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的功能和价值是什么?有人会把它归结为恢复历史的真相,就是要追求历史的真相。历史已经过去了,我们不可能让它再重现,不可能让它再反复。人们只有通过历史资料来“复原”历史。当然,这个复原的历史不可能真正达到已经过去的历史那样完全相同的面貌,它只能不断接近历史的真相。所以,史学工作者将历史学的任务归结为恢复历史的真相,追求历史的真相。但是我认为这只是历史学的一个任务,只是历史学的一个属性,是它的学科自身的属性,因为历史学本质上要求求真。同时,我们应当看到历史学还有一个社会属性,就是历史学的功能,这一点常常被人们忽略。而如果忽视了这一点,人们就失去了学习历史学的意义和价值,所以我今天要着重讲的是历史学的社会属性。第一,历史学是人们认识历史的主要途径。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她的人民忘记了历史,那将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因此,我们应该认识历史。我们通过什么去认识历史呢?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认识历史的途径可能越来越多。就拿20世纪来说,由于近代考古学的发展,人们可以通过考古材料去认识某一部分历史的真相。可是,那毕竟是片断的、不连贯的,是局部的。此外,人们也可以通过神话、传说、诗文、小说去认识历史,但它们包含想象的、创作的成分太多,同历史的真相相去甚远。当下,又有“口述史”的流行,它对历史文献是一种补充,但是“口述”的内容最终还是要得到相关的其他历史资料的佐证才能成立。总之,人们获得完整的连续的历史知识最主要的途径是通过历史学。我们回顾一下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史,几代历史学家撰写了100多部中国通史?尽管他们的历史观点不完全一样,甚至于有很大的分歧。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要让中国人认识到中国历史是怎么走过来的,这一点今天已经成为常识。但是,当我们走到这一步的时候,我们的前辈付出了多少艰辛,我们经常讲炎黄子孙、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几千年文明,等等,我们是怎么知道的?我们是通过读历史书知道的,正因为如此,所以我认为,历史学首先是我们认识历史的主要途径。过去人们说过: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自己的历史,就像一个人失去了记忆一样可怕。一个人如果失去了记忆,过去的事情全部不知道了,多么可怕,所以,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历史学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它是我们认识历史的主要途径,因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不能够忘记自己的历史。我的老师白寿彝先生讲:忘记了自己的历史,不重视历史和历史学不是一个民族的光荣。这是一个普通的真理,我们所有从事历史学学习和研究的朋友应当理直气壮地坚持这个信念,应当理直气壮地对那些不懂得历史学作用的人进行启蒙教育,而不应该感到自卑。我们获得了这么多历史知识,这是我们的骄傲。我们可以用这种知识为我们的民族复兴,为我们的国家富强做许多工作。同学们,这是我们安身立命的事业。我为什么反复强调这一点?因为我深深感到,今天,历史学还没有被放到它应该有的位置上。这种认识首先要从我们自身的提高做起,把我们的认识的境界提高到这种程度,我们才能够向别人进行说明,向别人去进行阐述。如果我们自己不能说明历史学的价值,这是我们的缺陷,我们应该弥补这个缺陷,克服这个缺陷,以适应社会对我们的要求。
第二,历史学是治国安邦的智慧宝藏。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过去的历史著作都是政治史,都是为帝王作资治的,好像可以不屑一顾,这个观点不对。所谓“政治史”是什么意思?按我的理解,就是把国家治理好,让社会安定,让人民能够富足,一言以蔽之,治国安邦。历史学就是在丰富的历史经验教训中,给后人治理国家、发展社会提供借鉴。在中国古代史书中,这样的事例太多了,这里我想举一两个例子讲一讲。大家都知道,刘邦在秦末农民战争以后做了皇帝,刘邦这个人没有太多的文化修养,看不起儒生。有人跟他讲儒家的思想如何如何重要,刘邦说:老子天下是“马上得之”,我何必要用儒生?有一个胆子大的儒生陆贾就讲:你马上打天下,你能马上治天下吗?你还能够用战争的手段来治天下吗?刘邦这个人悟性很高,听了这句话之后觉得很有道理,说:那你写一写秦为什么失天下?我为什么得天下?还有历史上一些诸侯国的成功、失败。后来陆贾写了一部书叫《新语》。他一篇一篇写,写了12篇。太史公司马迁是这样记载这一事件的:“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大家想一想,这是怎样的一个场面?