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全面创立唯物主义历史观，必须找到一个正确的出发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一个巨大成就，就是彻底批判了费尔巴哈抽象的人和施蒂纳的“唯一者”，科学地阐明了唯物史观的前提，揭示了物质资料生产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

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我以为要比较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区分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弄清出发点的含义。

就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来说，存在两种关系：一种是主体的认识在何种程度上反映了客体，即在主体的认识中是否包含不依赖于主体的客体内容。要真正正确地反映现实，必须从客观对象出发，尽可能客观地把握对象自身发展的规律。这属于事实判断。另一种是主体为什么认识客体，这种认识在何种程度上符合主体自身的利益与愿望。这属于价值判断。前一种要解决的是客观对象“是什么”，后一种要解决的是“为了什么”。这两者之间有联系，但也有区别。符合主体自身利益与愿望的判断，不一定都是科学的判断。

就人类来说，任何一种认识都与自身的利益不可分，或者说都是为了人类自己。自然科学如此，社会科学也如此。不同的是，自然科学没有阶级性，它的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之间是一致的；而在对社会的认识中，价值判断渗入到事实的认识，为了狭隘的阶级利益，往往会掩盖事实，歪曲真理。而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达到二者高度的一致。

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适应无产阶级斗争需要的。就马克思主义的目的来说，它当然是为了无产阶级和人类的解放。由于无产阶级利益与社会发展规律的一致性，这个目的本身成为马克思能正确认识人类社会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它之所以是科学理论的根据。马克思主义要成为科学，必须正确地反映历史规律自身。

就人类对历史的认识来说，它大体上经历了神学历史观、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历史观、唯物主义历史观。就各种历史观的主观目的来说，它们都是为了自己阶级的利益。神学历史观是为了奴隶主和封建主的利益，人道主义历史观就其起源来说是为了革命的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唯物主义历史观则是为了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者的利益。因此从最抽象的意义上说都是为了人，与人类无关的事，是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和兴趣的。即使是神学历史观，形式上是为了神，实际上还是为了人，为了奴隶主和封建主的利益。

我们这里所讨论的出发点，是就事实判断说的，即如何认识历史，如何认识历史自身的规律，达到对历史的科学认识。在这种意义上，不同的历史观有不同的出发点。神学历史观以神为出发点，以神的意旨作为解释历史变迁和各种社会现象（如富贵贫贱、生死祸福）的最终依据。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历史观以人为出发点，即用抽象的人性作为衡量社会的尺度和解释历史的依据。从神学历史观到人道主义历史观的转变，最根本的是出发点的转变，即解释历史的指导原则的变化。毫无疑问，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有巨大的历史功绩，仅就历史观而言，突出人而不是突出神，从人自身而不是从神的意旨中寻找历史发展的动力，就是朝揭开历史之谜的方向迈出了重大的一步。但就其对历史的认识来说，仍然在唯心主义的范围内。

价值判断会渗透并影响到对事实的判断。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以抽象的人为出发点，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事实（历史是人创造的，而不是神创造的），但主要取决于它的阶级利益。新兴资产阶级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广泛争取同盟者，必然要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全体成员的利益。正如《德意志意识形态》所指出的：“每一个企图代替旧统治阶级的地位的新阶级，就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抽象地讲，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进行革命的阶级，仅就它对抗另一个阶级这一点来说，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一个阶级，而是作为全社会的代表出现的；它俨然以社会全体群众的姿态反对唯一的统治阶级。”[1]

另一方面，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取决于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封建社会和教会统治的政治实践和理论原则，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按照神学历史观，在神面前，所有的人无贤愚不肖，都是生而有罪的。他们鼓吹，“轻视自己的人，在上帝那里就受到尊重”，“你应当把自己看得很微小，这样，在上帝眼中，你就是大的”，“愈是为人间所蔑视，你就愈是得到上帝的珍视”[2]，如此等等。在封建专制君主面前，所有的人无贵无贱，都是臣民。或者像恩格斯所说的，人人平等，就是说大家都等于零。因此，面临反对封建制度和教会统治的新兴资产阶级，在观念形态上必然强调以人为出发点和归宿，用人来对抗神，用人权来对抗君权，以便完成自己反对封建制度、确立资产阶级统治的历史使命。马克思正是从这个角度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高扬“人”的旗帜的原因作了分析。他说：“为什么市民社会的成员称做‘人’只是称做‘人’，为什么他的权利称为人权呢？这个事实应该用什么来解释呢？只有用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政治解放的本质来解释。”[3]

所谓“人的觉醒”、“人的发现”，是先进资产阶级对自身利益的意识，它要求扫除人身依附的等级制度、特权制度，满足尘世的欲望。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其他被压迫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因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越是把人抽象化，以“人”的名义抗争，就越是把人与神的对立、广大被统治者和专制制度的对立推向极端，使它们之间的矛盾尖锐化、公开化，并使自己对宗教和专制制度的抨击具有浓郁的情感色彩，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而且对培育比封建主义进步的政治观点、道德观点、美学观点和文艺创作起到“发酵”作用。在几百年中，在许多领域中产生过一批多才多艺学识渊博的巨人，留下了不少感人至深的名篇佳作，这是人类文化的一笔宝贵财富。

