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1844年《手稿》的一个重要成就，是把劳动、生产同实践结合在一起，突破了把实践仅限于理论批判的范围，赋予实践以感性的物质的内容。这为马克思铺设了一条通过分析人的物质生产活动来发现历史发展规律的道路。

在德国古典哲学中，黑格尔是以唯心主义形式强调实践和劳动作用的著名代表人物。他在《精神现象学》中，把劳动看作主体通过创立客体、扬弃客体、达到主体自身的自我实现、自我确证的环节；而在《逻辑学》中，他通过对认识过程的分析，把实践看成是走向绝对真理，达到主体与客体统一的环节。黑格尔对实践和劳动的理解同他关于主体的能动作用的认识是一致的。但由于黑格尔把主体看成是绝对观念，客体是绝对观念的异化，主体同以自然和社会表现出来的客体的对立，无非是意识和自我意识的不同形式，是在纯思维范围内的对立，因此作为主体能动性的表现，以及把主体和客体联系起来的实践和劳动，并不是感性的物质活动，而是一种抽象的精神的活动。

黑格尔死后，他的学生们不满意黑格尔哲学的纯思辨性质，力图从思想转到行动，提出了行动哲学。首先提出这个问题的是老年黑格尔派米希勒的学生奥古斯特·冯·切什考夫斯基。他在1838年发表了《历史学引论》，宣称今后哲学要“成为一种实践的哲学，更确切地说，要成为实践活动的哲学，‘实践’（praxis）的哲学，对社会生活施加直接影响的并且在具体活动范围内发展未来的哲学”[28]。但切什考夫斯基并没有超出唯心主义的范围。他把实践只看做是理论的批判，而不是实际改造社会的革命活动，认为纯粹的理论批判就能改变现存制度。随后，写了《行动的哲学》的青年黑格尔派赫斯以及鲍威尔，都没有超出把实践理解为理论批判自身的范围。例如鲍威尔在《微弱灵魂的自白》中就说过，“迄今为止，我们一直认为理论就是实践”[29]。

马克思对实践的看法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同马克思整个世界观的转变和发展是密切联系的。

当马克思还是站在黑格尔立场上时，他对实践的看法是唯心主义的。他在《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的博士论文和准备材料中，论述了哲学和世界的关系，强调哲学不应该是为了认识而注视外部世界，而是作为一个登上舞台的人物，直接与世界发生关系：“一个本身自由的理论精神变成实践的力量，并且作为一种意志走出阿门塞斯的阴影王国，转而面向那存在于理论精神之外的世俗的现实——这是一条心理学的规律。”可是在马克思当时看来，理论转化为实践并不是表现为人的实际活动，而是表现为理论自身的批判，所以他说：“哲学的实践本身是理论的。正是批判从本质上衡量个别存在，而从观念上衡量特殊的现实。”[30]这种所谓实践，仍然停留在理论范围，并不能改变现实。

当马克思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时，对实践的看法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他已不再把实践局限在思维范围，把理论批判本身看成是实践，而是把实践看成是革命斗争。他认为自己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是对过去政治意识形式的理论批判，经过这个批判之后不能再局限在理论本身，而必须“集中于只用一个办法即通过实践才能解决的那些课题上”。马克思给自己提出一个问题：“德国能不能实现一个〔原则高度的〕实践，即实现一个不但能把德国提高到现代各国的现有水平，而且提高到这些国家即将达到的人的高度的革命呢？”他当时认为可以做到。但不能仅仅依靠理论批判，而必须依靠革命实践：“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31]这样，马克思就把实践和理论区分开来了，把实践看成解决社会问题的物质性的力量。

当马克思在巴黎开始研究经济学以后，他把劳动、生产和实践结合在一起，从而发现了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他通过分析人与自然的关系，揭示了人类实践活动的特点，并通过对劳动的分析，把自然史、人类史以及人类认识的发展统一起来。只要马克思深入到劳动过程内部，就能最终找到一条摒弃人本主义，通向历史唯物主义的道路。

