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用

《店务通讯》[1]和《哨岗》，是读书出版社的内部刊物；《店务通讯》是油印的，《哨岗》则是手抄的。

读书出版社的工作人员，除了黄洛峰[2]、万国钧、刘麐、孙家林少数几位，大多是十几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仅有小学文化水平，进过中学的也没有几个，洛峰很重视在思想和政治方面提高他们的水平，亲手抓他们的学习。

在武汉，在重庆，社里有读书会，学艾思奇[3]的《大众哲学》和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洛峰也参加学习、讨论。总之，出版社始终保持浓郁的学习气氛。

洛峰还帮助大家学习写作、练笔。这样就有了内部刊物《店务通讯》和《哨岗》。

《社务通讯》创刊于1939年，在重庆。这是一份十六开对折装订的油印刊物，每期三十页左右，开始半月一期。洛峰编辑、看稿、改稿，刘少卿、赵子诚、范用刻印。少卿曾经在上海给党刻印过文件，由江西苏区带到上海的文件，由他刻印。他的蝇头小楷，一笔不苟。范用爱好装饰版面，画题头、设计封面，后期由他担任编辑刻印工作，王兰芬、陈楚翘（陈驰）参加编辑、刻印。

这项工作都是在业余做的，下了班，吃了晚饭，刻的刻，印的印，通宵达旦，直到装订完成，寄给分社，上午就进了邮局。还记得，每当夜半，静悄悄的民生路上传来“炒米糖开水”的叫卖声，就下楼买几碗，吃得挺有味。

《社务通讯》从1939年到1941年，一共出版了三十六期。即使在敌机大轰炸的情况下，也坚持出版，陈驰和王兰芬疏散到乡下，照常编印不误。

《社务通讯》的内容，有论文、业务经验、学习心得、读书笔记、总分社简讯、生活漫谈等等。

洛峰在他执笔的《发刊词》里这样说：

过去，因为空间的隔绝和本身组织的不健全，在精神上工作上，不免处处形成涣散，总社和分社之间，社与同人间，都不能很好地有机地联系起来，以致造成了我们很多的损失与缺点。为了克服我们的一切缺点，为了更加完善地更实际地完成我们的使命，因而有了这次革新运动，而这种革新运动的持续和发展，便是出版本刊的主要原因。

本刊的诞生，不仅说明了本社的教育工作，已经开始走上轨道，而且也预示了本社的成长和发展，更且指示了我们要如何实实在在地去完成我们的使命。

本刊是每一个同人在学习中工作中的实际生活的交流，是每一个同人的心声的广播，是本社的决定和如何执行决定的号角。

这上面不会有“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鸿文巨著，也不是空空洞洞的研究的园地，它将是而且应该是沟通本社同人精神的神经系，它将是而且应该是质朴的自我教育的武器……

洛峰准备写一篇《本社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在《社务通讯》连载，给同人们讲讲社史。刚刊登了两篇，考虑到当时的政治环境，还不宜如实地坦述一切，决定停止继续刊登。洛峰的这篇文章如果写完，那将是可贵的社史资料，可惜的是它只开了一个头。以后因为工作忙，洛峰再也未能执笔完成。后来他又以“社务漫谈”为题，连续给《社务通讯》写了《怎样做一个分社负责人》（连载四期）、《新人问题》《再论人事问题》《明年的营业方针》，在出版周年的一期写了《〈社务通讯〉第一卷总结》。为此，还特地指定几个人从几方面检查《社务通讯》：“A.同人对社讯的态度、阅读和保存的检查（吴忠告），B.质量和数量的检查（范用）、个别作品的检查（万国钧、陆量才）、消息报道的检查（范用）、技术和错误的检查（刘少卿、符孟渔）、总结（黄洛峰）。”洛峰在《总结》里写道：“十一月卅日的晚上，好像沉潜到海底去寻找什么稀世珍宝一样，大家在兴奋而又紧张的心情下，严肃地花了三个钟头的时间，给了本刊一个彻头彻尾的清算。我的这篇总结便是依据当晚的检讨写成的。”六十年后，重读这段文字，仍然感受到当年洛峰是如何热情而又严肃认真带领我们办《社务通讯》，他在这方面也是多么用心良苦，他不单是要教我们写作，而且是在教我们编刊物。

