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上的这五次反思，都以其突出的理论成就，在中国史学发展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

（一）关于《史通》的理论成就

刘知幾《史通》一书是我国古代史学中第一部以史学作为研究对象的、系统的理论著作。这部史学理论著作贯穿着强烈的批判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应当被看作一部史学批评著作。《史通》前10卷为“内篇”，是全书的主要部分，着重阐述了有关史书的体裁、体例、史料采辑、表述要求和撰史原则，以及史学功用等，其中以批评纪传体史书的各种体例居多。后10篇为“外篇”，论述史官制度，正史源流，杂评史家、史著得失，并略申作者对于历史的见解。刘知幾撰《史通》的旨趣，是“商榷史篇”[2]，“辨其指归”[3]，而且“多讥往哲，喜述前非”[4]。他在继承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系统的史学批评的理论。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关于史书内容的范围。《书事》篇引用荀悦“立典有五志”的论点，即达道义、彰法式、通古今、著功勋、表贤能为史书内容的范围。又引用干宝对于“五志”的阐释，即体国经野之言、用兵征伐之权、忠臣烈士孝子贞妇之节、文诰专对之辞、才力技艺殊异。刘知幾认为：“采二家之所议，征五志之所取，盖记言之所网罗，书事之所总括，粗得于兹矣。”[5]同时，他又认为，要使书事没有“遗恨”，还必须增加“三科”，即叙沿革、明罪恶、旌怪异。“五志”加上“三科”，“则史氏所载，庶几无缺”。这里所说的史书内容范围的问题，实质上已触及史家主观意识如何更全面地反映客观历史的问题了。

第二，关于撰史原则。《采撰》篇一方面主张要慎于“史文有阙”的问题，另一方面强调“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6]。刘知幾认为魏晋南北朝以来史籍繁富，皆“寸有所长，实广见闻”，但其书籍也产生了“苟出异端，虚益新事”的弊病。他告诫人们：“作者恶道听途说之违理，街谈巷议之损实”[7]；“异辞疑事，学者宜善思之”[8]。《杂述》篇还说：“学者博闻，盖在择之而已。”慎于采撰，根本的问题是要辨别什么是历史事实，这是刘知幾论撰史原则的核心。

第三，关于史书的体裁、体例。《史通》以精辟地论述史书体裁、体例而享有盛誉。《序例》篇说：“夫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这是指史书体例本是史家反映历史见解的一种形式。刘知幾推崇《春秋》《左传》、范晔《后汉书》、萧子显《南齐书》的体例思想；而他的新贡献是提出了“诸史之作，不恒厥体”的理论，并通过《六家》《二体》《杂述》等篇，对史书体裁做了总体上的把握，论述了纪传体史书的各种体例。

第四，关于史书的文字表述。《叙事》篇较早地从审美意识提出了这个问题：“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工。”他认为“简要”是“美”与“工”的基本要求，同时主张“用晦”，他认为：“夫能略小存大，举重明轻，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洪纤靡漏，此皆用诲之道也。”[9]他还提出史书文字表述应采用“当时口语”，“从史而书”，以不失“天然”。同时，他反对“虚加练饰，轻事雕彩”“体兼赋颂，词类俳优”[10]的文风，反对“文非文，史非史”的文字表述。

第五，关于史家作史态度。《直书》《曲笔》两篇提出了“直书”“曲笔”两个范畴，并做了理论上的说明，刘知幾认为这是“君子之德”和“小人之道”在史学上的反映。刘知幾所揭示出来的“直书”与“曲笔”对立的种种情况，说明它们的出现不仅有撰史者个人德行的迥异，也有社会的原因，如皇朝更替、政权的对峙、等级的界限、民族的隔阂等。刘知幾认为，直书才有“实录”，曲笔导致“诬书”，它们的对立从根本上决定了史书的价值和命运。