劳动表明，人的实践活动是物质性活动。它以存在客观对象为前提，并作用于对象。不包含对象性的活动，就不可能是真正的实践活动。而从主体来说，人之所以能通过实践改造自然，为自己创造一个对象世界，因为人自身就是有血有肉的客观存在物，而不是自我意识。作为人与自然统一基础的劳动，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所以马克思强调，人之“所以能创造或设定对象，只是因为它本身是被对象所设定的，因为它本来就是自然界。因此，并不是它在设定这一行动中从自己的‘纯粹的活动’转而创造对象，而是它的对象性的产物仅仅证实了它的对象性活动，证实了它的活动是对象性的、自然存在物的活动”[32]。

劳动表明，人的实践活动是社会性的活动即“类活动”。按照马克思当时的说法，生产就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劳动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如果人作为纯自然存在物，他们只能作为孤立的个体，或者作为动物似的群体同自然发生关系。这种所谓劳动，实际上是动物的生命活动，而不是人的实践活动。人在改造自然过程中，一方面同自然进行物质交换，另一方面人们相互之间交换自己的劳动和产品。在社会之外，不可能发生人和自然的关系。

劳动表明，人的实践活动是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动物的活动是一种本能活动。即使动物的生命活动也可以表现出目的性，但这是长期自然选择的结果，是对环境的适应，而不是作为主观形态存在于动物自身。人的活动不同。人使自己的劳动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人在改变客观的无机界的同时，也在实现自己的目的，使在劳动过程开始时存在于观念中的东西，变成一种物质形态的结果。

由上可见，马克思对劳动过程和要素的分析，揭示了实践的最本质的特征，即实践是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感性的物质活动。

当然，马克思当时强调的是人自身的自然力量、人的本质力量，而没有分析生产工具的作用。实际上，人的劳动主要不是借助于自己的天然器官，而是借助于生产工具作用于劳动对象。人并没有适应自然环境的特殊器官。就人自身的体力、耐力、速度、灵敏而言，并不见得比其他动物高明。但人能制造生产工具，借助于生产工具来改造自然，把不利的自然条件改造为有利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自然条件。离开了制造生产工具，对劳动的分析是不完善的。

自然有自己的历史。在没有人类的参与下，自然同样是发展变化的。但是人通过劳动建立的人与自然的联系，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从深度和广度上把无限广阔的自然界，一部分一部分地纳入人类活动的范围，把纯粹的自然变成历史的自然，使自然打上了人的烙印。正是劳动，建立了人与自然、自然与社会之间的现实的历史关系。

如果说，人通过劳动把自然变成历史的自然，那人类的历史就是自然的历史。不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之外，而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之中，人类创立了社会，形成了自身的发展史。自然界对人的生成过程，也就是人类历史的形成过程。这两者统一的基础就是劳动。人类历史的最根本内容是物质资料生产的历史，也就是人类改造自然，从自然界获取人类生活资料的历史。从历史中排除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就没有人类的历史。

人类的历史是人改造自然的历史，同时也是人改造自身的历史。因为人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不断使自己得到改造。这不仅包括改变人的各种社会关系，而且包括改造人的认识能力。从马克思来说，对于前一种改变（社会关系的改变），没有着重论述，当时还没达到这种水平，但对人通过劳动而使主体发生的变化，马克思作了非常精辟的阐述。

马克思也承认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但他强调人是通过劳动而创造自身。正如一切自然物必须产生一样，人也有自己的产生活动即历史，这个历史不是人的生物学史，而是社会发展史。因此人的感觉的形成，离不开社会，离不开人的劳动。他强调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强调劳动对象化在形成丰富的人的感觉中的作用。

特别是马克思根据当时生产发展的情况，着重指出了工业的作用。他说：“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33]这里所说的工业是广义的，指全部人类的活动即劳动。马克思把劳动史和劳动产品同人的认识发展结合在一起，把劳动产品看成是人们直接可以感触到的认识是非常深刻的。整个人类认识史表明，新劳动产品的出现，特别是现代知识密集的产品的换代升级，不仅表现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而且也表现了人类认识水平的深化。每一种新的劳动产品的出现，都同时表明人类认识的进步。对劳动和劳动产品，不能仅仅从它的效用，即满足人的物质需要的角度来考察，把它同主体自身认识能力的发展割裂开来。“如果心理学还没有打开这本书即历史的这个恰恰最容易感知的、最容易理解的部分，那么这种心理学就不能成为内容确实丰富的和真正的科学。如果科学从人的活动的如此广泛的丰富性中只知道那种可以用‘需要’、‘一般需要’的话来表达的东西，那么人们对于这种高傲地撇开人的劳动的这一巨大部分而不感觉自身不足的科学究竟应该怎样想呢？”[34]马克思这段话，总结了历史上各种认识理论的根本缺陷，而且为科学的认识论奠定了基础。

