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在发展过程中，从内容到形式，存在着不断走向社会，不断深入大众的趋势，这是中国史学发展的又一个重要规律。例如，史学在广阔的社会层面上对大众文化的发展产生影响，其中以对通俗文学和蒙学读物影响更为突出，可以看作是这个规律的一种表现。

史学对通俗文学的影响，从敦煌变文到宋元话本可以看得十分了然。唐代寺院中盛行着一种说唱体作品，乃是俗讲的话本。所谓变文，是这种话本的一种名称，按习惯说法，仍称变文。变文取材于佛经故事、民间传说，也取材于历史故事。从王重民、王庆菽、向达、周一良、启功、曾毅公几位学者所合编的《敦煌变文集》所见，前三卷所收23种变文均为历史故事，按有说有唱、有说无唱、对话体编次。这种以历史故事为内容的变文，有的直接取材于正史而铺张以民间传说，又益以唱词，连缀成篇，有说有唱，很是生动。例如，《敦煌变文集》卷一所收《伍子胥变文》，其基本内容是根据《史记·伍子胥列传》加工、创作而成。《伍子胥变文》从楚平王为太子娶妇而自纳为妃说起，至吴王夫差赐伍子胥死而越将灭吴，以下阙文。这与《史记·伍子胥列传》所记，在主要事实上是吻合的。《敦煌变文集》的前三卷中，其他如《汉将王陵变》、《捉季布传文一卷》、《李陵变文》、《韩擒虎话本》等，也都同《伍子胥变文》一样，与有关正史的传记有密切的关联。历史题材成为俗讲创作的一个重要内容，这种俗讲既有史实为依据，又有文学的创作，是史学与文学结合的产物。在这一点上，它与宋元话本中的讲史不仅有相似之处，而且有源与流的关系。

宋元话本，是说话人的本子。事实上，不论是说话人，还是话本，在唐代都已经出现了。有件很有兴味的事情可作证明，安史之乱中，在官军收复长安后，唐玄宗从四川回到长安，虽是做着太上皇，但政治上的失落感却使他异常抑郁，史载：“太上皇移仗西内安置，……每日上皇与高公亲看扫除庭院，芟薙草木。或讲经、论议、转变、说话，虽不近文律，终冀悦圣情。”[11]说话和转变（说唱变文）并列，足见说话已很流行。至于话本，上面说到的《韩擒虎话本》，有人也认为就是唐代的话本。话本与变文之间的联系，还可以有一些其他的证明，这是一个很突出的例子。从史学对通俗文学的影响来看，话本与变文中都有关于历史题材的内容，这是它们相同的地方，但话本中历史题材的内容更丰富了，以致有“讲史”（或称“演史”）的专称，这是它们不同的地方，说明了史学影响通俗文学趋势的加强。北宋京城中，以讲史著称的有孙宽、孙十五、曾无党、高恕、李孝祥；也有以专讲一部话本出名的，如霍四究说《三分》（即《三国志》）、尹常卖说《五代史》[12]。苏轼《东坡志林》卷一记当时“说三国”的影响极为生动，他写道：“王彭尝云：‘途巷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听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可见关于三国的讲史，已真正深入大众之中了。

南宋时，讲史又有新发展，有人记载当时临安（今杭州）的讲史盛况说：

讲史书者，谓讲说《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有戴书生、周进士、张小娘子、宋小娘子、邱机山、徐宣教。又有王六大夫，元（原）系御前供话，为幕士请给，讲诸史俱通，于成淳年间，敷演《复华篇》及《中兴名将传》，听者纷纷，盖讲得字真不俗，记问渊源甚广尔。[13]

在这段文字中，有几点是很值得注意的。第一，是讲史范围扩大了，甚至带有一定的系统性，其取材多据《资治通鉴》、汉唐史书，同时出现了像王六大夫这样“讲诸史俱通”的高手。第二，《资治通鉴》成书于北宋，南宋时即为说话人所采用，说明它的社会影响是很大的。过去有一种说法，认为《资治通鉴》部帙太大，不能广泛流传，显然是不完全符合事实的。第三，讲史人和大众很关注本朝史事，所以《中兴名将传》能够赢得“听者纷纷”。第四，讲史人中的女性占了相当的数量，以致出现了像张小娘子、宋小娘子这样有名的讲史艺人。从事讲史的说话人，多称作书生、进士、宣教，还有称作官人、万卷的，或许这都是大众送给他们的雅号以致反倒埋没了真实的名字。总之，我们可以看到，当史学通过说话（讲史）人和社会大众结合起来的时候，显示出了生机勃勃的活力，从而产生了更加广泛的社会影响和社会作用。

讲史在元代也很流行。元末杭州城里有个叫胡仲彬的人，兄妹都是“演说野史”的[14]。同宋代一样，这时女性讲史也很活跃。时人杨维桢有《送朱女士桂英演史序》一文，记下了这位朱女士讲史的风采。他写道：

