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家历来重视治史与做人的关系，在这方面的认识和理论很丰富，这里举出几点，供大家参考。

（一）历史著作的“诫世”与“示后”作用

这里，我想结合自己的专业特点，讲一点有关传统史学对于人生修养之重要的肤浅认识。

史学对于人生修养的重要，这是毫无疑义的。70年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者之一李大钊在其所著《史学要论》一书中，专门写了“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一节，以充满**的笔触对这个问题做了发人深思的理性的说明。他这样写道：

过去一段的历史，恰如“时”在人生世界上建筑起来的一座高楼，里边一层一层的陈列着我们人类累代相传下来的家珍国宝。这一座高楼，只有生长成熟踏践实地的健足，才能拾级而升，把凡所经过的层级、所陈的珍宝，一览无遗；然后上临绝顶，登楼四望，无限的将来的远景，不尽的人生的大观，才能比较的眺望清楚。在这种光景中，可以认识出来人生前进的大路。我们登这过去的崇楼登的愈高，愈能把未来人生的光景及其道路，认识的愈清。无限的未来世界，只有在过去的崇楼顶上，才能看得清楚；无限的过去的崇楼，只有老成练达踏实奋进的健足，才能登得上去。一切过去，都是供我们利用的材料。我们的将来，是我们凭借过去的材料、现在的劳作创造出来的。这是现代史学给我们的科学的态度。这种科学的态度，造成我们脚踏实地的人生观[6]。

这是以形象的比喻说明了史学对于人生之意义的深刻道理。

李大钊说的“现代史学的研究”，是指人们用现代的科学观点来看待历史，进而认识到史学与人生的关系。但是，关于史学对于人生有重要意义的思想，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有古老的传统，在中国古代史学上也有丰富的表述。《易·大畜》说：“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所谓“前言往行”，是指前人的嘉言懿行，这里当然包含着对前人言论、行为的价值评判和道德评判；所谓“德”，不只是德行，也包含知识和识见，可以看作广义的人生修养。“前言往行”是通过历史文献的记载，后人才得知道，进而得以效法，其中包含了关于史学与人生修养之关系的认识。史学批评家刘知幾着重从道德评价的角度指出，历史上的人物，有两种是史家要特别关注的，他说：“夫人之生也，有贤不肖焉。若乃其恶可以诫世，其善可以示后，而死之日名无得而闻焉，是谁之过欤？盖史官之责也。”[7]他说的“恶可以诫世”“善可以示后”，也是从一个方面指出了史家所做的工作对于后世的人们的人生修养具有重要的意义。像这样的认识，中国古代史家从不同的方面提出了许多见解，显示出中国古代史学在关乎人生修养方面有丰厚的积累。

（二）史家对历史人物的透视和评价及其启示

社会历史进程是通过人的社会实践活动来实现的；离开了人的社会实践活动，也就谈不到任何社会的进步、历史的发展。因此，广义地说，“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8]。从根本上看，史学家撰写历史著作不能不写人：写人的品质、思想，写人的行为、活动，写人的价值，因而也就要写到对人的评价。而人，又都是具体的人，是同他人、同社会相联系的具体的人。这就是为什么在史学家的笔下，总是涌动着芸芸众生，总是有谈不尽的千古风流人物。在这方面，中国古代史学有非常明显的特点而在世界史学史上独放异彩。这是因为，以写大量历史人物为特色的纪传体史书，在几种主要体裁的史书中居于核心的位置；而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就是最早具有这种自觉意识的史家，即把写人作为撰写历史著作的重要内容来看待。司马谈临终前嘱咐司马迁说：“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他说的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主要是从政治上着眼的，但无疑也都以人生修养为前提，其中当然也有道德评判的含义。司马迁继承了父亲的遗志，他在《史记》中，以本纪记历代帝王事迹，以世家记君主们的“辅拂股肱之臣”，以列传记“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9]的社会各阶层人物，描绘出了一幅幅人物荟萃的历史长卷。中国古代史学中的人本主义传统，至此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撰述上奠定了基础。先秦儒学中以人学为核心的精神，在司马迁的史学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也可以看作司马迁倡言“成一家之言”的一个重要表现。

中国古代史家写出历史上的芸芸众生、万千人物，并不是无序的堆砌，而是有序的组合，反映了史学家对人的透视和评价。以“二十四史”为例，它们的列传，大致可以划分为杂传和类传：杂传是以一人为传，或以事迹相关联者合传；类传是以同类之人合传的，有的也以民族、藩镇、外国列于类传。从中大致可以理出三个序列的头绪来：一是角色序列，二是事功序列，三是道德序列。杂传主要反映历史人物的事功；类传中的大部分是反映历史人物各具特色的社会角色，如《史记》中的儒林、游侠、滑稽、日者、龟策、货殖等传；另外一部分则可归于道德序列，如循吏、酷吏、俊幸等传。《汉书》以下，类传名目多有损益，但基本格局不变。当然，这三个序列并不是在实质上可以截然分开的，它们之间有内在的联系：以事功入史的历史人物，无疑也扮演着一定的社会角色，也都应受到道德尺度的衡量；以角色入史的历史人物，也会受到社会和历史对他们的功过与道德的评判；而一定的道德的体现者，归根到底，也在扮演着某种社会角色。只有我们既注意到这种外在的划分，又注意到它们的内在联系，才能更清楚地看到史学家笔下的万千人物原是一个有序的组合。

值得注意的是，史学家在写历史人物的时候，既按照一定的序列让他们各自“归队”，并对他们采取严肃的批判态度，即使是帝王也不例外；同时，史学家也往往对他所写的历史人物倾注着自己的感情，哪怕是鸡鸣狗盗之徒也是如此。大凡出色的史学家，都是在充分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把历史人物写得栩栩如生，“再现”在读史者的面前，可听其言，可观其行，以致产生“诫世”和“示后”的社会作用。这就是史学对于人生修养有极重要的启示的缘故。

