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尔巴哈哲学的特点是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他强调自然的客观实在性，把自然看成是物质的、感性的存在物；强调人是自然的产物，是自然的一部分。费尔巴哈在人与自然统一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哲学，把人连同作为人的基础的自然当作哲学唯一的、普遍的、最高的对象。推崇人，推崇自然，表现了费尔巴哈反对宗教、反对思辨唯心主义的战斗精神。但费尔巴哈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看成是两个自然物之间的关系，看成自然界同自身的关系，因而并不能真正科学地弄清楚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

费尔巴哈强调自然的客观实在性，把它同黑格尔的绝对观念对立起来。当他把自然界看作第一性的实体、非发生的永恒的实体，“没有了自然，人格性，‘自我性’、意识就是无，换句话，就成了空洞的、无本质的抽象物”[1]时，他是坚持唯物主义的。但费尔巴哈把自然界看成直观的对象，而不是实践的对象。他继承了斯宾诺莎的“自因说”，只是从自然自身来把握自然，而把人类的实践活动排除在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之外。

1844年的马克思，当然承认自然的客观实在性。但他关于异化劳动的理论，增加了一个新的因素，这就是把自然界作为劳动对象来考察。在马克思看来，劳动的根本内容就是对象化，即劳动者把自己的本质力量凝结在产品之中，而对象化必须以自然的客观实在性为前提。“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就什么也不能创造。它是工人用来实现自己的劳动、在其中展开劳动活动、由其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2]因此马克思把劳动者同劳动产品的关系，同时也看成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工人同感性的外部世界、同自然对象这个异己的与他敌对的世界的关系”[3]。马克思通过他的异化劳动理论，把自然界作为劳动的对象，纳入劳动过程中来考察。

正因为马克思把自然界作为实践对象来考察，因此他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主客体统一理论的批判，比起费尔巴哈要深刻得多。费尔巴哈虽然用自然来对抗绝对观念，强调自然的客观实在性，但由于他把自然同人的劳动分离开来，因此对这种自然界的理解是抽象的，“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4]。而马克思则从主客体辩证统一的观点来肯定对象的客观性。

在马克思看来，人作为主体，在他之外存在着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这些对象是他的需要的对象，是表现和确证他的本质力量所不可缺少的对象。主体（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比如说，饥饿是一种人的自然需要，为了使饥饿得到消除，他需要在他之外的自然界，在他之外的对象。画饼是不能充饥的。即使是聊以充饥的最粗糙的食物，也是一种物质性的存在。后来在《神圣家族》中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绝对主观性，否定客观性的唯心主义谬论时，也曾以爱情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所以马克思说：“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自己的自然界，就不是自然存在物，就不能参加自然界的生活。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对象，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物。”[5]

马克思不仅从主体的角度来把握客体，把自然界看成是人的劳动和欲望的对象，是在主体之外存在的客观对象，而且也从客体的角度来把握主体，把主体看成是受制约的感性存在物。

马克思同意费尔巴哈的看法，认为人是自然存在物。人是现实的、有形体的、有血有肉地站在稳固的地球上，同自然界进行交换的物质实体。但人是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因此它是能动的存在物。人所具有的生命力、自然力在人身上表现为对对象的欲望和追求，所以人又是一个有**的存在物；可是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存在物，和其他动物和植物一样，又是受不依赖于他的客观对象制约和限制的存在物，是一种受动的存在物。在马克思看来，人有两种自然：人自身的自然，这就是人的肉体存在及其特性，他称之为人的“有机身体”；另一种是人之外的自然，而在人之外、不依赖于人而存在的自然界，他称之为人的“无机身体”。

马克思正是根据人的客观实在性，展开了对黑格尔的批评。

在黑格尔看来，人是非对象性的存在物，即不依赖于客观对象。因为人的本质是自我意识，一切对象都是自我意识设立的。扬弃异化，就是扬弃对象性，使对象重新回到自我，合并于自我意识。人成了既无自身的自然界（肉体），又无对象（外在自然界）的怪物，成为没有肉体的灵魂。所以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在黑格尔那里，“人被看成非对象性的、唯灵论的存在物”[6]。

毫无疑问，人具有自我意识。但自我意识是人的自我意识，它依赖于人的物质特性。自我无非是对人的抽象。每一个人都是自我，人的眼睛，人的耳朵，人的每一个感官都具有自我这种特性，而自我意识则是人的自然界即人的各种感官的质，离开了人的自然界（各种感官），则没有自我意识。正因为这样，马克思强调，“人的感觉、**等等不仅是在〔狭隘〕意义上的人类学的规定，而且是真正本体论的本质（自然）肯定”[7]。也就是说，人通过自己的感官直接感受到在人之外的客观世界，活生生的感性世界，因为每一种感觉都有相应的对象存在，例如与视觉相应的是存在光波，与听觉相应的是存在声波。正是客观世界自身的特性，决定了不同的感受方式。不仅如此，人通过自己感官肯定对象世界的存在，反过来也就是肯定主体自身，肯定人自身是一种对象性的感性存在物。