我想这是非常庄严而又热烈的总结历史经验的场面。刘邦不是听听而已,刘邦听了以后说写得好,写得好,他把这些经验贯彻到汉初的政策当中去了。大家读过中国通史都知道汉初实行的政策是“休养生息”,或者说“与民休息”。连续70多年的“与民休息”,使西汉从汉初的贫困达到了汉武帝时的盛世。我们知道,秦国是中国西部一个落后的诸侯国,后来经过“商鞅变法”一步一步强大起来,又用“连横”的政策“远交近攻”,把东方六国一个一个地打败了,为什么在那么短的时间就灭亡了?汉初的学者是这样总结的:秦朝之所以灭亡,是因为它不懂得“逆取而顺守之”。所谓“逆取”,就是秦国跟东方六国进行斗争的时候,必须针锋相对,才能够实现统一。如果不针锋相对秦国怎么可以取得天下。可是当秦国取得天下的时候,就要“顺守之”。这个“顺守之”可以有多种解释,我想一个比较接近原来本意的解释应该是“顺乎民意而守之”。但秦朝不是这样,秦朝仍然是用对付东方六国的手段来治国,还是那个老政策。那么这个时候它的对象是谁呢?是百姓。所以实行严刑峻法,非常繁重的徭役,人们不能够交头接耳说话,不能够偶语《诗》《书》,这怎么是“顺守”呢?原来斗争的对象都已经灭亡了,这个政策不改,矛头只能对下了。汉儒这话多么深刻,和这句话相似的还有一句话,是贾谊总结的。贾谊是汉初著名的政论家,他说“取与守不同术也”。要把这个东西拿过来,再把这个东西守住了,战术是不一样的。也就是取的时候要逆取,守的时候要顺守。“取与守不同术也”,这是汉初的人们总结历史经验非常概括的语言。这个经验有没有现实的借鉴价值?大家可以思考,我想还是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的。当我们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要问道:历史学究竟有多大的价值?眼光短浅的人可以说:历史学不能解决眼前的问题,历史学不能创造出明显的社会价值,不能创造出利润。但是历史学要产生的作用比再大的利润不知要高出多少倍。我还想讲一个例子,刘邦当初建都于洛阳,大家知道西汉是建都于长安的,它最初建都于洛阳。这时候有一个很普通的士兵叫娄敬,当部队调防的时候要经过洛阳,娄敬向他的将军提出来,说要见皇上,将军说你见皇上有什么事情?娄敬说有重要事情。将军说:那好,我给你换上好的衣服。娄敬说:不必,我衣帛,衣帛见;衣褐,衣褐见。将军也就算了。娄敬见到刘邦,刘邦说:你见我有什么事情?娄敬说:从历史上看,洛阳不是建都的好地方,是一个四战之地而不可守的地方。刘邦说:那你看应该建都于什么地方?娄敬说:以我看应该建都于关中,关中乃四塞之地,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这是万全之计。刘邦听了觉得有道理,但还是下不了决心,这时候刘邦的谋士张良回来了,就把娄敬的意见转述一遍。张良说:他说的完全有道理。《史记》上说:刘邦“即日车驾西都关中”,从此建立了200年江山。娄敬凭借丰富的历史知识提出来的这一条建议价值多少?创造了多少“利润”?无法估量。所以我们说:历史学是什么?历史学是治国安邦的智慧宝藏。可惜,我们今天很多人不懂得这个道理。我们读一部《史记》、读“二十四史”,像我刚才讲的这样的事例不计其数。我们安徽跟淮河流域关系非常密切,新中国成立以来50多年了,到今天没有治理好,什么原因呢?有必要认真总结。原因当然很多。不负责任的人,不能够正确地认识上游、中游、下游关系,是一个重要原因;只顾局部“利益”,不顾大局,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淮河的治理必须通盘考虑。我虽然不在安徽生活和工作,我也不敢说天天都在关心淮河,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我经常想到淮河。几年前我在安徽大学做学术演讲时说过:安徽大学不能对淮河没有发言权。同样,安徽师范大学也应当关心我们周围的生态和环境。这就说到比较具体的历史经验。我们读历史要考虑到现实的问题,跟现实要多结合。
第三,历史学是人生旅途的伴侣。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都离不开历史学。我们是学历史研究历史学的,当然我们和历史学关系很密切。那么,对一般公众来说,历史学距离人们有多远呢?有一篇文章,题目叫作《历史学就在你的身边》,可是很多人意识不到这一点。大家想一想,历史学是不是就在你身边?我们什么时候都离不开历史学。举例来说:你毕业了,要去求职,要说是哪一年出生的,获过什么奖励,等等。你要按照这种方式去思考,你的身边有太多的历史学在帮助着你。有时候你要想一想过去所做的事情对不对,应该怎么做。这不是自身在总结历史经验吗?更重要的是历史学中有大量的历史人物提供了学习的榜样。唐朝有一位很有名的历史学家叫刘知幾,他写过一部书叫《史通》,他在这书中讲:历史都过去了,以前的人都死掉了,我们怎么还能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我们无法知道。但是我们能知道,为什么呢?因为“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因为我们中国至晚在西周就有史官,甚至更早就有史官纪事。谁是贤者?谁是不肖者?刘知幾说:“见贤而思齐,见不肖而内自省。”