《社务通讯》不编印了，可是，香火不绝，洛峰对我们施加的练笔的影响却延续下来。作为读书出版社的工作人员，工作之余一定要舞文弄墨。“皖南事变”后，除了重庆一地，各地分社不是被查封，就是收歇了。在吴毅潮、唐登岷的主持下，一个手抄本内部刊物《哨岗》诞生了。

《哨岗》的内容主要是习作，有文有诗，一律用四百字的土纸稿纸抄写，订成一本。封面每期都要设计，范用经湘桂大撤退回到重庆，接手编《哨岗》，设计封面。

值得一提的是，有几期《哨岗》都有一篇学习总结的文章，有一期的“总结”，邓明竟写了九千字，题目是《七月生活学习竞赛得到些什么》，既肯定了学习成绩，又指出不足与缺点。有趣的是其中有一张“起床时间早迟表”，记录了李明杨、马以光（仲杨）、陈青聆（昌华）、汪锡棣（晓光）、欧阳章、陈一坤、周逸萍、汪静波、余潜、邓明（唐登岷）的早起次数和迟起次数，此外还有“睡眠时间早迟表”“上班早到迟到表”“各人读书页数表”“作文字数表”“常识测验平均分数表”。邓明指出：“成绩并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希望，不过好坏总是有收获的，曾在生活上或多或少地投下了一些好的影响。如果这次的收获能经常保持下去，我们将可发现一种新的气象在我们之间被渐渐地培植起来。”同时，他又慨叹：“竞赛一结束，那种经常的惰性又慢慢地恢复过来了，这不能不使我们慨然于小有产者的根性在我们之间是如何深沉地存在着，克服它和战胜它，还需要以千百倍的毅力，不要看轻它，这需要我们艰苦的和自己的斗争，不革自己的命，就遑论革他人的命。小有产者对自己总是最仁慈最宽大的，我们要求对自己勿宁多刻薄些，一切对别人的批评和不满，首先用来检查自己，庶几就不致走出一步退后两步了。”

从一本手抄的内部刊物，可以看到读书出版社不仅是一个战斗的集体，而且是一个力求上进的自我教育的集体。生活和工作在这样的单位，是幸福的。

洛峰在《哨岗》连续发表一组从日记摘抄的《雾夜杂抄及其他》，1972年我把收藏的《哨岗》中他的这组短文拆下来送给他，他重新装订，写了一个题记：

看到两册手抄本刊物，又看到我的从日记里抄出来的“雾夜杂抄”以及一些不成样子的东西，真是不知从何说起。

“杂抄”何时停抄，已无端倪可寻。当年我先后断断续续写下的几本日记，也早已毁了，同样，也无端倪可寻了。

往事如烟。可是看了不容易保存下来的《店务通讯》和《哨岗》，一些模糊的记忆仿佛一点一点又清晰起来，让人沉浸到那值得怀念的岁月中。

在1939年《店务通讯》创刊号里，抄录了毛泽东的一句话做补白：“学习的敌人是自己的满足，要认真学习一点东西，必须从不自满开始。对自己‘学而不厌’，对人家‘诲而不倦’，我们应取这种态度。”还摹刻了毛泽东的签名。那时并没有把他的话奉为“句句是真理”，只是觉得这句话对我们年轻人有帮助。过（多）少年后才知道，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却未必做得到，伟大人物有时也会忘了谦虚而自满，这应当是深刻的历史教训。

本文节选自《战斗在白区：读书出版社1934—1948》，范用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65—370页。

【导读】

范用（1923—2010），原名范鹤镛，当代著名的编辑家、出版家和书籍装帧艺术家。他曾策划出版了巴金的《随想录》、陈白尘的《牛棚日记》以及《傅雷家书》；他也是我国著名的杂志人，曾创办了《读书》《新华文摘》；他还著有《我爱穆源》《泥土脚印》等作品。

范用1923年出生于江苏镇江。儿时的范用就喜欢去对门一家小印刷铺玩耍，捡来印坏的纸片和地上的铅字拼好扎好，蘸上印泥，盖在一张张纸上送人。上了小学后，他喜欢剪报，把小方块儿剪下来贴好，装上自制的封面，装订成一本本小册子，供同学借阅，这便是范用最早编辑的“杂志”。小学毕业后，父亲因病去世，范用原本打算去印刷厂学做一名印刷工，为家庭分忧的同时寻找读书的机会，但他进入镇江中学不久，日本军队就打过来，学校解散，他也开始漂泊。

