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唯物史观的创立中，马克思对经济学的深入研究起了重大作用。如果说1844年年初马克思在巴黎开始的经济学研究，使他摆脱德国古典哲学的思辨传统，由异化上升到异化劳动，发现了劳动在形成人类历史中的决定作用，打通了一条通向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道路，那1845年年初马克思到达布鲁塞尔以后继续经济学研究，则为由异化劳动转向全面确立唯物史观作了理论准备。完全可以说，马克思由异化到异化劳动再到全面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是分不开的，而目的则在于寻求对共产主义学说的科学论证。

马克思是在1845年2月初，由于法国政府的迫害而移居布鲁塞尔的。在这里，马克思继续进行在巴黎开始的政治经济学研究，阅读了大量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他还同恩格斯专程到过伦敦和曼彻斯特实地考察和进行文献研究。这里我们只着重分析一下马克思对德国经济学家弗·李斯特于1841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一卷的评论，看看马克思是如何开始接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规律的。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是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他为适应德国资产阶级发展工业，保护国内市场，防止英国竞争的需要，提倡保护关税制度，反对自由贸易。他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一卷，就是专门论述国际贸易、贸易政策和德国关税制度的。他强调德国保护关税的必要性，并吹嘘自己要对政治经济学中流行的国际贸易理论、贸易政策理论的错误实质和原因进行研究。可是李斯特极力掩盖他的理论的实质，仿佛他不是代表德国资产阶级追求财富，独占国内市场，力图使德国的工业达到英国的繁荣程度的愿望，而是为了所谓国家的利益：“他害怕谈他所渴求的恶的交换价值，而谈生产力；他害怕谈竞争，而谈国家生产力的国家联合；他害怕谈他的私利，而谈国家利益。”[1]

恩格斯和马克思不约而同地都打算批判李斯特。恩格斯在1844年11月给马克思的信中谈到，他要写“反对李斯特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的写作目的同他正在着手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是一样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直接控诉的是英国资产阶级，但它打的是麻袋，指的是驴子，即德国资产阶级，说明德国资产阶级和英国资产阶级一样，只是在榨取方面不那么勇气十足，不那么彻底，不那么巧妙而已。而评李斯特的小册子，则是要揭露德国资产阶级保护关税的实质。

恩格斯和马克思对李斯特的批判有个分工。恩格斯从实际方面来批判李斯特，阐明他的经济体系的实际结论。恩格斯于1845年2月15日在爱北斐特的演说就是这样。他详细考察了实行保护关税制度所引起的各种可能性，但它必然导致无产阶级贫困，从而引起革命。恩格斯说：“详细考察的结果完全证实了我在最初根据竞争所作的概括性的说明，即社会革命将是我们现在的社会关系在任何条件和任何情况下必然引起的后果。正如我们可以有把握地从已知的数学公理中得出新的定理一样，我们也可以有把握地从现存的经济关系和政治经济学的原理中得出社会革命即将到来的结论。”[2]

和恩格斯不同，马克思着重对李斯特的理论前提进行批判。他揭露了李斯特唯心主义的生产力观，揭露了他在关心生产力的幌子下对财富的追求，并通过分析现代工业和生产力的关系，朝着揭示历史发展的最基本规律的方向前进。

德国的资产者和英、法资产者一样是追求工业财富的。但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通过他们的经济学家公开表达这种要求，他们把财富奉为神明，并在学术上也无情地把一切献给财富。而德国资产阶级追求财富又否认财富。它为自己创造了一种与世俗的法国和英国的经济学完全不同的“理想化的”经济学，创造了一种新的财富理论，以便证明他们追求财富是有道理的。他们用空虚的、浅薄的、伤感的唯心主义，层层包裹它那最卑鄙、最龌龊的追求财富的市侩精神。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就是这种理论。

李斯特把生产力和交换价值对立起来，把生产力看成是一种精神力量，以此来表明，他追求的不是非精神的物质财富，不是交换价值，而是精神本质，即无限的生产力。正如马克思所揭露的：“生产力表现为一种无限高于交换价值的本质。这种力量要求具有内在本质的地位，交换价值要求具有暂时现象的地位。这种力量表现为无限的，交换价值表现为有限的；前者表现为非物质的，后者表现为物质的；我们在李斯特先生那里看到了所有这些对立。因此，力量的超感觉世界便代替了交换价值的物质世界。”[3]

事实上，生产力并不是独立的精神本质，并不是一种不可捉摸的“幽灵”，而是一种物质力量。马克思指出，只要翻一下任何一本统计材料就可以看到，那里谈到水力、蒸汽力、人力、马力，所有这些都是生产力。虽然资产阶级统计学把人同马、蒸汽、水全部都充当力量的角色，表现了对人的蔑视，但它却“破除了美化‘生产力’的神秘灵光”，表明生产力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物质力量。

德国资产者照样想发财，想赚钱，但却反对交换价值、物质财富，似乎只关心生产力。李斯特说：“国家必须牺牲物质的力量以便赢得精神的或社会的力量。保护关税是为了唤起工业力。”还说：“财富的原因同财富本身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同财富本身相比，创造财富的力量是无比重要的。”这完全是虚伪的。马克思说：“李斯特先生装腔作势，似乎他不顾恶的交换价值，处处为了生产力本身而关心生产力。”[4]

从形式上看，交换价值、货币，似乎总是外在目的，而生产力似乎是人自己本性中产生的目的，即目的本身。因此，关心生产力就是关心人自身。实际上德国资产阶级关心的还是自己的物质财富。