第六，关于史学的功用。《史通》讲史学功用的地方很多，如《直书》《曲笔》《自叙》《史官建置》等。《辨职》篇尤为集中，提出了史学功用的三种情况：“史之为务，厥途有三焉。何则？彰善贬恶，不避强御，若晋之董狐，齐之南史，此其上也。编次勒成，郁为不朽，若鲁之丘明，汉之子长，此其次也。高才博学，名重一时，若周之史佚，楚之倚相，此其下也。苟三者并阙，复何为者哉？”刘知幾对这三种情况的划分，明确地显示出他的史学价值观。

以上这几个方面，是从史学工作的内在逻辑联系分析了《史通》一书所提出来的史学批评理论体系；尽管《史通》本身不是按照这个体系来编次的，但这个体系却包含在全书当中。它标志着古代史学理论的形成，也是古代史学发展的新阶段。同这个理论体系相表里的，是刘知幾的“史才三长”说。他提出史才、史学、史识即“史才三长”这三个范畴，阐释了它们各自的内涵和相互间的联系[11]，是史学家自我意识的新发展、精神境界的新的升华。从整体来看，刘知幾在史学理论发展上所达到的高度，的确是前无古人的，《史通》写成于唐中宗景龙四年（710年），这在世界史学史上，大概也是无与伦比的。

（二）关于《文史通义》的理论成就

从理论上全面总结中国古代史学的史家，是章学诚。他的成就主要在理论方面，所著《文史通义》《校雠通义》在史学理论上有重大建树，其中也有论及历史理论的名篇[12]。章学诚在史学理论方面的新贡献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在继承、发展前任认识的基础上，他提出了“六经皆史”的论点，这是继《隋书·经籍志》确立史学从经学中分离出来的经史分途格局之后，以史学来说明经书的新认识，从而进一步扩大和丰富了史学的内涵。第二，他提出了“史法”和“史意”的区别，而重于“史意”的探索。他说：“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而人乃拟吾于刘知幾。不知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截然两途，不相入也。”[13]简要地说，“史法”是探讨历史撰述的形式和内容，“史意”是探讨历史撰述的思想。刘、章的联系和区别，继承和发展，即在于此。第三，他提出了“撰述”与“记注”的区别，以“圆神”“方智”为史学的两大宗门。他说：“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14]“记注”与“撰述”，亦可从“史法”与“史意”中得到说明。第四，他提出了历史编纂上“神奇”与“臭腐”相互转化、发展的辩证法则。他认为：“事屡变而复初，文饰穷而反质，天下自然之理也。”[15]他从“《尚书》圆而神”一直讲到袁枢《通鉴纪事本末》的出现，并说：“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气耳。”[16]第五，他总结了通史撰述的品类及其所具有的六便、二长、三弊，建立了古代通史史学理论[17]。第六，他提出了“史德—心术”论，发展了刘知幾的“史才三长”说，把关于史家自身修养的理论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18]。第七，他提出了“临文必敬”“论古必恕”的文史批评的方法论原则。他说：“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19]这是关于知人论世的精辟见解。第八，他总结了史书表述在审美方面的理论，提出了“闳中肆外，言以声其心之所得”“传人者文如其人，述事者文如其事”等文字表述的原则。[20]第九，他提倡“别识心裁”“独断之学”的继承、创新精神，强调在认识前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创造，此谓之“心裁别识，家学具存”[21]。

章学诚的《校雠通义》是一部系统的历史文献学的理论著作，其中《原道》篇结合社会发展总结了历史文献发展的规律，《宗刘》以下诸篇从理论和历史两个方面总结了古代历史文献的成就。