至正丙午春二月，予**舟娭春，过濯渡。一姝淡妆素服，貌娴雅，呼长年舣櫂敛衽而前，称朱氏，名桂英，家在钱唐，世为衣冠旧族，善记稗官小说，演史于三国五季。因延至舟中，为予说道君艮岳及秦太师事，座客倾耳。[15]

朱桂英女士擅长于讲三国、五代故事，也能讲北宋末年故事，她讲得“座客倾耳”，足见其说话艺术甚高。胡仲彬兄妹原在杭州城讲史，朱桂英女士又是钱唐人，这或许可以说明元代讲史在一定程度上是继承了南宋临安讲史之盛的遗风。

宋元时期的讲史话本又称平话（或称评话），它在长期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系列，这跟变文中的历史故事多以单篇存在有所不同。今存元代刻本《全相平话》，当是平话系列的汇刻本，可惜现在所见到的只有五种了。它们是《武王伐纣书（吕望兴周）》、《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秦并六国（秦始皇传）》、《前汉书续集（吕后斩韩信）》、《三国志》。《武王伐纣》平话开篇就说：“三皇五帝夏商周，秦汉三国吴魏刘。晋宋齐梁南北史，隋唐五代宋金收。”这首诗亦可证明平话已形成系列。平话跟历史题材的变文还有一点不同之处，即平话是有说无唱，而历史题材的变文有些是有说有唱的。平话中常有诗句穿插，它是由讲史者念出来而不是唱出来的。[16]

历史题材的变文和宋元话本中的平话，或取材于历代正史，或采撷于稗官野史，它们所说的历史故事、兴废争战，都跟史学有一定的渊源，但变文和平话并不完全符合历史的真实，因为它们包含了许多民间传说和变文说唱者与讲史艺人的虚构、想象及创作。因此，历史题材的变文和平话，都是与历史著作有关的文学作品；变文说唱者和讲史艺人的活动，也都是跟史学活动有关的艺术活动。从这里，我们十分清晰地看到，史学是在相当大的规模上促进着大众文化的发展。至于平话成为演义小说的前驱，许多历史故事被搬上了戏曲舞台，也都渗透着史学对大众文化发展的积极影响。

史学对蒙学读物的推动作用，是它促进大众文化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国封建社会自唐宋以下，涌现出一些蒙学读物。这类读物，一方面是“乡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诵”[17]的教材，另一方面也是市井百姓借以粗知历史文化知识的读本。唐人李翰所撰《蒙求》，通常被看作较早的蒙学读物。该书采辑历史人物的言行、故事，编写成四言韵文，现存本共2484字，621句，读来琅琅上口，流传甚广。此后，有许多以“蒙求”命名的蒙学读物问世，成为大众文化中的一种普遍现象。在蒙学读物的发展中，史学起了积极的作用。今存传统蒙学读物，数量不小。这里，我们仅举北宋王令所编《十七史蒙求》、南宋王应麟所编《三字经》、明代程登吉所编《幼学琼林》这三种影响较大的蒙学读物，来说明史学与它们的关系。

《十七史蒙求》主要取材于“十七史”。“十七史”，是宋朝人对反映宋朝以前历代史事的正史的统称，包括《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旧唐书》和《旧五代史》的成书都在《新唐书》和《新五代史》之前，但宋人只承认后者，不承认前者，故合计为“十七史”。其中《后汉书》包含范晔的《后汉书》纪传和司马彪的《续汉书》志。然而《十七史蒙求》在取材上，实已超出“十七史”的范围，还涉及《左传》、《国语》、谢承《后汉书》和《东观汉记》等。据宋人王献可在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为此书所作的序文称，编者王令深为王安石所器重，王安石曾有“力排异端谁助我，忆见夫子真奇材”的诗句，可见王令在宋神宗时是一个拥护新法的人。序文又称王令“富学该博，十七史书莫不通究”。以上这两条，对于说明王令编《十七史蒙求》的思想是有关系的。《十七史蒙求》的编写方法是：“其间圣君、贤相、忠臣、义士、文人、武夫、孝子、烈妇功业事实，以类纂集，参为对偶，联以音韵，……以资记诵、讨论。”[18]这同李翰《蒙求》在编写方法上大致相似。全书共16卷，比李翰《蒙求》丰富多了。所谓“参为对偶，联以音韵”，是每四字一句，揭示一则历史人物的故事，并使上下两句成对，便于阅读、记诵。总之，这是一本以历史人物故事纂集起来的蒙学读物，这既反映了纪传体史书以大量历史人物为中心的特点，又便于蒙童以记诵对偶联韵的句式而掌握历史知识。它的表现形式是，先出偶句，继注释文。《十七史蒙求》所作的启蒙教育，并不仅仅是历史知识，它包含了深刻的价值观教育。从全书来看，还多有关于历史观、伦理观、道德观方面的内容，它们都寓于具体的历史人物故事之中。

