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门科学都包括两个方面：历史和理论。化学有化学理论，也有化学史，物理学有物理理论，也有物理学史，其他如生物学、医学、天文学、地质学等无不如此。因为每门科学既有自己特有的范畴、规律，又有发现这些规律的过程。从认识史的角度说，没有没有历史的科学，也没有没有科学的科学史。

马克思主义也是如此，它既有理论又有历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无非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创立、发展的过程。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反过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无非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和继承人，以及众多的马克思主义者总结自然科学和革命实践经验，长期进行理论探索和研究的结晶。如果不经历创立、成熟、发展的过程，就不可能有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出现。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它的历史是不可分的。可以这样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不过是以历史形态出现的原理，即处于形成过程中的原理；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每一个范畴、原理，都包含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因为它们都不是一次形成的，而是经历了一个过程。

但它们之间有区别。例如要研究马克思如何创立唯物史观，必须再现马克思的思想从不成熟到成熟的发展过程。它有着严格的历史顺序性和精确的时间观念。而原理不同，它撇开历史认识过程中的偶然因素，撇开不成熟的东西，只讲它已经规律化的东西，即它的根本范畴和规律。在原理中已经规律化的认识，在历史中必须作为过程，而在历史中作为过程的东西，在原理中必须凝结为概念、范畴、规律。这样就产生了一个矛盾：在原理中作为不成熟的东西而被摒弃的，在历史中必须保留。否则，就不能说明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进程。

我们正是从这个观点出发来评价《手稿》的。毫无疑问，《手稿》并不是一部完全成熟的著作，其中包含着马克思后来摒弃或彻底改造了的观点，但也包含着许多重要思想。把《手稿》放在整个历史过程中来考察，无论它的成熟和不成熟之处，对于说明马克思的思想发展都是重要的。

我们在前面指出了《手稿》的不成熟之处，但并不贬低它的意义。在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中，《手稿》无疑是一部重要作品，它既不是对以前发展阶段的偏离，也不是一个天才思想家的灵感迸发和转瞬即逝的火花，而是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环节：它标志着从《莱茵报》开始的两个转变的基本结束，又是进一步创立包括三个组成部分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开端。

《手稿》是在前一阶段已经达到的成就的基础上前进的，特别是继续发挥了《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的重要论点。马克思在谈到《手稿》的内容时说：“在《德法年鉴》上，我也十分概括地提到过本著作的要点。”[35]但是比起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文章，《手稿》向前跨进了一步。这是指不仅在思想深度上，在某些问题的阐述上，而且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产生了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变化。

马克思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转变同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创立，是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两个阶段。马克思的两个转变中，就孕育着创立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重要前提和因素，但还不是这种创立过程的本身。

马克思并不是为了创立思想体系而从事理论活动的。但把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科学，这是一项包括几个理论领域的任务。历史的经验以及马克思本人的经验都表明，如果仅仅局限于哲学领域，这个任务是无法完成的。《手稿》的意义在于，它改变了由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德国古典哲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所表现的三者分离状态，试图把政治经济学、哲学、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相互论证、相互补充的整体。当然，这种结合开始是不完整的、不完善的，而且包含着矛盾，但它却预示了一个新的方向。

西方有些学者把这种结合的过程看成是倒退，力图倒转这种进程，拆散这种结合。他们把政治经济学从马克思主义中驱逐出去，单纯回到哲学，回到被大大缩小了、歪曲了的哲学即所谓“人学”，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关于人的本质、人的价值的纯伦理的抽象思辨，而且居然以《手稿》为据。事实上，《手稿》的特点和重要意义正好在于结合，而不是分离。

马克思在《手稿》中继续发挥了他在《德法年鉴》中提出的主题，但把这种论证开始转移到经济学的基础上。这就为他在1842年《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中提出的寻求对共产主义的“理论论证”，真正找到了一个坚实基础。我们重视哲学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作用，但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存在于经济之中。正如恩格斯所说：“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36]

