经济范畴的化身。这样一来，客观的历史只不过是逻辑范畴这种底布上的花纹而已。

马克思反对这种看法。在马克思看来，经济范畴并不是独立的实体，而是存在于科学思维中的一种逻辑结构。它是派生的，而不是原生的。它是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即科学抽象。并不是经济关系适应和体现经济范畴，事情应该倒过来。人们在生产过程中，既生产生产关系，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因此，经济范畴在思维着的头脑中的秩序，应该反映生产关系的内在联系。否则，无论逻辑范畴的秩序排列得怎样井井有条，也无非是一个非常无秩序的头脑中的所谓秩序而已。这种秩序不是科学体系，而是虚构。

经济范畴的逻辑体系不是绝对独立的封闭系统，而是依存于生产关系的，那生产关系又决定于什么？马克思并没有在生产关系和经济范畴之间来回兜圈子，而是由生产关系更深一层进到生产力。马克思说：“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5]并且明确地指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仅仅是相互依存的函数关系，而且存在着因果关系，生产力是最终的决定性因素：“生产方式、生产力在其中发展的那些关系并不是永恒的规律，而是同人们及其生产力发展的一定水平相适应的东西，人们生产力的一切变化必然引起他们的生产关系的变化。”[6]马克思在致安年柯夫的信中反复强调了这一点。虽然生产力决定和制约生产关系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的内在机制还有待深入研究，但这种因果联系无疑是存在的。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都证实了这一点。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并和生产关系处于不可分割的联系之中，但生产力自身又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在《手稿》中，马克思提出的人的本质力量的概念中蕴涵着生产力的内容，即人自身所具有的自然力，如欲望、**、劳动能力是一种对象化的力量。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强调了生产工具的作用，并把生产工具区分为自然产生的生产工具（如耕地、水，等等）和文明创造的生产工具（各种劳动工具）；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除了生产工具外，还特别强调了作为劳动的主体——工人的作用，指出：“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7]这样，人和工具构成生产力系统的两个基本因素。

但生产力并不是人和工具的机械组合，而是一种有机结构。仅仅是人加工具只是可能的生产力，而不是现实的生产力。在现实的生产过程中，生产力都是以一定的结构方式存在。这种结构可以区分为社会结构和技术结构。社会结构是人与工具结合的社会方式，即所有制和分工、协作。技术结构是生产工具的性质和劳动者运用工具的水平，例如在手工劳动中，是劳动者使用工具，劳动者的经验和技能是生产力水平的一个标志；而在机器生产中，是工人操作和控制机器，科学技术直接转化为生产力。因此，即使具有同样的生产工具，但由于社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不同，生产力的水平也是不一样的。生产力是不断发展的，因而生产力诸因素的结构方式也是不断变化的。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的作用也不断改变，由运用体力到更多运用智力，由直接参与生产到控制和监督机器，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马克思关于人是生产的主体，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工人阶级自身的论断过时了。事实上，无论机器人怎样取代劳动者的直接劳动，它也不是生产的主体，而是生产工具，它是劳动者同生产对象之间的中介。科技革命改变的是生产力的技术结构，它没有也不可能改变人的主体地位。

马克思把社会看成以生产方式内在矛盾为基础的有机统一整体。这种观点同西方社会学中的社会有机论是迥然不同的。西方某些社会学派虽然也把社会看成是有机体，但按照生物有机体的概念来理解人类社会，把人类社会看成生物机体那样的自我调节系统，并把社会的各种制度，同生物的器官和功能相比拟。例如，哈佛大学的社会学家E.O.威尔逊就把社会学同生物学结合起来，用新达尔文进化论来解释社会生活，把生物进化的原则直接运用于社会。自然选择、生存竞争成为解释社会进化的重要原则。毫无疑问，人类社会是有机生命发展的结果和最高形式，是自然界的特殊部分。人，从人类学的观点看，同样有个适应自然环境的问题。但人和其他动物不同，它不是消极依赖自然，也不是改变身体结构来适应自然，而是通过劳动来改变自然，使自然适应人类生存的需要。因此，社会规律不同于支配生物学的规律，社会有机体也不同于生物有机体。社会自身就包含着运动和发展的契机和源泉。社会有机体是矛盾的统一体，它的基础是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而不是人对自然的生物学的适应。

