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讲究一个传统，追求真实的历史。20世纪初年，梁启超曾经对传统史学进行无情的批判，说中国史学主要是“二十四史”，而“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姓的家谱，所记载的都是帝王将相之间的矛盾、斗争，所以是全世界最大的相斫书。这个观点影响非常深远，直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甚至于今天还有一些朋友在重复梁启超的话。梁启超当年要建立一个“新史学”，这个新史学是建立在西方近代进化论这个历史观的基础上。我们应该肯定梁启超在1902年发表的《新史学》，对于推动中国史学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但是他有些结论并不都是正确的，包括说“二十四史”是二十四之家谱。“二十四史”是记载我国连续不断的文明史的记录，说它是最大的相斫书，这个结论是不对的。其实，从主流来看，中国史学是讲求信史的，是强调史学的真实之美的。中国史学讲求信史，坚持真实之美，认为真实的东西才具有美感。从历史学的属性来讲，如果写出来的历史书不是真实的，那还有什么美可言呢。关于信史原则在中国史学上有多种提法，如秉笔直书，信者传信，实事求是，实录等。其中，实事求是，求是是核心；实录，是说写出来的历史具有真实的价值，所谓实录就是把真实的东西记录下来。有的学者提出来，说中国历朝实录曾经不断地修改过，连实录都可以修改，可见中国历史之不可信，这是缺乏对史学深入的了解。我仔细地研究过唐朝的实录，唐朝的实录现在流传下来的只有一部，就是《顺宗实录》，它因为收在韩愈的集子里面而被保存下来了。我在研究过程中发现，确实有些实录是经过修改的，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说明中国没有信史。实录的修改有多种原因，一种情况是把错误的改成正确的，一种情况是把不该删的删去了。把不该删的删去了，为什么呢？因为有关的记载可能对某个集团不利。中国历史上有宦官集团、官僚集团，这些记载可能对宦官集团不利，宦官天天就在皇帝面前说，某人写的实录有问题，皇帝就让修改了，把它删去了。还有一种情况，包括正史，有的也做过修改，比如，《魏书》。《魏书》里面所写的一些人物传记涉及门阀，门阀世世代代都有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家族的传统非常深。《魏书》写出来以后，有些门阀子弟就说我祖上没有写到这个事，也没写到那个什么事，皇帝就叫史官改一改，改了两三次。像这种情况都是有复杂的原因的，我们不能简单地看待实录和正史的修改。我研究过中国史学上“直笔”和“曲笔”的斗争，“曲笔”不断被揭露，正好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中国史学坚持“直笔”的传统，否则这个“曲笔”怎么会被揭露出来，这就证明了历史上有一个坚持“信史”原则的传统，这个传统是追求历史的真实之美。我们对于中国传统史学的认识要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我这些年来接触到种种说法，对传统史学有很多误解。我们应当看到，因为中国历史上史官也好，史学家也好，像黑格尔讲的那样，其数量之多是全世界各个民族所不能比拟的。这样多的史官和史学家写的史书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是不能因此就怀疑我们历朝历代传下来的历史著作的真实性。我这里想举一个例子：顾颉刚先生是疑古派代表人物，他从疑古走向了考信。他在1935年为《二十五史补编》这部书写了一个前言，这样讲：二十五史记载了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之事实。二十五史的价值在什么地方？它记载了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之事实，这句话就已经有足够的分量了。