（三）关于梁启超《新史学》的理论成就

1902年，梁启超继上一年在《清议报》上发表《中国史叙论》之后，又在《新民丛报》发表了著名的长文《新史学》。前者着眼于撰写“中国史”的构想，后者着力于从理论上批判“旧史”。作者自称“新史氏”，常言“史界革命”，意在创立“新史学”。这两篇文章，是近代资产阶级史学家批判古代史学，为“新史学”开辟道路的标志。梁启超的《新史学》，讨论了历史撰述的性质和范围，历史哲学和史学的社会功能，史学与“他学”的关系，对“中国之旧史”的批判等史学上的重要问题。其理论价值在于：以近代学术观念阐述了史学的基本问题，提出了中国史学走向近代的理论模式；提出了有关的新概念、新范畴，如广义之史、狭义之史、局部之史、全体之史、公理公例等；对古代史学提出了批判性的总体认识。这些新的理论，在20世纪初至五四运动前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新史学”事实上成为20世纪史学发展的第一个阶段。

这里，我要重点说明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梁启超对“中国之旧史”的批评，在当时看来，具有突破“旧史学”樊篱的意义，但若做认真分析，他的批评却有言过其实的地方。比如，他认为“中国之旧史”有“四蔽”“二病”“三恶果”，所谓“四蔽”是：“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今务”，“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所谓“二病”是：“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所谓“三恶果”是：“一曰难读”，“二曰难别择”，“三曰无感触”。

他的这些概括，大多有过激之处，并不完全符合事实，我们应做具体分析，不应把它作为合理的结论而加以引用。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梁启超这种对“旧史学”过激的批评，本出于救国心切。他在讲了“四蔽”“二病”“三恶果”之后这样写道：

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22]

正是出于这种原因，所以不应对他的过激的言论采取全然否定的态度。

我要重点说明的第二个问题是，梁启超在“史学之界说”这一段文字中，提出了对“新史学”的设想。对此，他从三个方面提出自己的见解：“第一，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第二，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第三，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这三层意思是逐渐递进的，他先说一般的历史，继而说“人群”进化的现象，最后说到人群进化现象的“公理公例”。他把这个“公理公例”也称为“历史哲学”，认为这是历史研究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他这样写道：

夫所以必求其公理公例者，非欲以为理论之美观而已，将以施诸实用焉，将以贻诸来者焉。历史者，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者也。吾辈食今日文明之福，是为对于古人已得之权利，而继续此文明，增长此文明，孽殖此文明，又对于后人而不可不尽之义务也。而史家所以尽此义务之道，即求得前此进化之公理公例，而使后人循其理、率其例以增幸福于无疆也。史乎！史乎！其责任至重，而其成就至难！[23]

这些话，足以反映出一个史学家的心声。

（四）关于李大钊《史学要论》的理论成就

《史学要论》是李大钊系统地阐述他的史学思想的一部精粹之作。全书凡六章，结构严谨，言简意赅，具有理论的深刻与实践的**相结合的特点。

第一章论述“什么是历史”。其主要论点有两点。第一，历史撰述所反映的“历史”，并不等同于“活的历史”即客观历史本身。这种区别和联系，在理论上使人们懂得“历史的本体”即“活的历史”比历史撰述所反映的内容更生动、更丰富，从而拓展了人们的历史视野；在实践上则使人们可以感受自己也生活在“活的历史”之中，增强人们对于历史的体察和责任。第二，历史就是社会的变革。这一点，使人们懂得历史是变化的、进步的、生动不已的。全人类的历史如此，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也是如此。

第二章论述“什么是历史学”。本章的主要论点有两点。第一，关于“历史学”的对象。李大钊写道：“史学有一定的对象。对象为何？即是整个的人类生活，即是社会的变革，即是在不断的变革中的人类生活及为其产物的文化。换一句话说，历史学就是研究社会的变革的学问，即是研究在不断的变革中的人生及为其产物的文化的学问。”[24]李大钊对历史学所做的这一定义，对人们认识历史学的性质与作用，有深刻的启示。第二，历史学应着力于建立历史理论。李大钊认为，在整理、记述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建立历史的一般理论”即历史理论，才能使“今日的历史学”成为历史科学。这表明他在历史学的发展上是一个高瞻远瞩的人。

第三章论述“历史学的系统”。从学科发展史来看，李大钊所构建的“历史学的系统”，以恢宏的视野来观察历史学的内涵和外延，是一个创举。

第四章论述“史学在科学中的位置”。这里所论述的，是关于史学在科学史上之地位的问题。“历史发见一定的法则，遂把史学提到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历史学遂得在科学系统中占有相当的位置。”[25]