这样，在马克思的历史观中，在马克思对历史的考察中，社会矛盾处于主导地位。社会发展是在解决社会自身的矛盾中不断前进的。马克思在评论资本主义社会时说：“资产阶级运动在其中进行的那些生产关系的性质绝不是一致的单纯的，而是两重的。”[8]并且进一步指出：“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最后建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上。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到目前为止，生产力就是由于这种阶级对抗的规律而发展起来的。”[9]因此，任何以对抗为基础的社会形态的自我调节的功能，都只能是有限的。虽然它可以通过各种社会控制器（政治的、法律的和道德的）来进行调节，但这只是矛盾的缓和，而不是矛盾的消失。当社会矛盾激化到一定量度，社会失控，制动阀失灵，任何调节都无济于事。过分夸大社会自我调节的功能，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相对稳定绝对化，是只看到暂时的平静而看不到潜伏的暗流。

马克思批判了蒲鲁东的形而上学历史观。蒲鲁东自诩为辩证法家，以卖弄黑格尔辩证法而自豪，实际上是个形而上学者。他把资本主义经济范畴机械地划分为好的和坏的两个方面，力图通过辩证综合来保留好的方面，消除坏的方面，自以为这就是辩证运动。其实，这不是运动，而恰好是运动的终结。蒲鲁东把这种矛盾调和论运用于政治领域，把社会平衡绝对化。正如马克思所说：“他完全像一个政治上的空论家，想把国王、众议院、贵族院一并当做社会生活的构成部分，当做永恒的范畴。他只是寻求一个新公式，以便把这些力量平衡起来。”[10]马克思还根据辩证历史观批判了资产阶级人道派和博爱派，他们否认矛盾，“愿意保存那些表现资产阶级关系的范畴，而不要那种构成这些范畴的实质并且同这些范畴分不开的对抗”[11]。

马克思把社会看成是包含内在矛盾的有机体，并从社会结构角度研究这个有机体。生产关系是一种结构——人类相互结合的方式；生产力是一种结构——生产工具和人以一定方式的结合；同样，全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种意识形态都有其特殊的存在方式。但马克思并不把社会结构看成是纯粹的形式，而是看成人类活动的存在方式。马克思反对黑格尔把人看成绝对观念自我实现的工具的观点，也反对蒲鲁东把人看成原理、原则、范畴自我运动的工具的观点，它只不过是黑格尔观点的庸俗化的翻版。马克思认为，蒲鲁东的观点是一种天命论，神秘的天命论，天命成为他用来牵引全部经济范畴自我运动的火车头。

马克思强调，历史是人类活动的产物。我们考察历史，考察每个时代的历史现实，不应该撇开人类活动，把人当成历史的消极工具，而应该把人“既当成剧作者又当成剧中人物”[12]。这是《哲学的贫困》中提出的重要思想，是唯物辩证地考察历史中主客体关系的根本原则。

人是历史的剧作者。举凡人类社会的一切，无一不是人类自身活动的产物。生产关系是人类相互作用的产物，生产力是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其他如科学、文学、艺术，都是人类自身的创造物。没有人类活动，历史是无法想象的。

可人又是剧中人。也就是说，就人类活动的方式来说他是主动的，但它的后果不是可预期的，行为是受制约的。正如戏剧中的角色的性格、行为、结局，受到剧中情节（剧中人物的相互关系）制约一样，人的活动有其被动的一面。每代人都是在既成的历史条件下活动，历史舞台是由我们上一代人的活动所形成的。它是既成的、给予的。存在主义极力鼓吹“自由选择”，实际上这种选择是有一定限度的。

马克思问道：“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社会形式都是与既成的生产力水平和性质相适应的。“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一定的政治国家。”[13]

人们能自由选择生产力吗？也不能。“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以往的活动的产物。所以生产力是人们的实践能力的结果，但是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14]。

因此，社会发展有自己的规律，这个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个人的行为是有目的、有意识的，可是由人的行为所形成的历史自身是无目的、无意识的。对于人的行为来说，我们可以问为了什么；而对社会历史来说，不能问为了什么，而只能问为什么。社会现象之间的联系不是目的性的联系，而是因果性联系。尽管每个人的社会行为体现人的目的，可是社会现象相互作用的结果却往往超出或违反人的目的。对社会历史的研究，不是探求历史的目的性，而是发现历史自身的规律性。当然，人不是规律的奴隶，这对于历史领域同样是适用的。但要利用规律，必须服从规律。不受规律制约的主体，只是想象中的“自我”，它既不能思维，也不能行动。

确实，人既是剧作者又是剧中人，在形而上学头脑看来是一个咬不开的“硬核桃”。对于蒲鲁东是这样，对于当代西方某些攻击唯物史观是经济唯物主义、历史宿命论者来说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