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根源于经济，同社会主义革命仅仅是经济革命是不一样的。把社会主义革命看成是与人无关的纯客观过程是不对的。彻底扬弃私有制，改造旧的经济关系，必然包括人的革命，即创造一代新人，使人得到全面发展，可是这种相互作用的基础和最终原因存在于经济事实之中。《手稿》的论证尽管还存在人本主义的弱点，但它是以经济事实为根据的，是马克思转向从经济上论证共产主义的重要环节。因此我们反对无视《手稿》的经济学特点，把它仅仅归结为关于“人”的哲学著作。例如弗洛姆就反复强调：“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手稿》”是“一部论述他关于人、异化、解放等等概念的主要哲学著作”，“马克思的目标就是社会主义，它是建立在他关于人的学说之上”，“是从他关于人的概念中推导出来的”[37]，等等，这样就把《手稿》置于曾在德国流行的“真正社会主义”同样的水平。

《手稿》中存在着人本主义因素，但它的发展趋势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人本主义。马克思当时虽然没有完全意识到自己同费尔巴哈的重大分歧，但实际上在许多重要观点上都超出了费尔巴哈。《手稿》进一步发展了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开始提出的关于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原理，在解剖市民社会，即对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度和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中，形成了许多重要思想，例如，马克思关于劳动是人的本质，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的观点，关于整个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的思想；并开始触摸到生产关系——人的异化，只有通过人同他人的关系才得到实现和表现；并试图分析社会的结构，即物质生产对全部上层建筑各种形态的决定作用，等等。特别重要的是，马克思还强调了历史的辩证法。他反对古典经济学派“不理解运动的相互联系”，把竞争与垄断、营业自由与同业公会、地产的分割与大地产对立起来的形而上学方法，也不满意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因为“他只是为那种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38]。马克思在《手稿》中，用矛盾的观点分析私有财产的本质，揭示无产者和有产者的对立，分析资本和劳动由直接或间接的统一到对立的历史过程，分析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各种矛盾及其解决的途径，以及把人类社会向共产主义的发展看成是否定之否定的过程，等等，尽管有的地方带有思辨的痕迹，但表现了力图从现实的历史本身寻找辩证法的趋向。

《手稿》中无疑也包含一些不成熟的东西。这是很容易理解的。马克思的哲学思想、经济学思想、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不是绝对平衡的。到1844年写作《手稿》时，马克思对哲学进行了近十年的研究，而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却刚刚开始。因此，当马克思试图把它们结合在一起时，不可能立即形成一个完整的、严密的、逻辑上一贯的整体，而必然包含着矛盾和不相适应的地方。但往后的发展并不是对《手稿》的消极否定。它虽然在理论和方法上摒弃了《手稿》中的某些观点，但包含了《手稿》已经取得的成就，是沿着《手稿》开辟的从生产劳动中寻找历史根源的方向前进的。不找到这个立足点，就不可能有唯物史观的全面建立。我们要始终记住，马克思是个严肃的学者，是殚精竭虑的热情探索者。马克思的成熟思想不是一次完成的。不管《手稿》的发现带有多大的偶然性，但从它包含的内容来说，它是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的一个必然环节。离开了《手稿》和异化劳动的理论，我们是无法理解马克思如何创立唯物史观的。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0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46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4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46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90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14页。

[8]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恩室编译：《〈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文集）》，298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9] [苏联]Л.H.巴日特洛夫：《哲学中革命变革的起源》，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10]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恩室编译：《〈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文集）》，124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1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恩室编译：《〈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文集）》，285、294页。

[1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恩室编译：《〈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文集）》，311、327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13] 复旦大学哲学系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室编译：《西方学者论〈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5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

[14] [德]赫斯：《论货币的本质》，载《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7期，1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15]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恩室编译：《〈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文集）》，369、348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16] [苏联]泰·伊·奥伊则尔曼：《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手稿〉及其解释》，1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17] [苏联]Л.H.巴日特洛夫：《哲学中革命变革的起源》，1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18] [苏联]泰·伊·奥伊则尔曼：《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手稿〉及其解释》，120—12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19]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20]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6页。

[2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6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66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668—6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24]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84、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5]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37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20—121页。

[2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2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20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30] [苏联]泰·伊·奥伊则尔曼：《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手稿〉及其解释》，126—1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31] [苏联]泰·伊·奥伊则尔曼：《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手稿〉及其解释》，129页。

[3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恩室编译：《〈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文集）》，395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3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恩室编译：《〈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文集）》，394页。

[34] 复旦大学哲学系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室编译：《西方学者论〈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68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

[3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4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617—6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7] 复旦大学哲学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室编译：《西方学者论〈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23、69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

[3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90、15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