正因为马克思把劳动看成是人发展自己和形成人类历史的决定因素，因而非常重视实践在人类认识中的作用。正是在《手稿》中，马克思把实践摆在首要地位，指出，“理论难题的解决”“是实践的任务并以实践为中介”，“真正的实践”“是现实的和实证的理论的条件”[35]。马克思还明确反对把解决理论上的对立仅仅限于认识领域，仅仅看成是理论问题，主张首先将其看成是一个实践问题，即由社会自身的发展来解决的问题：“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决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一个现实生活的任务。”[36]以往历史上的哲学之所以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根本原因在于它们没有越出思维领域，把解决理论对立仅仅看作理论自身的任务，而不是诉诸实践。

马克思重视劳动，因而非常重视自然科学。马克思当时虽然还没有把自然科学看成是生产力，但对自然科学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给予了充分估计。

马克思批判了自然科学和哲学的对立。到19世纪中叶，自然科学展开了大规模的活动并且占有不断增加的材料，但从中世纪经院哲学开始的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对立并没有解决。哲学对自然科学是疏远的，正像自然科学对哲学是疏远的一样。过去一些哲学家所建立的自然哲学，虽然企图把它们结合起来，但只不过是离奇的幻想。它们不是从自然科学中揭示自然界的联系，而是用幻想的联系代替现实的联系。尽管在以往的自然哲学中，也包含一些合理的猜测，但终究是一种思辨的哲学体系，并不是哲学与自然科学的真正结合。谢林、黑格尔都是这样。

马克思肯定了自然科学的效用和启蒙作用。确实，从文艺复兴以来，自然科学在反对宗教和教会的斗争中，发挥了战斗作用。不少伟大的自然科学家，以自己的发现向教会挑战，被送上了火刑场和异端裁判所。但是马克思强调，不能把自然科学的作用仅仅限于此。事实上，自然科学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完成非人化”[37]。马克思极其深刻地看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科学的发展和进步包含着内在矛盾：一方面，它直接地完成“非人化”，也就是说，自然科学的资本主义应用，服务于加强对工人的剥削，提高了剥削率，强化了资本对劳动的竞争能力；另一方面，自然科学的发展，它在生产中的应用，促进了生产的发展，提高了工人的文化水平和技能，为人类解放准备了物质基础。

马克思的这个重要思想，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科技革命和社会革命的相互关系具有指导意义。近几十年来，以微电子技术、生物工程、光导纤维、新材料、新能源、海洋开发、宇宙航行等新技术为标志的科技革命正在兴起。特别是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表现得更为明显，正在形成一股浪潮。科技革命的发展必然要改变生产力的技术结构、产业结构、劳动的条件和内容，影响到人的价值观念、日常生活、文化教育。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我们不同意科技革命会导致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矛盾的自然消失，会造成一个普遍富裕的、各阶级趋于“一体化”社会的理论。科技革命代替和取消不了社会革命。科技革命，虽然给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带来了相对的稳定和繁荣，但从长远来看，它的资本主义的应用，不仅不会缓和，而是会加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各垄断组织之间、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矛盾。科技本身不会也不能自动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基本矛盾，而只是为解决这些矛盾提供了更充分的物质基础。同样，我们也反对违背历史潮流，把科技革命和历史进步对立起来的理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暴露的社会弊病，如犯罪、吸毒、道德堕落、人与人的关系更加疏远等，并不是直接来自科技的发展，而是根源于社会制度本身。不区分科技本身和它的社会应用方式，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归于科技革命，掩盖了问题的实质。

更为深刻的是，马克思指出：“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38]如果说在19世纪40年代这还是预言的话，在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相互渗透已经成为一种现实。许多边缘学科、交叉学科的出现，正在不断缩小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距离。

[1]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122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94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78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6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6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50页。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96、97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2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4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6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76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4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85—8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2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21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22—123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25、126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24页。

[28] [英]戴维·麦克莱伦：《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1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29] [波]维茨·罗森：《布鲁诺·鲍威尔和卡尔·马克思》，190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

[3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25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3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4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3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39页。

[3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27页。

[3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2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2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