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虽然把出发点由神转到人，但它包含着不可解决的矛盾。

从理论上说，它以人性作为历史的尺度，认为历史的发展动力在于人类善良的天性或理性。可是永恒不变的人性怎么能成为变动不居的历史的原因呢？人道主义历史观必然在历史和人性相互关系的难题中徘徊。实际上，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所开创的由神到人的转移，只是由神性进到人性，而没有达到现实的人，因此它不可能科学地说明历史。正如恩格斯后来在批判泛斯拉夫主义的宣言中所指出的，“人道”、“自由”、“平等”、“博爱”、“独立”，“这些字眼固然很好听，但在历史和政治问题上却什么也证明不了”[4]。仅仅借助于人类的天性，而不着力于探求历史的客观基础，必然把历史本身发展的客观规律排斥在自己的视野之外。

从实践上说，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阶级性同它以人为出发点的抽象原则之间存在深刻的矛盾。在理论上，它从抽象的人和人性出发，提倡尊重一切人的权利、尊严、价值，宣扬普遍的自由和平等；但在实践上，它是从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追求的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和权利，维护的是有产者的尊严和价值。开始时，这种矛盾是潜在的、尚未显露的。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和教会统治的共同利益，超过了隐藏在“人”后面的阶级对立。可是当资产阶级由被压迫阶级变为统治阶级，资本主义制度代替了封建制度，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对立就极其明显地暴露出来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同抽象人道主义原则完全相反：“商业日益变成欺诈。革命的箴言‘博爱’化为竞争中的蓄意刁难和忌妒。贿赂代替了暴力压迫，金钱代替刀剑成了社会权力的第一杠杆。**权从封建领主手中转到了资产阶级工厂主的手中。”[5]早期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确实怀着真诚的动机、满腔的热情、美妙的理想，自以为是在为“人”的一切而奋斗，但它的实际结果却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统治和压迫。这种观念中的起点和实际终点之间的对立，是历史发展规律本身所决定的，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

以抽象的人为出发点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共同点。从14世纪意大利开始萌发的人文主义思潮，经过18世纪法国的启蒙学派，到19世纪的德国变为一种更为抽象的关于人的哲学理论。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就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一种特殊形态。在德国哲学发展的链条中，费尔巴哈是作为黑格尔的对立面出现的。因此在费尔巴哈的哲学中，人本主义和自然观的唯物主义是不可分的。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人本主义的，即以人为中心来展开关于肉体与精神、存在和思维统一的论述；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是唯物主义的，即以人的感性实在性为前提。因此，同以往的唯物主义相比，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具有人本主义的特色；而同以往的人道主义相比，则更具有唯物主义色彩。

但作为历史观来说，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同以往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一样都是把人抽象化。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费尔巴哈在德国的条件下再现了从神到人的过程，始终在人与神的对立中考察人。他自己说过：我所有的著作，“只有一个目的、一个意志和思想、一个主题。这个主题正是宗教和神学，以及与之有关的一切东西”。还说：“我的主要对象是基督教，是宗教——它是人之直接对象、直接本质。”[6]为了反对非人格的精神实体上帝和黑格尔的绝对观念，费尔巴哈强调人的感性实在性，并把人的本质看成是“类”，是单个人的固有物的抽象。所谓“人是人的最高本质”是一个反宗教的命题，是向神学贬低人、蔑视人的教义的挑战。对人来说，人就是上帝。人的至高无上的本质不是存在于人之外的神，而应该是人自身。

以人本主义形态出现的费尔巴哈人道主义有它的独特之处，他融合了欧洲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传统和德国古典哲学的异化观点，提出了关于人的本质的异化和复归的理论，使人道主义和异化成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异化表现为人的本质与人相脱离，人变成非人，变成上帝的奴仆，变成利己主义者；扬弃异化，就是使人重新占有自己的本质，使非人成为真正的人。费尔巴哈公开声明这一点，他否定“神学和宗教的荒诞的、虚幻的本质，为的是肯定人的实在的本质”，使人“从基督徒转变为人，转变为完全的人”[7]。这样，费尔巴哈关于人的本质异化和复归的理论，使以人作为出发点的抽象人道主义原则得到更加思辨的哲学论证。

如果以抽象的人为出发点，反映了反对封建制度和宗教神学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那对代表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来说，要科学地揭示社会发展的规律，则必然要摒弃这种理论出发点。

无产阶级负有不同于资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它掩盖自己革命的性质，而无产阶级则要求揭示自己革命的性质；资产阶级把对立阶级化为抽象的人，而无产阶级要求从“人”的背后看到阶级；资产阶级把自己的特殊利益冒充为普遍利益，而无产阶级要求在“普遍利益”的空泛议论中看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利益的根本对立。因此，无产阶级如果不摆脱以抽象的人为出发点的人道主义历史观，不揭开覆盖在对立阶级之上的含情脉脉的面纱，它只能是一个自在的阶级而不能成为一个自为的阶级。马克思主义正是适应这种需要而产生的一种科学理论。