如果仅仅到此为止，那马克思并没有超过费尔巴哈。马克思的卓越之处在于，他不仅反对唯灵论，反对把人和自我意识等同的唯心主义观点，强调人是对象性的自然存在物，而且强调人是一种特殊的自然存在物，即作为人的自然存在物：“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也就是说，是为自身而存在着的存在物，因而是类存在物。”[8]

“类存在物”，这是费尔巴哈的用语。马克思沿用了这个术语，但赋予了它不同的内容：

第一，费尔巴哈认为，人并不是彼此无关的、孤立的个体，而是类，是同属于人这个类。人之所以是类存在物，不仅在客观上同属于一个类，有共同的本质（类本质），而且能意识到这一点，即能超出自己个体的局限性，意识到自己、他人——即我之外的你，同属于人这个类。因此人不仅能以个体为对象，而且以类为对象。马克思不同。马克思也承认人是有意识的，他把类看作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身看作类存在物。但人之所以是类存在物，最根本的是由于劳动。马克思反复强调，“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还说：“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即改造无机界，证明了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9]，等等。这表明马克思已经感觉到，在劳动中，人不仅同自然界发生关系，而且人与人之间发生一定的关系。在这个关系之外，任何单独的、孤立的个人是不能进行劳动的，因此“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虽然马克思当时对劳动的看法还是比较抽象的，但从劳动中而不是从类意识中寻找人作为类存在物的根据，这个方向是正确的。

第二，在费尔巴哈那里，人作为自然的感性存在物和作为类存在物是完全同一的。人作为类存在物的共同本质——类本质，就是人作为自然存在物的共同属性，是单个人相互联系的纯自然属性。马克思不同。当然马克思并不否认人的自然属性，他在批判唯灵论、批判宗教时强调了这一点。但他认为人是作为人的自然存在物，也就是说人的自然属性不同于其他动物的自然属性，它是属于人的，是社会化了的自然属性。例如人的吃、喝、性行为对于人来说是“真正的人的机能”。虽然它和动物的饮食、繁殖有某些共同的东西，但却表现了人的特点。只有脱离人的其他活动，并清洗掉它的社会的、时代的特性，“使它们成为最后的和唯一的终极目的，那么，在这种抽象中，它们就是动物的机能”[10]。

马克思正是根据这种辩证统一的观点，批评了平均共产主义的公妻制的主张。马克思认为，男女之间的关系，两性之间的关系，是人和人之间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人同自然界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反过来说，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是人同自然界的关系。对异性的需要，这是自然的规定，但这是人的自然规定，因此通过这种关系可以判明人的整个发展程度，判明人的自然行为在何种程度上成了人的行为。公妻制，无非是拿妇女当作共同**乐的牺牲品和婢女对待，表现了人在对待自身方面的无限的退化，使人降低到动物的水平。

马克思从人是人的自然存在物的角度来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费尔巴哈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单纯看成自然界与自身的关系，看成有生命的自然物与无生命的自然物之间的关系的弱点。

马克思肯定，从肉体生活来说，人和动物一样都依赖自然界。而且人较之一般动物更高级，他赖以生活的自然界越广阔，他对自然界的依赖就越大。如果说，牛只要有水有草就能生活的话，人就不行。而且社会越发展，人对自然的依赖越大。古代有没有石油无所谓，而在工业化的社会中，石油变成人的生命线。人不能离开自然，人在肉体上只有依靠自然才能生活。从精神生活来说，人也不能离开自然界，因为自然界既是自然科学的对象，又是艺术的对象。所以马克思说：“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也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11]马克思用自然界是人的无机身体和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来强调人对自然的依赖，人同自然之间不可分离的密切联系。很显然，马克思继承和肯定了费尔巴哈自然主义中的唯物主义原则。

当然，马克思不限于此。把人看成自然界的一部分，并非马克思的独创。从自然科学角度说，赫胥黎的《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一书中，从比较解剖学、发生学、古生物学等方面，详细阐述了人类和动物的关系，确定了人类在动物界的位置，首次提出了人、猿同祖论；从哲学上说，费尔巴哈的哲学反复强调的正是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与自然的统一。马克思在1844年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论述人与自然的关系，通过对自然从异化到人化的考察，把劳动作为根本因素包括在人与自然的统一之中。

自然的人化与自然的异化是相应的。这两者都和人的劳动相联系的。异化自然同异化劳动、人化自然和真正人的劳动是不可分的。

在异化劳动中，自然与人是相对立的。自然作为人的存在的条件，它本来应该给劳动者既提供劳动资料又提供生活资料，可是在异化劳动中，工人越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占有外部的、感性的自然界，他们越是成为自己对象的奴隶。感性外部世界即自然界，不为他们提供劳动对象，也不为他们提供维持肉体生存的生活资料，而是作为资本同他们相对立。因此劳动者要使自然界成为劳动对象，使二者结合在一起，只有通过异化劳动这种形式。而扬弃私有财产，人变成真正的人，劳动成为真正的劳动，自然界就由异化的自然成为人化的自然。自然和人的对立被扬弃了，自然界不再是作为资本使人与人相脱离，而是作为现实的劳动对象成为人与人之间联系的纽带。人们不难发现，马克思在这里关于异化自然和人化自然的论述，同他关于人的本质的异化与复归的看法是一致的，前者是后者的一部分。可是如果只停留在这个范围内，我们就会把马克思关于人化自然的思想看成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再版，不能做出正确的评价。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的合理之处在于，他联系人的活动来考察异化自然和人化自然以及由前者到后者的转化，从而把自然纳入人类历史范围来考察。