第五章论述“史学与其相关学问的关系”。李大钊把史学相关的学问划分为六类，共二十多门学科。他认为，文学、哲学、社会学与史学的关系尤为密切，故择出分别论述，而又以论述“史学和哲学”最为详尽，足见作者的理论旨趣。

第六章论述“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关于这个问题，李大钊做出了深刻而又精辟的论述，他的主要论断有两点。第一，史学对于人生有密切的关系。他开宗明义地写道：“历史学是研究人类生活及其产物的文化的学问，自然与人生有密切的关系；史学既能成为一种学问，一种知识，自然亦要于人生有用才是。依我看来，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很大。”[26]第二，现代史学研究可以培养人们的科学态度和脚踏实地的人生观。李大钊指出：“有生命的历史，实是一个亘过去、现在、未来的全人类的生活。过去、现在、未来是一线贯下来的。这一线贯下来的时间里的历史的人生，是一趟过的，是一直向前进的，不容我们徘徊审顾的。历史的进路，纵然有时一盛一衰、一衰一盛的作螺旋状的运动，但此亦是循环着前进的，上升的，不是循环着停滞的，亦不是循环着逆返的，退落的，这样子给我们以一个进步的世界观。我们既认定世界是进步的，历史是进步的，我们在此进步的世界中、历史中，即不应该悲观，不应该拜古，只应该欢天喜地的在这只容一趟过的大路上向前行走，前途有我们的光明，将来有我们的黄金世界。这是现代史学给我们的乐天努进的人生观。”[27]在李大钊看来，有什么样的历史观就会影响到有什么样的世界观，进而影响到有什么样的人生观。第三，历史教育的重要作用。李大钊深刻地阐述了这个道理，他写道：“即吾人浏览史乘，读到英雄豪杰为国家为民族舍身效命以为牺牲的地方，亦能认识出来这一班所谓英雄所谓豪杰的人物，并非有与常人有何殊异，只是他们感觉到这社会的要求敏锐些，想要满足这社会的要求的情绪热烈些，所以挺身而起为社会献身，在历史上留下可歌可哭的悲剧、壮剧。我们后世读史者不觉对之感奋兴起，自然而然的发生一种敬仰心，引起‘有为者亦若是’的情绪，愿为社会先驱的决心亦于是乎油然而起了。”[28]史学的魅力就在于此，就在于它的潜移默化的巨大作用。历史教育实在是一桩伟大的事业。

综观《史学要论》一书，把它放在20世纪中国史学中加以考察，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认识。

首先，《史学要论》是20世纪中国史学上最早面世的史学理论著作之一。它科学地、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学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比如，关于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学？这是最基本的也是必须弄清楚的问题。如关于历史观问题、历史理论问题、历史学的系统问题、史学与哲学的关系问题、史学对于人们树立积极进取的人生观的影响等，它都做了深刻的论述。这些，在中国史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其次，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史学要论》是第一部从理论上开辟道路的著作，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理论上的奠基石之一。书中反映出作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所持有的信念，对于史学的性质与任务所进行的分析，对于史学影响到社会、人生所投入的关注等，今天读来，仍使人感觉到它的巨大的理性力量和深沉的**涌动。

白寿彝教授评价说：“《史学要论》是一本不到四万字的小册子，但这是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开辟道路的重要著作。这本小册子凝结着一个革命家、一个无产阶级理论家对人类前途的真挚的希望。对于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来说，李大钊不愧是第一个开辟道路的人。”[29]

（五）第五次反思的主要问题及其重大意义

前面讲到，第五次反思具有广泛的社会性，表现为群体形式的反思。其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尹达、刘大年、白寿彝、尚钺、胡绳、黎澍等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们的共同特点，是结合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和现实，从理论和实践上回答了史学界面临的一些重要问题，并且都有专门的论述，收在他们各自的论集之中。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总结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经验、教训。