这里我要讲的，对于历史的真相的追求，是我们史学上的一个传统，其中包含两层意思，一层就是史学家写历史，心术要纯正，一个学者要出于对历史负责的心态，古人把它叫作“心术”，心术要正。清代有一位史学家章学诚，说写历史应当做到“尽其天不益以人”。尽其天，就是要充分地把客观表达出来，叫尽其天；不益以人，人是主观，不要把主观的东西加上去。这涉及主客观的关系问题，一个历史学家写历史要完全从客观的角度去看，不能带有任何主观的色彩。章学诚很了不起，他说这个要求，怎么能做得到呢，任何一个人都是有思想的。比如，今天的演讲结束后，你们当中几位同学记瞿林东教授在这里演讲，每个人用几百字来表达，表达得肯定不一样，因为你们都是从自己的角度来表达的，怎么可能一样呢？但是基本事实不会改变。所以我们讲“尽其天不益以人”是不能够真正做到的，因为任何一个人都有主观的作用，这就是主体、客体关系的问题。18世纪，章学诚就提出来了，他说尽管做不到，但是有这种追求，有这种自觉的要求，我们就可以说他已经具备了纯正的心术了。这个话梁启超也说过，写历史应该是“鉴空衡平”，不偏不倚，非常公正，不能带有任何主观色彩，梁启超分析了为什么必须这样，最后他说，我自己也做不到。梁启超怎么能做得到呢，他把“二十四史”说成是相斫书，二十四姓家谱，他怎么能够做到“鉴空衡平”呢？可见，这里有一个道理，就是如何来对待主体、客体的关系。我们要尽量地尊重客观的历史，不要让主观的一些情感色彩或者是某种偏见影响我们对客观历史的评价，这就是所谓“心术”问题。另一层，这表明史学家要尽力反映出历史的真相，而历史是丰富多彩、生动不已的，它的主导方面显示出来无穷无尽的美的源泉，我们要尽量把它表现出来。昨天我讲到司马迁《七十列传》，“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这是他写七十列传的标准，他就是要把历史中的一种主流，一种他认为美的东西表现出来。因此，信史追求真实之美，这不仅仅要求史学家个人的心术要纯正，而且要求史学家把客体当中的主导方面充分地反映出来，这也是史学家追求的一个境界。关于这种理性和审美的交融，人们能够从对历史的再现当中，领略到审美的情趣，并得到理性的启示。当我们写一个历史人物或者一个历史事件的时候，这个历史人物的行为言论，是可信的，这个历史事件的过程、原因、结果，是可信的，史学家的评论是使人受启发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仅增长了知识，丰富了智慧，而且有美的享受。因此归根结底来说，历史学之所以重要，首先在于历史学家所写的著作应该建立在信史的基础上，这一点非常重要，做到这一点也非常困难。我们今天也有许多困惑，历史怎样才能写成一部信史，写成一部信史非常困难。由于世界观、价值观的不同，我们对同一件事情的评价常常不一样。我在到南京来之前不久看到一条消息，说是有的人提出来建议把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改为和平纪念馆，不知是媒体还是市政府，征求市民的意见，80%的市民表示反对。在北京读了这条消息以后，我说真不愧为南京人：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是反映了侵华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一个历史事实，怎么能改成和平纪念馆呢？它不是和平的产物，它是战争的产物，它是侵略暴行的产物。我不知道大家是否看到这条消息。这个事例也表明，还原历史的真实是非常地不容易做到的，正是因为很难做到，所以世世代代的历史学家们都在不懈地追求。

历史就是这样的无情，日本的教科书一再的修改，究竟这个教科书要传给日本的后人什么样的历史事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侵华战争当中，日本军国主义要不要负历史的责任？可见，离开了信史原则，谈不上心术纯正，更谈不上什么审美。中国史学家多少年来为此而奋斗。这里我想引用宋朝一个史学家的话。宋朝有一个史学家吴缜，他在《新唐书纠谬》序中讲了这么一段话：一个史学家写历史有三个要点，第一是事实，第二是评价，第三是文采。有了这三条才可以说这是一部像样的史书。如果一部书写出了历史事实，又给予恰当的评价，表述的文采又好，这就是一部很像样的史书。这一段话非常了不起，从今天来看仍然站得住脚，“一曰事实，二曰褒贬，三曰文采”。事实放在第一位，价值判断放在第二位，文采放在第三位，从它的重要性和它的逻辑层次来看，这句话到今天都是可以成立的。他这几句话在中国史学批评史上具有很高的价值。

我们讲中国史学中的信史原则这个优良传统，一是表现在史家的心术上；二是表现在史家对历史的真相不懈的追求上，如此这样的历史著作便是美的。中国史学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提出一些要求。比如，《春秋穀梁传》桓公五年记载，“《春秋》之意，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真实的事情要把它传下去，不能够说清楚的事情，你就老老实实地说“不清楚”。“信以传信，疑以传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也是一个古老的传统。大家知道，清代乾嘉时期有考据学，出现了一批考史学家，考史学家的旗帜上写了四个字：“实事求是。”从先秦一直到清代，这样一个信史传统是占主流地位的。我们可以说，在历史著作所记史事真实之美的背后，蕴含着史学家心术纯正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