自然界本身无所谓异化不异化的问题。自然的异化，是就自然和人的关系来说的，它与人类的活动有关。因此在异化劳动中呈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自然以资本的形态对人的奴役；另一方面是人对自然的改造，使自然打上人的烙印。正如马克思所说：“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12]

在这个意义上，自然的异化也就是自然的人化，异化的自然是真正人类学的自然。与人类活动紧密联系的自然，是“人的产品”、“历史所创造的自然界”。从人类活动角度来把握自然界，不仅是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而且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一个重要思想。后来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用历史的自然继续阐发了这个思想。他说：我们“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13]。不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理解人类的自然界，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就会成为难以揭开的谜。

在马克思看来，不仅异化的自然是历史的产物，是人类活动的产物，而自然的真正的“人化”，即扬弃自然与人的对立，也“只有通过人类的全部活动、只有作为历史的结果才有可能”[14]。人，作为真正的人，是自己劳动的结果；自然，作为人化的自然，也是自己劳动的结果。

尽管马克思的某些论述仍然带有人本主义的烙印，但把劳动纳入人与自然的关系之中，这是一个重要成就。只有通过劳动才能把人和自然界的关系，同其他动物和自然界的关系区分开来。

动物与自然的关系是直接的。动物是自然的一部分，它以自身作用于自然。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劳动为中介，所以是间接的。人不仅借助于生产工具来改造自然，而且可以利用自然力量作用于自然。这表现了人所特有的主观能动作用。例如蚯蚓会松土，这不是蚯蚓的主观能动性，而是它的生物习性，而人利用蚯蚓这种生物习性改良土壤，则表现了人特有的主观能动性。

动物依赖自然，适应自然，而人则通过劳动改造自然，使自然适应人的需要。人不是等待自然的赐予，而是向自然索取。驯养比狩猎，栽培比采摘更能表现人类劳动的特点。

动物活动的范围是受自然规定的。它在一定范围内活动，不试图越出这个范围。人不同。人不断扩大自己活动的范围。人的活动范围并不纯粹受自然制约，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产和科学水平。随着生产和科技的发展，人不断扩大自己活动的领域。人类进入宇宙空间就是一种证明。

正因为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同于动物，因此也包含着一种危险，这就是破坏自然。动物本身就是自然界，是生态平衡的组成部分。人不同。人可能盲目地破坏这种平衡。因此人类对自然的改造，应该形成有利于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的条件，而不是破坏这些条件，应该保护和改进自己生存的环境，而不是破坏环境。

在当今世界上，科学技术的发展突飞猛进，人们对自然的改造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是以往无法比拟的。但是如果凭科技新成就对自然采取掠夺态度，违反自然规律，必然使人与自然的矛盾激化。近几十年来，工业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和公害，已引起了人们的迫切关心和注意。无论是在比利时的马斯河谷工业区，美国的多诺拉镇，英国的伦敦，日本的四日市、富山县以及熊本县的水俣镇都发生过因公害而引起多人死亡和疫病的事件。特别是1984年12月，美国的一家跨国公司——联合碳化物印度公司，在印度中央邦首府帕博尔因毒气外溢而造成20多万人伤亡的大悲剧，更是使世界震惊。当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我们应该反对科技发展，反对改造自然，回到自然状态去。美国“恢复自然运动”组织主张，自然进程不应受到破坏，甚至不让孩子上学、穿衣服，提倡吃生肉，虽然这种思潮曲折地反映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抗议，但它不符合时代进步的趋向。这关键是个社会制度问题，此外还应该开展人类生态学的研究，努力探索人与自然的关系及其规律，在改造自然过程中达到积极平衡。

马克思关于劳动是人与自然统一的纽带的观点是卓越的。他不是把自然界看作直观对象，而是看作人类劳动的对象，强调人通过生产，使自然界表现为人的作品和现实，表现为“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从自然界的变化中看到了人类的力量。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马克思否认自然的客观实在性，并把列宁同马克思对立起来。

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专门论述了在人类出现以前自然界是否存在的问题，明确指出，在地球上没有也不可能有人类和任何生物的状况下，地球早已存在了，这同马克思的论断丝毫不矛盾。列宁反对的是马赫和阿芬那留斯，反对的是“原则同格”，因此他强调的是客体方面，地球在人类出现之前就存在；马克思所论述的是人类出现之后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问题，因此他强调的是主体方面，人对自然的改造作用。他们论述的角度是不一样的。列宁并不否定人类出现后，人对自然的改造作用；反过来说，马克思在1844年也并不否定地球在人类出现之前就存在。即使在论述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时，马克思也强调自然的客观实在性，他反对宗教创世说，反对黑格尔把扬弃异化说成是扬弃对象的唯心主义观点都说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