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再来看中国近代史学的特点。这里说的“近代”，是指1840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109年的历史。

第一，从关注朝代兴衰到关注国家和民族的存亡。

第二，从朴素的进化观念到引进西方的进化论。

中国古代史学中包含着丰富的朴素进化思想，但未形成理论体系。梁启超于1901年发表《中国史叙论》、1902年发表《新史学》，对中国古代史学进行全面的批判。这两篇文章可以视为中国学人希望创建“新史学”的宣言书，这在20世纪的前30年中产生了重大影响。其功绩在于引进西方进化论用以观察历史的理论和方法，其缺陷是完全否定中国古代史学遗产。这两点所产生的影响，在中国近代史学上都是不可忽视的。

第三，从重视史家修养到重视学科建设。

中国古代史学在史家修养方面很受重视，清代史家章学诚在总结唐代史家刘知幾“史才三长”的基础上，提出应重视“史德”的见解，这可以看作对古代史家修养论的总结。1924年，梁启超出版了《中国历史研究法》，李守常（大钊）出版了《史学要论》，这是两部带有近代史学理念和关于历史学学科建设的理论著作。《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续作《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主要讨论对历史材料的处理及各种专史的做法，在历史观上比较混乱。《史学要论》一书以唯物史观为宗旨，阐述历史与史学的区别，讨论了史学自身的体系及其在科学中的地位，研究历史对人生和社会的意义。在此前后，类似著作或评介之书甚多，在学科建设上各有一定的作用。刘泽华教授主编的《近九十年史学理论要籍提要》一书[2]，对此有较详细的评介。

第四，从历史考证的繁荣到科学方法的提倡。

中国古代史学自两宋以下，考据之风不断发展，至清朝乾嘉时期走向极盛。钱大昕、王鸣盛、赵翼、崔述等成为著名的考史学家。中国近代史学承此风尚且有新的发展，这就是对“科学方法”的倡导。胡适在近代史学上的贡献，主要之点在于他是首先倡导“科学方法”的学者。胡适认为：

科学的方法，说来其实很简单，只不过“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在应用上，科学的方法只不过“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在历史上，西洋这三百年的自然科学都是这种方法的成绩；中国这三百年的朴学也都是这种方法的结果。[3]

在过去，史学界对“大胆的假设，小心地求证”曾有严厉的批评，但通观上文，所谓“假设”，是否也有包含“问题意识”的因素，正是在这一点上，近代的科学方法和古代的历史考据有所不同，从而形成了新历史考证学派并取得了重大成就。

第五，近代学校教育和近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发展，以及近代报刊的创办，极大地推动历史研究的深入和史学的社会化进程。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逐渐多了起来，并成为研究中国近代史学的重要领域。

第六，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外史学交流进入更加活跃的阶段，中国史学加快了吸收外国史学成果的步伐，一些接触过西方史学的史学家在介绍西方史学的同时，也尝试着把中西史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和撰述。在这方面，有一些个案研究，但从大的历史背景做整体上的把握，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