所以说史学是人生旅途的伴侣,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根据就是历史上给我们提供了许许多多学习的榜样。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能见到的英雄人物、模范人物、先进人物是有限的。从今天来说,雷锋都是历史人物了,由此可以证明,我们所能知道的绝大多数的英雄人物、先进人物、模范人物,都是从历史当中、从历史学当中认识到的。所以说它是人生旅途的伴侣。刘知幾那两句“史官不绝,竹帛长存”,使后人“见贤而思齐,见不肖而内自省”的话,非常重要。一个人的修养,一个人的品德怎么形成的,首先是在实践中形成,但是我们也不能忘记历史学的作用。我们从事历史专业的学习就应当对这个人生哲理有自觉的认识,不仅自己能够认识,而且能够告诉别人这个道理,这非常重要。我读历史、研究历史学40多年了,我觉得自己沉浸在这个历史学的海洋里,反倒使自己对现实特别关注,不像人们说的历史学都是讲过去的事情,那是对历史学不了解。人们认识历史、研究历史恰恰是为了现实。就像我们“见贤而思齐,见不肖而内自省”,它也是为了要警示我们现在和将来要成为一个正直的人、诚实的人、有作为的人,也是为了现在和未来。我建议大家读一读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司马迁当他讲到他写列传的时候讲了三句话,这三句话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我愿意跟大家再一次来重温。司马迁讲“扶义倜傥”,我把他解释为主持正义,潇洒有风度,但是他说“扶义”,“扶义”是前提,同时很潇洒、很豪爽。“不令己失时”,我解释为是说那些有见识的人不让自己错过历史的机遇。“立功名于天下”,我把它解释为有社会责任感。要具备这三个条件作列传,写入《史记》里。这三句话大家想想多么深刻,第一句话是讲“德”,第二句话是讲“见识”,没有见识的人机会来了也抓不住,机会来了也会丢掉的。下面更重要的是社会责任感——“立功名于天下”。我说历史学是人生旅途的伴侣。我们的先人很久以前就讲过这句话:“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多了解、多认识前言往行,前贤的、先辈的言论和行为,“以蓄其德”,就是积累自己的德,积累自己的德行是君子。什么叫君子?有修养的人、有见解的人、有作为的人。这就是我们的前辈、我们的先人不知道在多少的历史发展的经验中总结出来的真理性的认识。历史学对我们来讲实在是太重要了。然而,历史学在当今没有得到它应有的地位。但是我们不要悲观。我们要以把历史学学好为荣,这不只是自己的荣耀,是对民族负责,对国家承担责任。我们应该像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那样地重视历史学、重视历史知识,经常重视历史学,一如既往地、一贯地重视历史学。这不只是为了这个学科,从长远来看是为了民族,为了国家。我过去有一种观念:同学们好好读书,将来都当历史学家,至少是一个称职的史学工作者。我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就是这个观念,现在我的观念已经改变了,我希望你们当中有人成为历史学家,也希望你们有人成为社会活动家,成为政治家。我曾经提出建议,考公务员要加重历史知识的分量。这个道理很明显:如果连起码的历史知识都不懂,还可以做好公务员工作吗?作为一个地方“父母官”,连历史知识都不具备,怎样当好“父母官”?因此,我的观念改变了,既希望历史专业的学生中出历史学家,也希望出社会活动家、政治家,还希望出那些具有国士之风的企业家。所谓“国士之风”,不仅仅是以创造利润为己任、以积累财富为己任,更是以国家、民族的前途为己任。这两者不是矛盾的。我读《史记》的《平准书》《货殖列传》,其中司马迁就批判了当时的一些商人积聚了许许多多的财富,而不佐国家之急。积聚了许许多多的财富,国家有困难了,不来帮助,不佐国家之急,这不是高尚的企业家。在未来的社会里,甚至在现在的社会里,大企业家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如果这些人不具有国士之风,不以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为己任,他们只知道聚敛财富,不仅不会给国家带来好处,而且还会给国家带来害处。有感于此,我曾写了一篇文章,叫作《传统文化与现代企业的联盟》,发表在《中州学刊》上。事隔多年,我认为这篇文章今天仍然能站得住,所以我非常佩服司马迁讲的“扶义倜傥,不令已失时,立功名于天下”。我希望从事历史专业学习的人当中有人成为史学家、社会活动家、政治家和具有国士之风的企业家。史学是人生旅途的“伴侣”,这是我最近才使用的说法。有些朋友说“伴侣”这个词不好,我说怎么不好呀,对“伴侣”这个词我们可以赋予新的含义。历史学就在我们身边,它跟随我们一直走到人生的尽头,它是我们忠实的朋友。我们从历史学中得到太多太多的智慧、经验、启迪,这还不是终身伴侣吗?尤其在怎样做人方面,它不仅是伴侣,而且是老师。我觉得不用这个词好像不能把这个意思表达出来,所以说用这个词是恰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