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对1949年以前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成就给予高度评价，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对于指导革命具有深刻的意义。关于新中国成立后17年的史学，尤其是1961年全国文科教材会以后的史学所取得的成就，该书也给予充分的肯定，认为：

文科教材会议后，中国通史及参考资料、世界通史及参考资料、中国历史文选、中国史学名著选等一些历史学科方面的教材相继出版，显示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高校历史系教学领域的新进展。文科教材会议还推动了历史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大，许多新的史学课题越来越受到史学界的重视。例如，史学概论、中国史学史、中国近代革命史、断代史、国别史、经济史、文学史等，在六十年代中期以前，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30]

总的来看，新中国成立后17年间，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取得的进展和成就是巨大的。但是，当时我们还不善于全面地认识和处理政治与业务的相互关系，因而不免在工作上出现某些偏差。例如，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出现了一些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提法，也伤害了一些有成就的历史工作者，其中包括有独立见解的专家。翦伯赞同志在1957年发表的《关于打破王朝体系问题》和《目前历史教学中的几个问题》，1962年发表的《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提出了一些正确的看法，批评了一些错误的东西。但是，当时不是历史家的几篇文章所能一下子扭转得了的。接着，在十年动乱中，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给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大破坏。马克思主义史学面临着严峻的历史考验。[31]可见，马克思主义史学既有宏伟的成就，也曾走过一些弯路或遭受到严重破坏，并不一帆风顺。

关于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中的历史教训问题，尹达指出：“由于客观的、主观的种种因素，在运用中往往会出现片面性、主观性，以至于失误。在革命实践中，在学术研究中，这是难免的事。”[32]他认为，我们绝不能因为曾经片面运用或误用马克思主义，曾经有人破坏马克思主义而怀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坚持唯物史观。尹达指出：“唯物史观，‘是唯一的科学的历史观’，也是‘唯一科学的说明历史的方法。’用唯物史观的观点观察历史，既包括唯物主义，又包括辩证法，还包含发展学说。但是，现在似乎有一种倾向，讲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只讲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这一条，关于过去的全部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关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等，仿佛都不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了，于是，只谈生产力、物质生产是社会前进的唯一动力；不谈农民起义、农民战争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反而说起破坏作用，造成中国封建社会缓慢发展，乃至停滞不前等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是统一的、有机的整体。某一个时期，或针对问题，强调其中的某些基本理论是可以的，但是要把这样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肢解开，各取所需，甚至不惜歪曲、阉割，那是绝对不允许的！否则，我们的研究工作必然迷失方向，走入歧途。完整地、准确地、系统地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对我们从事社会科学研究，从事历史研究，十分重要。我们不要为一时的现象所迷惑，一定要学会完整地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自己的实际工作中加以消化，变成自己的思想、方法。这样，才能避免左右摇摆，保证我们的史学研究坚持正确的方向，取得科学成果。”[33]对于坚持唯物史观的重要性，白寿彝从历史理论的角度做出概括。他指出：“历史理论，首先是史学领域的哲学问题，主要是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34]他还着重阐述三个方面的理论问题：一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二是“物质生产和物质生产者的历史”，三是“社会历史之辩证的发展及其规律性”[35]。刘大年就坚持唯物史观应持什么态度的问题，指出：“事物的存在、运转是有条件的，不能什么都‘放之四海而皆准’，我们要同一切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讨论问题。要排除宗派主义，反对门户之见。不要怕对立面的反驳，应该欢迎反驳。一反驳就垮了，这说明你的观点本来与真理相悖谬或是似是而非，应该垮掉；驳不倒，则说明你的观点似非而是或是部分地站得住脚，有益于自己继续追求下去。要承认人对事物的认识需要有一个过程，越是复杂的事物，认识需要的过程可能就越长。人的认识又是有矛盾有反复的，正确的和错误的认识往往交织在一起，不可以看得太单一。”[36]尚钺更是充满**地写道：“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脚踏实地，认真研究。我希望史学园地百花盛开。我们留给子孙后世的，不应该是鏖战之后的残垣断壁。而应该是一座五彩缤纷的大花园。”[37]所有这些话，反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的真诚信念和学术热情，读来令人颇为敬佩。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怎样进一步发展中国史学。对此，侯外庐始终认为，中国史学工作者应当有这样的自觉意识和奋斗目标，那就是：

