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历史学家有一种忧患意识，其由来非常久远。这是我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步探讨的一个问题：忧患意识，这个思想表现在对于国家命运、社会治乱、人民休戚的关注，表现为对于人及其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命运的关注。这些年，人们常常讲“终极关怀”。中国史学家这种对于人和人生活在其中的社会命运的关注，可不可以说也是终极关怀，还有什么超过这个关怀的！这里，我又要讲到司马迁，司马迁生活的时代是汉武帝盛世。司马迁是一个有责任感、有良心的伟大的史学家。《史记》这部书，写出了秦汉之际历史的大变化，那么一个强大的秦朝，为什么二世而亡；楚汉战争中，那么强大的项羽为什么失败，弱小的刘邦集团为什么最后取得成功，建立了汉朝？司马迁在他的《史记》里面，在有关的本纪、世家、列传里面，回答了这三个问题。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叫作《司马迁怎样总结秦汉之际的历史经验》。我们有许多《史记》研究者说司马迁的哲学了不起，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了不起，司马迁的法律思想了不起，等等，说了很多。文学界就更不要说了，他的传记文学怎么了不起。这当然都各有一定的道理，但我强调说，司马迁是一个历史学家，他的最大的贡献是详细地写出了秦汉之际的历史经验，以致我们到今天还不能忘记这些历史经验。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大家仔细想想，讲到秦汉之际的各种著作，讲到秦汉时代的人，是非常多的。我们就看秦汉之际的那段历史，搬上文艺舞台的有多少？因为史记太深刻了，司马迁写得太精彩了。司马迁在汉武帝盛世的时候，没有用他的史笔过多地歌颂盛世，而是在盛世之下看到了危机，非常了不起。我说他是一个有责任感的、有良心的史学家，就是从这一点出发。他不仅有见识，还有胆识。司马迁指出：“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士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物盛而衰，固其变也。”宗室是皇帝的家族，争于奢侈，互相以奢侈为荣，住的房子，坐的车子，穿的，用的，都超过他们应有的等级。还有三个字：“无限度。”这样一个社会怎么行呢？故司马迁得出一个结论：“物盛而衰，固其变也。”[7]他是在汉武帝盛世时用一个历史学家的眼光，通过总结以往的历史经验，认为汉朝前途是很令人担心的。我们知道，汉武帝的晚年，通过反省，下了罪己诏，汉武帝以后，西汉就开始走下坡路，再也没有振作起来。这里我们要说明什么呢？史学家的这种忧患意识，反映了他对他所处的时代的关怀。当然在那种时代，这种关怀是和他对于朝代的关怀，对于皇朝的关怀是一致的。我们很难要求他把对皇朝、对社会完全分开。我们不要过分地要求古人。这种忧患意识，在以后许许多多的史学家那里都反映出来。我讲到了唐代史学家吴兢，他生活的年代正是唐玄宗由开元盛世转向衰落的时候。他写《贞观政要》这部书，是强调现在要把天下治理得好，不要说学周文王、周武王、周公了，就把本朝太宗皇帝那时的做法好好坚持下来，就能够振兴。吴兢已经看出唐玄宗时的政治形势在转变了。我们读《贞观政要》这部书，也是看到史学家的忧患意识，也是在盛世的情况下看到了危机。我要特别提出的是，《贞观政要》后来被历朝的统治者所重视，包括少数民族统治者，比方说，辽、金、元，契丹族的统治者、女真族的统治者和蒙古族的统治者，都把它翻译成本民族的文字，认真研读。《贞观政要》十卷四十篇，主要反映唐太宗和他的大臣们讨论治国安邦的政策和措施，反映了一代人才群体对于治国安邦的考虑。第一篇叫“君道”，末了一篇叫“慎终”，善始慎终，非常深刻。

当然，在中国史学上，忧患意识表现得最为突出的还是两宋的史学家，这和当时的社会矛盾、社会环境相关。大家都知道范仲淹，他不是一个史学家，但是他的忧患意识大家都是知道的。所谓“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大家都熟悉的。那么我要说明的是中国史学家在他之前，很早就有这种忧患意识。在他之后，有大批的史学家，同样有忧患意识。因此，我们讲忧患意识，不只是一个范仲淹，也不仅仅是顾炎武说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王安石变法大家都知道。王安石是政治家，也是一个文学家。王安石变法之前，有一篇“万言书”写给宋仁宗，建议变法。仁宗没有采纳它的变法要求，后来神宗采纳了他的变法要求。“万言书”充分表明了他的忧患意识。司马光是史学家，同样也有忧患意识。司马光说，“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这是他写《资治通鉴》的目的。他总结说，自古以来，治世甚寡，而乱世甚多，难道我们还不应该警惕吗？他写《资治通鉴》，就是要把关系到国家的命运、生民的休戚这样的大事，写到这本书里面，宋神宗给他这部书取名《资治通鉴》。这也就是说，神宗皇帝是读懂了这部书的。有的朋友说神宗皇帝既然读懂了这部书，为什么神宗皇帝没有改变当时积贫积弱的面貌呢？我们说历史学确有它的功用，但是一个社会的发展是许多因素决定的。如果史学家的著作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就不需要政治家和别的任何因素了。我们不应该做这种要求。直到今天，中外的历史学家，中外的学术界都很重视《资治通鉴》，不是偶然的。

关于这个问题，最后我还要说到一个人，即清朝的思想家、诗人、文章家、史论家龚自珍，他说：“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这句话是这个意思：我们接受了三千年的史学的熏陶，就能像历代优秀的史学家们那样具有忧患意识，来思考我们今天的问题。我曾经和学生一起讨论：为什么龚自珍不说以明君之忧忧天下，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明君呀？为什么不说以贤臣之忧忧天下，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贤臣呀？而单单提出来以良史之忧忧天下？这个问题我自己也没有想好，我初步有一个回答：史学家的忧患意识，不是眼前之忧，不是临时之忧，不是短暂之忧。这是一种长远的忧患，这种长远的忧患，往过去看，是有深刻的历史感；往未来看，是从长远利益着眼。这种忧患意识，是对历史的深刻的理解，具有更丰富的含义。龚自珍生活的年代，恰恰也是中国历史大转折的年代，他的一首诗大家都知道：“五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他看到这个时代要变。当我第一次读到龚自珍的上面那几句话的时候，对我有很大的震撼力。作为史学工作者，我们怎么来对待历史学，对待自己的研究工作？怎么来选择自己的研究领域？也就是说，对我们的研究工作，对我们的现实社会，史学工作者提出了怎样的有启发的见解。我曾写过一些文章，都是和我的这种认识有联系的。比方说，我写的《司马迁怎样总结秦汉之际的历史经验》《司马迁留给后人的启示》《再读〈贞观政要〉》《周秦汉唐之盛与总结历史经验》等。[8]西周、西汉和唐朝都是盛大的朝代，这三个盛大的朝代都和建立之初统治者十分重视历史经验密切相关。《尚书·周书》《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贞观政要》等，比较集中地记述了这方面的情况。的确如此，我说读到龚自珍讲的“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的话，我本人受到极大的震撼。“以良史之忧忧天下”，这句话真是一字千钧。一个史学工作者，应该面对你的时代去研究历史，而不是面对历史去研究历史。面对时代去研究历史，这是一个史学家的责任。在这一点上，中国史学是有优良的传统的。只要我们多接触一些历史著作，我们就会受到这些著作的感染，受到这些著作的启迪，受到精神上的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