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人物》系列讲座，现在是第十三讲了。我今天讲的题目是《中国古代史学的奠基者：司马迁》。

司马迁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是我国古代史学的真正奠基者。他写的《史记》，是我国史学上的一座划时代的丰碑。这里，我想借用两位前辈著名学者的话，对司马迁和《史记》做一个概括性的评价。

——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翦伯赞在《中国史纲》第二卷中写道：

中国的历史学之成为一种独立的学问，是从两汉时起，这种学问之开山的祖师，是大史学家司马迁。[2]

这是说明司马迁在中国史学上的地位。

——另一位著名学者、作家、文学史家、考古学家郑振铎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说：

他（按：指司马迁）的空前的大著《太史公书》（按：《史记》，原名为《太史公书》）不仅仅是一部整理古代文化的学术的要籍，历史的巨作，而且成了文学的名著。中国古代的史书（按：指司马迁以前的史书）都是未成形的原始的作品，《太史公书》才是第一部正式的史书，且竟是这样惊人的伟作。司马迁于史著上的雄心大略，真是不亚于刘彻（按：即汉武帝）之在政治上。……自此书出，所谓中国的“正史”的体裁以立。作史者受其影响者至二千年。[3]

这是说明《史记》在中国学术史、史学史、文学史上的成就，尤其是在史学史上的成就。

我们知道，历史同现实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至少在两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是物质的联系，即任何时代的人们所遇到的现实环境和条件，都是历史的产物；二是精神的联系，这种联系是通过以往的思想家、政治家、史学家的精神产品作为中介，把现今的人们同历史联系起来的。前一种联系，是一种自然过程；后一种联系，从人类对社会和历史的认识来说，是一个自觉的、能动的过程。而这后一种联系的不断发展，又可以不断推动人们对于前一种联系的正确认识，从而表现为对于自身历史的反省活动，以有利于当前的社会实践活动。我们常说的从历史中得到启示，得到借鉴，就是这个道理。我想，这就是我们有必要了解和研究历史上的一些伟大的史学家及其著作的根本所在。

下面，我就司马迁和《史记》讲几个问题。

司马迁是生活在汉武帝时代的人，这是指具体的历史环境。如果从发展的观点和纵深的视野来看，司马迁所处的时代有两个明显的特点。

第一，是西周末年至春秋战国大约700多年的历史大变动结束的时代。这就是由奴乘制向封建制的过渡，这个过渡以秦的统一为结束的标志。对此，《史记》是有反映的，如《十二诸侯年表》序说：

（自周厉王出逃死后）乱自京师始，而共和行政焉。是后或力政，彊乘弱，兴师不请天子。然挟王室之义，以讨伐为会盟主，政由五伯，诸侯恣行，**侈不轨，贼臣篡子滋起矣。[4]

这里讲的是春秋时期大国争霸的政治局面。

在《史记·六国年表》序中，司马迁又写道：

（在晋国）是后陪臣执政，大夫世禄，六卿擅晋权，征伐会盟，威重于诸侯。及田常杀简公而相齐国，诸侯晏然弗讨，海内争于战功矣。三国终之卒分晋，田和亦灭齐而有之，六国之盛自此始。务在彊兵并敌，谋诈用而从（纵）横短长之说起。矫称蜂出，誓盟不信，虽置质剖符犹不能约束也。秦始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翟，至献公之后常雄诸侯。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彊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焉。[5]

这里讲的是七雄纷争直至秦的“卒并天下”、统一六国的政治局面。

像这样长久的、巨大的社会历史变动，在司马迁以前，还没有别的史学家做过这样明确的概括。这也说明，这个巨大的历史变动对司马迁的认识活动和撰述活动有深刻影响。

第二，是秦亡汉兴，由汉初贫弱到武帝富强的变化时期以及这种变化所带来的新的危机时期。这个时期统一的秦汉封建王朝建立后产生新的问题，这是一种性质的变化。应当说，这一个时代特点，给予司马迁思想上和历史撰述上的影响更大、更深刻；他的《史记》在反映这一时代特点上的成就，也更为突出。

对于这个时代特点，《史记》里的《秦始皇本纪》《陈涉世家》《项羽本纪》《高祖本纪》直至许多汉初人物的列传，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举例如下。

——《高祖本纪》后论：

……周秦之间，可谓文（按：文，指尊卑之差）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

——《项羽本纪》后说：

……夫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蜂起，相与并争，不可胜数。

——《陈涉世家》说：

当此时，诸郡县苦秦吏者，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

……

陈胜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

——《太史公自序》说：

……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

等等。

这些话，反映出这个时代特点的一些具体的表现：一是“秦失其政”（“反酷刑法”“诸郡县苦秦吏者”）；二是“天下之端，自涉发难”；三是“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这讲了秦所以亡、汉所以兴以及陈涉在这一历史变化中的作用。此外，司马迁还在《吕太后本纪》《孝文本纪》《孝景本纪》《今上本纪》里讲了汉政治统治的得失。这些，构成了他所处时代的第二个大的历史特点。如前所说，这个特点，在更大的程度上影响到司马迁的思想和撰述。

以上，就是司马迁所处的时代。这是一个大变动结束的时代，也是一个新的变动开始的时代。这个时代特点，加上史学传统，造就了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

