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专”与“通”的辩证统一

前面讲到，“专精”与“通识”是辩证的统一。“通”与“专”或“博”与“约”的关系，一方面是知识总量上的界定，另一方面更是学术见解上的对应。由博返约，从表面上看是论述问题由一般走向具体，但从见识上看，是由泛泛而论走向深入阐述了。由“专”到“通”，从表面上看是从具体走向一般，好像深度不够了。但是“通”的过程所带来的积极效果，却是“专”本身所达不到的。这是因为：第一，由于“通”，可以使“专”的定位更加准确；第二，由于“通”，可以发现原本存在于“专”的范围内的重要问题，进而扩大了“专”的范围。这都有助于“专精”的发展。

（二）怎样攀登“通识”的学术境界

中国学者历来重视“会通”“通变”，“通识”是学人永远要追求的目标。尽管我们的努力总是不足以达到应有的境界，但这种努力终究会起着积极的作用。

怎样攀登呢？我结合中国史学史的研究讲一点认识，供大家参考。

第一，中国史学史是一门专史，对它的认识必须做到“通”（“通”是相对的）。因此，不论研究其中任何一段，都应置于“通”的长河中考察，故必须通读中国史学史的有关著作。

第二，史学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它同当时的社会尤其是当时的政治有密切的关系，故研究某一时期的史学，必须关注这一时期的社会，尤其是这一时期的政治，以揭示史学同政治的关系。

第三，史学的发展总是以一定的历史发展为基础，只有深入认识了历史的发展，才有可能正确地认识史学的发展。因此，中国史学史研究者必须通读中国通史，使自己具备一定的通史知识，以求对中国史学的更准确地把握。

第四，当今的史学工作者，不论是“专精”还是“通识”，都应有正确的历史观为指导。因此，必须在理论方面有一定修养。选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著作，是提高这种修养的正确途径。

第五，以外国史学为参照，也是走向“通识”所必需的。

在当前世风、学风和文风都存在不少问题的情况下，我同大家一齐探讨治学上“专精”与“通识”的问题，总还是有一点意义的。我愿以此同大家共勉。

讲得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

[1] 2006年12月18日，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