难道德国的资产者、工厂主关心工人发展他们的一切才能，发挥他们的生产能力，使他们像人一样从事活动因而同时发展人的本性吗？不是的。在他们看来，如果弯腰驼背，四肢畸形，某些肌肉的片面发展和加强能使工人更有生产能力，那么这种弯腰驼背，四肢畸形，片面的肌肉运动就是一种生产力。如果工人的精神空虚比充沛的精神活动更富有生产能力，那么工人的精神空虚就是一种生产力。如果一种职业的单调使工人更有能力从事这项职业，那单调就是一种生产力。因此所谓生产力，无非是“致富的手段”“致富的生产力”。所以马克思嘲笑德国资产阶级，说他们声称自己“猎取的不是非精神的物质财富，不是恶的有限的交换价值，而是精神本质，无限的生产力。当然，这种精神本质会导致以下的情况：‘市民’借此机会把世俗的交换价值装满自己的口袋”[5]。

李斯特把创造财富的力量同财富本身区分开来，以此表示对人的重视。实际上结果和原因是不可分的。结果的性质包含在原因之中，原因中包含有结果所具有的某种规定性。资产者把无产者不是看作人，而是看作创造财富的力量，这种对人的“赞扬”，就是对人的“贬低”。要是资产者认为使用人力不如使用牲畜、机器更有利，他们会毫不犹豫地以牲畜和机器来代替人。李斯特把自己的观点同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区分开来，认为后者是建立在交换价值的基础上，而自己是建立在生产力的基础上。其实他们本质上是一致的。如果说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把人看成交换价值是把人变成物，那李斯特所谓的生产力理论，把人看成是创造财富的原因，这并不是把人作为真正的主体，而是作为为资产阶级创造财富的机器。

所以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并不是精神力量，而是物质力量，不能离开社会制度抽象地考察生产力。他说：“在现代制度下，生产力不仅在于它也许使人的劳动更有效或者使自然的力量和社会的力量更富于成效，而且它同样还在于使劳动更加便宜或者使劳动对工人来说生产效率更低了。因此，生产力从一开始就是由交换价值决定的。”[6]这就充分说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力的发展不仅表明人的劳动更富有成效，而且意味着对工人剥削的加强。马克思后来一再强调这一点。他在写于1864年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生产力的任何新的发展，都不可避免地要加深社会对比和加强社会对抗”[7]。

和《手稿》相比，马克思在评论李斯特的观点时对劳动的分析前进了一步。在《手稿》中，马克思撇开了劳动借以实现的形式，从主体的本质角度来考察劳动，把劳动定性为自由的自觉的活动，而在这里则着重指出：“谈论自由的、人的、社会的劳动，谈论没有私有财产的劳动，是一种最大的误解。‘劳动’，按其本质来说，是非自由的、非人的、非社会的、被私有财产所决定的并且创造私有财产的活动。”[8]

毫无疑问，《手稿》把劳动规定为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并从人与自然进行物质交换的角度来考察劳动，是认识的一种进展。它把握了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并揭示了不以任何社会形式为转移，或者说适用于一切社会形式的劳动的根本特性——对象化。但它有一个局限，仅仅从这种劳动中看不出人类在其中发生的一定历史阶段的生产关系，并容易导致把现实的劳动看成是和作为人类本性的劳动相对立的异化劳动。从劳动按其本性来说应该如何来衡量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虽然也可以给予谴责和揭露，但终究限制了对它的科学理解。可以撇开各种劳动形式概括出劳动的一般特点，但劳动的性质不能从劳动一般，而必须从它借以实现的形式（一定的生产关系）得到说明。当马克思强调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是被私有财产所决定并创造私有财产的活动，这就从人的本性（真正的劳动）同人的本性的异化（异化劳动）的对立，转向劳动本身，把劳动同劳动借以实现的形式结合起来考察，朝发现生产力（人与自然的关系）和生产关系（人与人的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前进了一步。

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工业的分析中已开始接近这一点。他认为可以从完全不同的观点来看待工业。一种是从肮脏的买卖利益的观点，即资产阶级的观点来看待工业。例如德国的资产阶级就以忌妒的目光盯着英国高度发展的工业，也想在国内达到这个高度。他们挥舞着保护关税的皮鞭以便向自己的民族灌输“工业教育”的精神，其目的当然是资产阶级的利益。另一种观点是把工业的发展看成是为自己创造人的生活条件，为人的生存奠定基础。因此，必须把现代工业制度同它违反自己意志而无意识地创造的生产力区分开来。不能把对工业生产力的赞美，变成对资产阶级的赞美，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度的赞美。马克思说：“工业用符咒招引出来（唤起）的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对工业的关系，同无产阶级对工业的关系完全一样。今天，这些力量仍然是资产者的奴隶，资产者无非把它们看做是实现他的自私的（肮脏的）利润欲的工具（承担者）；明天，它们将砸碎自身的锁链，表明自己是会把资产者连同只有肮脏外壳（资产者把这个外壳看成是工业的本质）的工业一起炸毁的人类发展的承担者，这时人类的核心也就赢得了足够的力量来炸毁这个外壳并以它自己的形式表现出来。明天，这些力量将炸毁资产者用以把它们同人分开并因此把它们从一种真正的社会联系变为（歪曲为）社会桎梏的那种锁链。”[9]这段深刻的论述，把资本主义工业的生产力同它借以活动的条件（私有制）划分开来。它把私有制称为“锁链”、“外壳”、“桎梏”，而把工业生产力的发展看成是“砸碎”、“炸毁”这些“锁链”、“桎梏”的力量，并把无产阶级看成能掌握这些生产力，并用同它相适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人类的核心”。这种从资本主义工业自身的内部矛盾（工业生产力和它借以活动的形式）引出的革命结论，比起从人的本质和存在的矛盾引出的结论，无疑更接近《德意志意识形态》即将全面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