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这是我们认识治史与做人的基础。

20世纪40年代，法国年鉴学派的大师之一马克·布洛赫有一部没有最终完成的著作——《历史学家的技艺》，也称为《为历史学辩护》。今年是他遇难55周年，我们对他表示深切的纪念！

这书《导言》的第一句话是：

“告诉我，爸爸，历史有什么用？”——这是作者的小儿子向他提出的问题。作者写道：“童言无忌，他的发问恰恰是针对史学存在的理由而言的。”又说：“‘历史学有什么用？’这个问题已远远超越了职业道德之类的枝节问题，事实上，我们整个西方文明都与之有关。”

布洛赫主要从三个方面“回答”了这个问题。

第一，史学的魅力、美感和诗意，激发人们对于历史的兴趣。布洛赫指出：

历史（学）的魅力首先触发人们对历史的兴趣，继而激励人们有所作为，它的作用始终是至高无上的。单纯的爱好往往先于对知识的渴求。人们往往是在一种本能的引导下从事自己的工作，事先并不完全意识到它的结果，这在思想史上不乏其例。

……

系统严谨的研究一旦展开，历史的魅力也不会因此而大为逊色，相反，所有真正的史学家都能证明，无论在研究的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可以感受到这种魅力。其他任何脑力劳动同样如此，而历史自有其独特的美感。历史学以人类的活动为特定的对象，它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千姿百态，令人销魂，因此它比其他学科更能激发人们的想象力……我们要警惕，不要让历史学失去诗意，我们也要注意一种倾向，或者说要察觉到，某些人一听到历史要具有诗意便惶惑不安，如果有人以为历史诉诸于感情会有损于理智，那真是太荒唐了。

然而，如果说，普遍永恒的魅力几乎是历史唯一的存在理由，如果说，历史像桥牌和钓鱼一样，仅仅是一种有趣的消遣，那么，我们费尽心血来撰写历史是否值得呢？我这里的意思是，秉笔作史绝非易事，要讲究史德，实事求是，尽最大的可能探究历史潜在的因素……历史包罗万象，任何一个繁琐的枝节问题都可能虚耗人一生的光阴，如果其目的仅仅是为了给一种娱乐罩上令人难以信服的真理外衣，那么，理所当然要被斥为滥用精力，滥用精力则近于犯罪。否则，要么只有劝说有能力从事更好职业的人不要去搞历史学，要么就必须证实历史（学）作为一种知识的存在理由。[2]

第二，作为知识，历史学具有求知的合理性。布洛赫这样写道：

究竟是什么构成了求知的合理性？

正统的实证主义认为：一种研究的价值必须以它是否能促进行动来衡量。我想，今天是不会有人以这种口吻来说教了吧。经验告诉我们，不可能在事先确定一项极抽象的研究最终是否会带来惊人的实际效益。否认人们追求超物质利益的求知欲望，无疑会使人性发生不可思议的扭曲。既使历史学对手艺人和政治家永远不相关，它对提高人类生活仍是必不可少的，仅这一点也足以证明历史学存在的合理性……

激发人类思维的，不仅是力求“知其然”的欲望，而且是想“知其所以然”的欲望。因此，唯有成功地解释想象王国相互关系的科学，才被认为是真科学……现在，人们把卖弄学问当作一种娱乐或癖好，不过……这根本不是知识分子所追求的东西。既使历史学不具备任何促使行动的功能，它也有充分的理由跻身于值得我们为之努力的科学之列。它不是一个支离破碎、难以阐释的学科，而是一门分类适度、日益言之成理的科学。[3]

第三，史学的主题是人类本身及其所为，因而必然具有社会实践的意义。布洛赫认为：

当然，不容否认，如果一门科学最终不能以某种方式改善我们的生活，就会在人们眼中显得不那么完美。而且，就历史学而言，不正是这种情绪使我们感到更特殊的压力吗？因为，史学的主题就是人类本身及其行为，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显然在于增进人类的利益。事实上，一种根深蒂固的秉性使人们几乎本能地要求历史指导我们的行动，因此，一旦历史在这方面显得无能为力之时，我们就会感到愤慨……历史的用途（指严格的实用意义上的“用途”一词），这个问题不应与历史的严格意义上的理智合法性混为一谈。而且，按理说，我们应当首先了解它，其次才谈得上“用”。常识表明，我们不再回避这个问题了。[4]

从本质上看，历史学的对象是人。还是让我们把它称为“人类”吧。复数比单数更便于抽象，相对而言，复数的语法形态更适用于一门研究变化的科学……历史学所要掌握的正是人类，做不到这一点，充其量只是博学的把戏而已。优秀的史学家犹如神话中的巨人，他善于捕捉人类的踪迹，人，才是他追寻的目标。[5]

总之，这位年鉴学派的元老所说的这些话，对于我们认识历史学存在的必要及其价值，是很有启发的。下面，我们来看中国史家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