无产阶级作为独立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关系的日益简单化，以及阶级斗争极其明显地围绕物质利益而展开，这些客观事实要求马克思对以抽象的人为出发点的人道主义历史观进行重新研究，为找到新的出发点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能性。但唯物主义历史观是一种科学理论，它的创立必须经过思维着的头脑，即进行艰苦的理论探索。这个过程，就是逐步清除费尔巴哈影响的过程。

在19世纪40年代的德国，在黑格尔哲学解体过程中对马克思影响最大的哲学家是费尔巴哈。这种影响包含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两个方面：一个是人本主义中包含的唯物主义的影响，另一个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和复归的理论的影响。前一种影响，有助于马克思摆脱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批判和改造黑格尔的辩证法；后一种影响，使马克思的历史观在一个时期内还不能完全摆脱人的本质的异化和复归的图式，对无产阶级的地位和使命的论证还带有人本主义的色彩。

即使是处在费尔巴哈的影响之下，马克思同费尔巴哈一开始也存在分歧，他一直在寻求新的出发点。自从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论述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思想以后，马克思逐步转向解剖市民社会，并研究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在作为经济学研究初步成果的《手稿》中，他把劳动看成人的本质，看成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并论述了劳动在人的自我形成中的作用，这是一个重大进展，它为马克思从劳动中寻找新的出发点开辟了道路。但《手稿》对劳动的分析有着明显的局限。它从主体（人）本质角度分析劳动，把劳动看成是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的类本质，而把现实的劳动看成同人的类本质相对立的异化劳动。在人的本质与异化劳动的对立中来考察劳动，必然限制对劳动作用的科学的认识。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把物质资料生产作为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他抛弃了把劳动看作人的天性，看作人的内在目的以及把劳动和维持人的肉体生存对立起来的观点，科学地分析了物质资料生产在人类社会中的决定作用，从而为唯物主义历史观最终找到了正确的出发点。他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想象的、所设想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只存在于口头上所说的、思考出来的、想象出来的、设想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真正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我们还可以揭示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的发展。甚至人们头脑中模糊的东西也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定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8]还说：“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并不是任意想出的，它们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加以抛开的现实的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所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定。”[9]这不仅是对费尔巴哈的批判，也是对自己以前哲学信仰的清算。

第一，马克思用现实的个人来取代费尔巴哈的生物学的人类个体。费尔巴哈的人类个体是不属于任何社会形式的，而马克思所说的现实的个人不是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的人，而是受生产力和交往形式制约，在一定的物质条件下进行物质生产的人。

第二，马克思用人的感性活动来取代费尔巴哈仅仅把人看成是感性对象。费尔巴哈虽然强调人的感性实在性，但他从来没有看到真实存在着的、活动着的人，而是停留在抽象的人上。所以马克思批评他说：“费尔巴哈谈到的是‘人自身’，而不是‘现实的历史的人’。”[10]马克思不同。他强调自己所说的人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是人的感性活动，而不单纯是人的感性存在。

第三，在人的活动中，马克思摆在首位的是物质生产活动，他明确指出：“这种活动的基本形式当然是物质活动，它决定一切其他的活动，如脑力活动、政治活动、宗教活动等。”[11]因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12]。他强调：“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13]

同自然界不一样，社会是人类活动的领域。社会中的一切都是人参与的。但是对这个事实，可以进行两种不同的哲学概括。一种是把人变成摆脱一切客观制约性的抽象主体，变成一个概念——“人”。例如施蒂纳就是这样。他把人当成全部历史的积极主体，可是在他那里，人只是概念、观念的另一个名称而已。这种所谓人不可能参与任何实际活动，也不可能创造历史，而只是在哲学家头脑中游**的幽灵。这是对客观事实的错误概括。马克思在批判施蒂纳时指出：“决不是人这个神圣概念，而是处在现实交往中的现实的人创造了经验关系，只是在后来，在事后，人们才把这些关系虚构、描绘、想象、肯定、确认为‘人’这一概念的启示。”[14]

《德意志意识形态》唯物辩证地解决了历史领域中的主体和客体关系。现实的、从事实际活动的人是历史的主体。各种社会关系是人们相互活动的产物。因此，历史不单纯是为人们活动提供的舞台，而就是人们活动本身。可是就局部来说，它又为每一代人提供活动的客观环境。这个环境是确定的、既成的、给予的。所以，从总体说，人既是能动的又是受制约的，既是剧作者又是剧中人。马克思说：“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15]因此，历史唯物主义从来不脱离人类活动的历史环境来考察人，而是把人的创造作用、能动作用的发挥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

历史唯物主义把人的物质资料生产作为自己的出发点绝不是排斥对人的研究。没有人的物质生产活动，正如没有物质生产的人一样是不可思议的。但历史唯物主义反对把抽象的人作为出发点，孤立地探讨人和人的本性。社会不是个人的简单总和，也不是可以随便装入任何一种人的容器，而是以生产关系总和为基础的特定的经济形态。不是人的本质决定生产方式的性质，而是有什么性质的生产方式才会有什么样的人。人是什么样，“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16]。历史证明，正因为唯物主义历史观确立了新的出发点，才使对人的认识达到了新的科学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