注意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民族化。所谓“民族化”，就是要把中国丰富的历史资料，和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做统一的研究，从中总结出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历史特点。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给我们研究中华民族的历史提供了金钥匙，应该拿它去打开古老中国的历史宝库。我曾试图把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看作是恩格斯关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问题的理论在中国引申和发展。而这项工作不是我个人所能做到的，但却心向往之。[38]

他联系历史上的教训，进一步指出：

“五四”以来，史学界出现一种盲目效仿外国的形式主义学风，企图按照西方历史模式来改铸中国历史，搞所谓“全盘西化”，往往因此跌入民族虚无主义的泥坑。我对这种学风深不以为然，在40年代我就说过：我们中国学人应当学会使用自己的语言来讲解自己的历史与思潮，学会使用新的方法来掘发自己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39]

从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侯外庐始终坚持这一见解，可见他认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白寿彝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提出了具体的设想，这些设想包含这样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关于历史资料的重新估价问题；第二，史学遗产的重要性；第三，取鉴于外国历史的问题；第四，历史教育的重大问题；第五，历史理论和历史现实的问题；第六，史学队伍的智力结构。”这几个问题都是专业性很强的问题，只有把这些问题都弄清楚了，并做出成绩来，才谈得上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中国化。白寿彝满怀史学家的高度社会责任感语重心长地说道：“我们今天应该考虑这些问题了，提出来请同志们指教。要建设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要站在世界前列，不能一般化、真要拿出东西来。我们国家的历史最长，史学一向是最发达的，现在不应该落后，应该大步往前走。为了往前走，好多个现实摆在面前，需要我们认识，没有认识就无法前进。”[40]这就是说，建设具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我们不仅在思想上、理论上要有明确的认识，而且要体现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这才能促进中国史学不断前进。

刘大年从历史渊源上阐述了中国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他在晚年写成的一篇鸿文《评近代经学》中写道：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古典的朴素的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是可以沟通的。也就是说，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有内在的根据。尽管中国古典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于相隔遥远的历史时代，属于截然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属于不同的世界观和思想体系，但中国古代典籍复杂多样，其中关于唯物辩证法的思想，一向是人们所熟知的。自然它的形式是中国传统的。[41]

刘大年所得到的这一结论，可以帮助我们增强对于建设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信心。

中国史学上的第五次反思，从本质上看，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自我反省。这次反思在更大的程度上影响着中国史学的未来。1988年，刘大年为纪念侯外庐而写下的一段话，可以视为他以深邃的历史眼光，对这次反思做了总结。他这样写道：

50年代末、60年代初，历史教学、研究者中，有把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或侯外庐叫做“四大家族”的；有称郭、范、侯、翦、吕为“五老”的，如今五老都不在世了。我想可以说，这大概宣告了中国最早一代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者活动的终结。他们那一代人为推动时代前进，付出了辛勤劳动。他们做完了时代交给的答卷。他们是应当受到我们尊敬的。世界历史潮流不断发展前进。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必须跟上时代步伐，不断发展前进。这要求我们做好许多工作。了解先驱者们的成就，吸收他们留下的遗产，是那些工作中的一个部分。只要以往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是表现出了巨大生命力的，那么，现在和今后，按照新的条件，坚持这种结合，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就是长青的。先驱者们的工作不会一旦遭到白眼而速朽。[42]

历史就是这样。我们在上面提到的尹达等几位史学家也都已经辞世。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先驱们的这些反思，是不会白费的。他们的反思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遗产，同样会产生积极的效果，推动中国史学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