下面，我讲一下司马迁的生平。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里讲到了他的身世和生平；后来，班固写《汉书·司马迁传》，对司马迁的一生做了比较全面的记述。这是我们今天了解司马迁生平的主要根据。

首先说他的身世。《自序》和《汉书》本传都说司马迁的先祖“司马氏世典周史”，即为周代的史官，而且是世袭之职。大约在周惠王、周襄王之间（公元前676—前619年），司马氏“去周适晋”，从周王室到了晋国，此后，司马氏就分散了，有的在卫，有的在赵，有的到了秦国。在秦国的一支名错，曾“与张仪争论”。错之孙名靳，是大将白起的部属。靳之孙昌，为秦朝铁官。昌之子无泽，入汉，为汉市长。无泽之子喜，为五大夫。喜生谈，谈为太史公（令），即司马迁之父。司马谈任太史令，大约在汉武帝建元、元封之间（公元前140—前110年）。司马谈留存下来的著作只有一篇《论六家要旨》，是对阴阳、儒、墨、法、名、道等六个学派做概括性的评价。历代学者认为，他的这个评价大致是可取的。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举行大规模的封禅活动，司马谈未能参与其事，“故发愤且卒”，在这一年死去。临死之前，他对于撰写汉代历史的事情，对其子司马迁作了交代。

司马迁字子长，出生于龙门，一般说是汉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市）人。关于司马迁的生年，一说是公元前145年，一说是公元前135年，自20世纪初王国维著《太史公行年考》以来，一直存在争论，至今没有一致的看法，现多数人取公元前145年生之说。司马迁少年时代“耕牧河山之阳”（龙门山之南），从事过一般的生产活动，10岁开始读古文。后来史记注家认为“古文”者，即《尚书》《左传》《国语》等古代典籍。父亲司马谈是其启蒙老师。在中国古代，许多历史学家都有这种家学渊源，如班彪、班固、班昭、李德林、李百药、李大师、李延寿、姚察、姚思廉等，他们都是“正史”的作者。司马迁后来师从著名学者董仲舒（公元前197—前104年）学习经学。可见，司马迁在少年和青年时代，就有良好的文化素养，这是他后来能成为一代著名史学家的一个基本条件。20岁起，他开始了极有意义的广泛的漫游，“南游江、淮”，“浮于沅、湘”，“北涉汶、泗”（黄河支流），“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足迹所至，历今湖北、湖南、江西、浙江、江苏、山东、河南等省，进行了广泛的学术考察，考察历史遗迹，访问汉初人物逸事，调查社会历史情况，这些游历极大地丰富了他的社会历史知识，增长了见识，陶冶了感情。司马迁后来能写出《史记》这样的把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结合起来的巨制，成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与他的这次漫游中所做的社会历史考察有极大的关系。

这次漫游之后，司马迁被任为郎中，内充侍卫，外从作战，并随汉武帝出巡西北诸边郡。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司马迁又奉命出使西南（今四川、云南）。次年，即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父司马谈死。司马迁受父亲遗命，立志著史。司马谈在同儿子诀别时讲的一段话，在中国史学史上脍炙人口，这反映了一个史学家的良心和责任。司马迁是这样记载的：

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6]

中国古代的史学家历来对自己的工作有一种神圣的责任感，与司马迁父子这种态度有很大的关系，也跟司马迁的这一生动、感人的记载有很大的关系。这种责任感，经过长期的积累和发扬，成为中国史学上的一个优良的传统。中国的历史记载不绝如线，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这一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司马谈死后三年，司马迁果然任太史令，从而有可能接触到皇家藏书，开始了撰述《史记》的工作。又过了五年即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司马迁参与制定的“太初历”开始施行。这一年，据有的学者研究，司马迁是42岁。七年后，即汉武帝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李陵兵败投降匈奴，司马迁为之申辩，武帝怒，下蚕室，受宫刑。按西汉法律，可以钱赎罪、减刑，然司马迁家贫，亲友不为之相助，乃使司马迁受此奇耻大辱，这对他是一个严重的打击。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里有这样一段自白，表白了他受刑后的矛盾心情和宏伟抱负，他说：

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谓意境而言的），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按：文王）拘羑（音有）里（在今河南汤阴），演《周易》；孔子戹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7]

这一段话，可以说字字拌和着司马迁的心血和泪水，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到司马迁性格上的坦率和真诚。他顽强的毅力和坚定的信念，终于使他完成不朽的业绩，撰成《太史公书》一百三十篇（合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五十二万余字，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著作。司马迁大约在公元前86年（汉昭帝始元元年），一说公元前90年（汉武帝征和三年）去世。

司马迁在世时，其书未传。汉宣帝时（公元前73—前49年），其外孙杨恽“祖述其书”，《史记》（当时称《太史公书》）才慢慢流传开来。

[1] 1988年9月2日，在北京图书馆的演讲。

[2] 翦伯赞：《中国史纲》第二卷《秦汉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599～600页。

[3] 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119～121页。

[4] 司马迁：《史记》卷十四《十二诸侯年表》，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509页。

[5] 司马迁：《史记》卷十五《六国年表》，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685页。

[6]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95页。

[7]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3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