（三）史学对于人生修养的重要：治身与治世

从古代史家反复阐述的思想来看，史学对于人生修养的重要虽表现在许多方面，但可以概括为治身治世这两个方面。王夫之解释《资治通鉴》这部历史名著的名称时说：“鉴之者明，通之也广，资之也深，人自取之，而治身治世，肆应而不穷。”[10]从治身治世的要求来看，史学可以提供用之不尽的资源。这个认识，可以上溯到司马迁对《春秋》的解释，而在其后的史学家中不断得到发展。司马迁根据儒家的思想传统，阐说了《春秋》之旨在于“治人”。他认为：“《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又说：“《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11]从今天来看，这些论点多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原则出发，实不可取；但其合理的内核，是阐述了史学跟人生修养的关系，任何人概莫能外。换句话说，《春秋》中所蕴含的“道义”“礼义”原则，是对所有的人都有教育意义的。司马迁的这个认识，对其后的史学思想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元代史家胡三省在论到《资治通鉴》对于人君、人臣、人子的关系时，指出了它对于人们的“自治”“防乱”“事君”“治民”“谋身”“作事”的重要性。这几个方面，实可用治身、治世来加以概括。对于政治人物来说，“事君”“治民”本是一种政治修养，是人生修养的表现形式之一。同时，胡三省不赞成一种流行的说法，即“经以载道，史以记事，史与经不可同日语也”。他认为：“夫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因事之得失成败，可以知道之万世亡弊，史可少软？”[12]他认为，把历史书仅仅看作记载过去的事情，是片面的看法，也是一种肤浅的看法。胡三省在批评这种看法的时候，正确地指出了“道”与“事”是不可彼此脱离的，即“道”寓于“事”中，人们可以从对于“事”的认识中总结出、提炼出“道”。因此，人们读史，不只是要知道关于过去的事情，还应该通过了解过去的事情获得理性的认识，即达到对于“道”的认识。因此，史学对于社会、对于人生是不可缺少的。在胡三省之后，清初史家王夫之进一步阐述了《资治通鉴》的社会作用及其对于人生的意义。它解释《资治通鉴》之“通”的含义说：“其曰‘通’者，何也？君道在焉，国是在焉，民情在焉，边防在焉，臣谊在焉，臣节在焉，士之行己以无辱者在焉，学之守正而不陂者在焉。虽扼穷独处，而可以自淑，可以诲人，可以知道而乐，故曰‘通’也。”[13]如果联系上文中他关于治身治世的论点，那么，所谓“国是”“民情”“边防”等主要属于治世，“君道”“臣谊”“臣节”“行己”“守正”“自淑”“诲人”等主要属于治身；当然，治身、治世，也不是截然划分开的。

从司马迁论《春秋》到胡三省、王夫之论《资治通鉴》，都强调了史学中蕴含的“道”，即“春秋以道义”“夫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可以知道而乐”等，指出人们通过读史而认识“道”的重要性。清人龚自珍更是明确地提出了“欲知大道，必先为史”[14]的论点，进一步肯定了“出乎史，入乎道”这一思想修养的法则。唯有从历史中认识到“道”，才能对人生、社会、历史前途有比较正确的认识，抱着积极的态度。王夫之说的“可以知道而乐”，正是反映了这种认识和人生态度。

不论是从历史人物可以“诫世”、可以“示后”的作用，还是从历史事件、历史进程中可以认识到蕴含于其中的“道”，都证明了史学对于人生修养的密切关系。概括说来，不论是蓄德，还是明道，都跟治身、治世分不开，都对人生修养有直接的启示和教育的意义。刘知幾在阐述史学的功用时，实际是落脚在史学对于人生修养的价值这一基点之上的。他写道：“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其记事载言也则如彼，其劝善惩恶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则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15]从今天的认识看，史学的社会功用，倘能真正落脚到提高人的修养与素质上，那就无愧是“生人之急务”“国家之要道”了。然而，从更大的范围来说，我们在认识上和实践上，都还没有能够做到这种程度，这对于全民族的精神素质、文化素质的提高是不利的。我们应当认识并且相信，史学在这方面是有很大潜力的。李大钊、毛泽东对此都有精辟的论述，结合史学遗产重温他们的有关论点，对我们更加自觉地发挥史学的社会功用，是有教益的。

时下，有各种各样的新编著的历史人物的传记广泛流行，如名君、名臣、名将、名师、太子、后妃、宦官、奸臣等。这些传记汇编所反映的，是着眼于不同的社会角色，是普及历史知识所需要的。我建议我们的出版社，可否选编、出版这样一部书，即从传统史学的丰富的人物传记中，选出在不同方面有突出嘉言懿行之历史人物的传记一二百篇，每篇增以简注、短评，汇编成册，书名就用鲁迅说的：《中国的脊梁》。这或许就是一本关于传统史学与人生修养的生动的、形象的教材。

[1] 1999年12月7日，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演讲。

[2] \[法\]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张和声、程郁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10～11页。

[3] \[法\]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11～12页。

[4] \[法\]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12页。

[5] \[法\]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23页。

[6] 李大钊：《史学要论》，《李大钊全集》第四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407～408页。

[7] 刘知幾：《史通》卷八《人物》，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20～221页。

[8]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18～119页。

[9]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319页。

[10]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末《叙论四》，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115页。

[11] 《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97～3298页。

[12] 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资治通鉴》卷首，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24页。

[13]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末《叙论四》，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114页。

[14] 龚自珍：《龚自珍全集》第1辑《尊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81页。

[15] 刘知幾：《史通》卷十一《史官建置》，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80～2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