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来说说中国古代史学的特点。

第一，历史记载与历史撰述的连续性，反映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的特点，使中国史学在这方面成为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优良传统。从《国语·郑语》记郑桓公与周王室史官史伯对话，史伯纵论“周室将卑”来看，中国古代至晚在西周时期已设有史官，而董狐、齐太史、南史氏、楚史倚相等人的事迹，表明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亦有史官建置。自孔子修《春秋》、司马迁著《史记》并倡言“成一家之言”，则又表明，撰写史书已不仅仅是官府之事，私人著史也已逐渐成为风气。降至唐初，唐太宗于贞观三年（629年）设史馆于禁中，任命史官负责撰写前朝史与国史（本朝史），后世延续，成为制度，直至清朝。制度的连续性，以及官修、私撰的互补性，中国古代史学的这一特点，是全世界所仅有的。

第二，历史记载和历史撰述内容的丰富性，举凡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民族等，都有广泛的涉及。这些内容，不仅在“正史”中有所记载，而且在编年体史书如《资治通鉴》、典制体史书如《通典》、纪事本末体史书如《通鉴纪事本末》中，从不同的侧重点进行了翔实的叙述。有人认为中国古代史书是政治史，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

第三，历史记载和历史撰述反映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历史，尤其是保存了多民族在历史文化认同方面的大量思想资料。历史文化认同这一历史现象的内涵十分丰富：在历史认同方面，包含血缘、地理、治统等；在文化认同方面，包含心理、制度、道统等。过去，我们十分重视民族关系史的研究；我们今天应把这种研究向更深的层次推进一步，即全面考察民族关系中那些与民族史思想、民族关系史思想密切关联的思想遗产，从本质上彰显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成因。

第四，历史记载和历史撰述突出了人本主义的优良传统，尽管“天命”思想存在了漫长的时间，但人的活动在中国史学中得到充分的反映。在中国历史上，“天命观”曾长期在人们思想上占主导地位。自西周末年以后“天命”思想逐渐动摇，到了司马迁著《史记》，从不同阶层、不同方面写出了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主体作用，在史学上开创了人本主义的思想传统。中国史学以纪传体史书影响最大，反映了人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而“天命”往往成为政治上的装饰品。

第五，历史记载和历史撰述表现形式的多样性，显示了不同形式和特定内容结合所展现出来的特殊的历史价值与社会功能，如编年、纪传、典制、纪事本末、史论、史评、注史、考史等多种体裁，在表现形式上不同，在史学发展和社会功能方面也各有侧重。

第六，历史记载和历史撰述与不同历史时期的密切关系，反映出史学发展的基本规律：史学反映时代特点、重大历史事变后都有重要的历史著作产生，如《春秋》《史记》《南史》《北史》《通典》《资治通鉴》《读通鉴论》等，这都同重大的历史事变相关联。对于这一规律，我们还要做深入的研究。

第七，中国古代史家始终具有追求“信史”的优良传统，从《春秋穀梁传·桓公五年》所说“春秋之义，信则传信，疑则传疑”，到清代乾嘉时期的考史学派，这一优良传统从未中断。

第八，中国古代史家始终具有明确的以史学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从孔子以《春秋》示褒贬之义，到司马迁说的“述往事，思来者”，直到龚自珍说的“欲知大道，必先为史”，这一优良传统在历代史家的史学思想和史学活动中传承发展，产生了重大的社会作用和深刻的学术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