范用离乡后辗转来到汉口，投奔了在书局做事的舅公，不幸的是，舅公三个月后便生病辞世，留下他一个人为生活发愁。而舅公做事的书局楼上，恰好是读书生活出版社。从小痴迷于读书的范用，很快成为其中一名练习生，也是在这儿，他开启了自己与书打交道的生涯，从打包、送信、邮购等杂务开始干起，一直到批发、门市、会计、出版、编辑，出版社的每个环节范用几乎都一一经历过。他曾辗转汉口、重庆，南下桂林又北上京城，几度坎坷，几度崛起。

1939年读书生活出版社更名为读书出版社，同年，范用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皖南事变后，范用赴桂林用“新光书店”招牌重建读书生活出版社桂林分社。1948年10月，读书出版社和生活书店、新知书店在香港合并，成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范用也正式成为三联书店的一员。新中国成立后，范用来到北京，历任中宣部出版委员会科长、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出版局副主任、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1985年起兼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1989年离休。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三联书店联谊会发起编写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和三联书店历史。作为读书出版社从成立、成长到崛起整个过程的见证者、助力者，范用担起了编写读书出版社历史的重任。读书出版社从1936—1948年，一直处于国民党统治区，在“孤岛”上海时刻要提防敌伪的迫害，随时都有遭受破坏的可能，难以保存档案资料，加之出版社的领导人和创始者，那时多已不在人世，于是范用便向在读书出版社工作过的同志和读书出版社的朋友们征稿，《战斗在白区：读书出版社1934—1948》一书就是在这些文化界人士的热心参与和支持下编成的一本回忆文章汇编。他们用朴实的文字记录了读书出版社创社期间、抗战期间的工作、学习与生活，尤其是在敌人的压迫下始终不屈不挠坚持斗争的经历。

该书的编排分为三个部分：一、读书出版社工作人员和读书出版社朋友们的文章；二、回忆读书出版社创始人以及回忆黄洛峰等主要领导人的文章；三、一些资料性文字。本篇文章选自书中的第一部分，也是范用亲自提笔所写的回忆文章，主要记述了读书出版社两本内刊（《社务通讯》《哨岗》）的诞生过程及创社初期社内同人自我学习、自我提高的经历。

当年读书出版社的工作人员大多只受过小学教育，或者是上过几年中学。读书出版社在他们心中，既是熔炉，又是学校，他们在这里工作，更在这里学习。《社务通讯》和《哨岗》是黄洛峰组织社内人员进行写作练笔的园地。《社务通讯》是半月一期的油印刊物，1939—1941年共出版了三十六期，由黄洛峰看稿、编辑，刘少卿、范用等人刻印，即便是在敌机大轰炸的情况下也坚持出版。皖南事变后，除了重庆一地，各地分社都被查封或收歇，于是《社务通讯》停刊了。但是读书出版社“练笔”的习惯和影响却延续下来，于是在吴毅潮、唐登岷的主持下，手抄本内部刊物《哨岗》诞生了，《社务通讯》的香火算是延续了下来。《哨岗》的内容主要是习作，有文有诗，均用四百字的土纸抄写，订成一本，每期都有封面设计，范用在湘桂大撤退回到重庆时，接手编辑《哨岗》，并为它设计封面。

这篇文章饱含着范用对读书出版社的深厚情感，在他的文字里，可以深刻感受到他们是如何融合到读书出版社这个集体中的，又是怎样互帮互助、共同学习、互促提高的，一个团结着在战斗中走过来的同甘共苦、生气勃勃的集体跃然纸上。

（马晋雅）

[1] 《店务通讯》：同标题中的《社务通讯》，下同。

[2] 黄洛峰：原名黄垲，云南鹤庆人。1936年与李公朴、艾思奇等创办读书出版社，任总经理。1948年后，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管理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主任委员。

[3] 艾思奇：原名李生萱，云南腾冲人，中国著名的理性主义哲学家、教育家和革命家。1935—1936年，任上海《读书杂志》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