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现在，中国历史研究领域的学者多从如何借鉴外国史学的理论、方法和范式来思考、反省自己的研究，而外国史的研究者则在一定程度上强调了如何从中国史学，尤其是从中国古代史学中汲取有益的营养来进一步形成中国史学的特色和风格。您认为应该如何评价20世纪的中外史学交流？

答：一些中国史学工作者对外国史学的理论、方法、模式有浓厚兴趣，并且积极地借鉴，这是很必要的。当今时代是一个信息时代，整个世界比以往任何时代的交往都更加密切。研究外国史的学者提出来，要继承中国史学的优秀遗产，这也是非常正确的。我曾经讲过，中国史学的优秀遗产在20世纪长期得不到重视，白寿彝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发表的《谈史学遗产》一文以及后来发表的系列文章，可谓凤毛麟角。大约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才渐渐听到人们说要继承中国史学优秀遗产。白寿彝先生在60年代提出重视中国史学遗产，说明他的远见。最近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时，有这样的文章，说到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对于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视。这一点，我们在《毛泽东选集》中早已读到过。可见，这不是一个新问题，只是过去人们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今天提出这个问题，从历史上看不是一个新问题，但我们从史学发展来看，人们真正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是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的，这是认识上的进步。

我们应该怎样把握中外史学交流的原则呢？这个原则是什么呢？中国的史学工作者首先应当对本民族的优秀遗产有一定的修养，在这个基础上，要有开阔的胸襟和器识，能够接受各种外来的新的东西，而不是固守已有的东西。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在发展学术中面向世界，一方面在面向世界的过程中发展自我，而不要失去自我。所谓不失去自我，最根本的就是本民族的历史文化的修养和气质。研究中国史的学者借鉴外国史学的积极成果，研究外国史的学者继承中国史学的优秀遗产，这都非常重要，但前提是要把握好原则。这是一个基本的立足点。

问：在当今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影响下，您认为我们应该如何建设21世纪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历史学？

答：从实际情况来看，21世纪史学已经经历过几年的时间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历史学便处于活跃的时期。主要表现为思想的活跃、研究领域的活跃，研究方法的多种多样，以及中外史学交流的活跃。对这样一个局面，要予以充分肯定。当然，在活跃的局面之下，也有值得关注的问题。21世纪中国史学更加呈现出一种多元发展的趋势。在这种趋势下，如何更好地发挥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作用？这个作用是一种引导的作用，积极的作用。在这种多元发展的现象中如何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流地位？这是21世纪中国史学面临的首要问题。

从学术前景上说，许多史学工作者认为唯物史观是科学的历史观，既然是科学的历史观，它就应该作为研究历史的理论指导。这并不意味着又回到教条主义、简单化、片面性那里去，而是如何更加理性地看待唯物史观及其运用。我说这个问题是有历史依据的。我们可以想一想，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家的研究成果到底给了我们什么样的收获？我想这个收获就在于帮助人们正确的、全面的、辩证的认识我们这个民族所走过的道路。科学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以至于正确的人生观，都可以从这里反映出来，产生巨大的教育作用。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给予我们的。如果对自己民族的历史十分茫然，或者有种种误读，那是不可想象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告诉我们如何正确认识外国的历史和现实。

还有，我们不应该排斥其他历史学家的贡献，但是我们要看到马克思主义史学给予我们的东西确实是最基本的，这就是唯物史观的魅力。那么马克思主义史学如何才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发挥引导的作用或者说是主流的作用呢？这就要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拿出新的成果。这个新的成果怎么获得？以往所走过的弯路，是把理论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不是把它作为指导。研究的出发点应该是材料。现在我们认识到，创造性的历史研究是要把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同研究对象紧密地结合起来，做出新的理论概括。这样就可能有新的创造，也一定会有新的创造。在这个结合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史学是科学历史观指导下的史学，还要认识到中国古代史学的优秀遗产可以用来丰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我们也要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史学不是封闭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应该有一种信念，吸收外国史学的积极成果，使自己变得更加丰富、厚重。中国有句古话，“它山之石，可以攻玉”。马克思主义史学也是这样，尽管它是一种科学的历史观指导下的史学，但是它也有必要吸收其他史学的积极成果。这一点在认识上跟过去有很大的不同，甚至有根本的不同。

如果我们不这样做，不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为基础继承中国史学的优秀遗产，不吸收外国史学的积极成果，就可能出现别的情况，可能会推崇外国史学的某一个思潮或某一种流派，也许在这方面可以和外国同行对话，但最终会走到哪里去呢？最终能不能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历史学呢？那就很难说了。20世纪80年代，白寿彝先生在陕西师范大学有一个演讲，题目是《关于建设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几个问题》，他从六个方面阐述了他的看法：第一，关于历史资料的重新估价问题；第二，史学遗产的重要性；第三，取鉴于外国历史的问题；第四，历史教育的重大意义；第五，历史理论和历史现实的问题；第六，史学队伍的智力结构问题。这反映出老一辈学者的心愿。我们可以吸取、借鉴外国学者的积极成果，但是不要失去自我。学了人家的东西之后，有了提高后，并不丢弃自己的本色，只是变得更加富有内涵。换言之，丰富了自己而不是失去了自己。我们吸收古代优秀遗产也是这样，吸收以后，不是把自己变成复古的人了，而是把自己变得更有经验了，更有智慧了。

在21世纪里，我认为只有青年人，才有可能成为在比较广泛的领域里与外国学者进行对话、沟通、切磋的人。21世纪是中国现在和未来几代史学工作者展现才华的年代，史学这个舞台主要靠中青年同行扮演主要角色。我在1996年写的《中国史学：20世纪的遗产和21世纪的前景》里面讲到了21世纪的学者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我当时是这样想的，这样写的：他们应成为新型的史学家，应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中国学问的根底，应对外国历史和外国史学有相当的理解，应在专精的基础上努力向通识发展，应具有较高的古代汉语的修养和现代汉语的表述水平及外国语水平，应善于同外国同行合作而又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我认为，对于这样的憧憬，第一，要明确我们的方向；第二，应该有充分的信心。方向明确了、端正了，信心建立起来了，那么获得更大的成绩，是毫无疑问的。我希望青年朋友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在当前这样一个很好的历史环境中，年青一代史学工作者一定是大有作为的。

我讲的这些，不一定都对，供你们和史学界朋友们参考吧。讲得不对的地方，也希望大家批评。

[1] 载《历史教学问题》200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