《三字经》相传为南宋著名学者王应麟编著，其流传之广、影响之大，又在《十七史蒙求》之上。它以三字韵文写成，明清学人不断有注释、增补，至1928年有近代著名学者章太炎《重订三字经》行于世。以清初王相《三字经训诂》计，《三字经》的原文只有1128字，但它包含的内容却很丰富。晚清贺兴思《三字经注解备要·序》说：“世之欲观古今者，玩其词，习其义，天人性命之微，地理山水之奇，历代帝王之统绪，诸子百家之缘由，以及古圣昔贤由困而亨、自贱而贵，缕晰详明，了如指掌。”这当然是指他的注本说的，但于此也可看出他对《三字经》内容的概括即“一部袖里‘通鉴纲目’”，是有道理的。《三字经》从人性、教育讲起，然后依次讲到自然、社会、人伦、经籍、历史，最后讲历史人物发愤读书、终成大器的故事。关于历史，作者用了20句240字，概括了自传说中的“三皇”、“二帝”至元朝统一的历史进程。王应麟是南宋末年人，入元后生活了17年，他只能把历史写到这里为止。王相《三字经训诂》把历史部分补至明亡，章太炎《重订三字经》又补至清亡。这个概括，主要是根据自《史记》以下历代正史。从《三字经训诂》中说的“廿二史，全在兹，载治乱，知兴衰”来看，王应麟原作当有“十七史，全在兹”的句子。章太炎的重订本把这个问题写得更清晰了：“凡正史，廿四部，益以清，成廿五。史虽繁，读有次。《史记》一，《汉书》二，《后汉》三，《国志》四，此四史，最精致。先四史，兼证经，参《通鉴》，约而精。历代事，全在兹，载治乱，知兴衰。读史者，考实录，通古今，若亲目。”可见，史学所提供的历史知识和历史观点，尤其是历代治乱兴衰的来龙去脉，成为《三字经》的极重要的内容。《三字经》的最后一部分内容，讲古人勤奋读书的故事，也多取材于史书。这些故事被集中在一起，不仅对蒙童（当然，并不限于对蒙童）有教育的作用，而且还蕴含着一种教育思想，是古代教育史上值得参考的部分。例如，“头悬梁，锥刺股”，是讲苦读之勤；“如囊萤，如映雪”，是讲贫不废学；“如负薪，图挂角”，是讲身劳而好学；“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是讲年长而好学；等等。这种从历史故事中提炼出来的好学精神，八九百年来在社会大众中有广泛的影响，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幼学琼林》是明代程登吉所编。“幼学”，就是指“蒙学”；“琼林”，在唐代是内库之名，贮藏贡物，在宋代是皇苑之名，赐宴及第进士的场所，这里是借指丰富、重要之意。《幼学琼林》是关于中国历史文化常识的通俗读本，用对偶句子写成，每句不拘字数，而联句大致做到押韵，读来朗朗上口，饶有兴味。《幼学琼林》在流传中不断为后人所增补，现今所传最好的本子，是清代邹圣脉的增补本。凡4卷33目。卷一主要讲天地、朝廷，卷二主要讲伦理关系，卷三主要讲人事、器用，卷四主要讲学识、技艺。《幼学琼林》的许多内容也来自史书，不过与《十七史蒙求》、《三字经》多取材于纪传体史书中的纪、传不同，它侧重取材纪传体史书中的志和其他一些重要礼书。这是因为，它以容纳最基本、最常用的成语、掌故为编写的宗旨，故此书曾有《幼学须知》、《成语考》、《故事寻源》等异名。这是《幼学琼林》作为蒙学读本的一大特点。此外，它也有一些内容是取材于纪传体史书的纪、传的，如卷一《文臣》说：“萧曹相汉高，曾为刀笔吏；汲黯相汉武，真是社稷臣。”“李善感直言不讳，竞称鸣凤朝阳；汉张纲弹劾无私，直斥豺狼当道。”又如同卷《武职》写道：“韩、柳、欧、苏，固文人之最著；起、翦、颇、牧，乃武将之多奇。范仲淹胸中具数万甲兵，楚项羽江东有八千子弟。孙膑、吴起，将略堪夸；穰苴、尉缭，兵机莫测。姜太公有《六韬》，黄石公有《三略》。韩信将兵，多多益善；毛遂讥众，碌碌无奇。……”这些都是讲历史人物的才干、品质及其在历史上的作为和影响。

史学对于蒙学读本发展的推动作用，由此可见一斑。我们在看到史学对蒙学读本发展的积极影响的时候，也应该注意到蒙学读本在普及历史知识方面所起到的积极作用。章太炎在《重订三字经》序文中指出：“余观今学校诸生，几并五经题名、历朝次第而不能举，而大学生有不知周公者，乃欲其通经义、知史法，其犹使眇者视、跛者履也欤！今欲重理旧学，使人人诵《诗》、《书》，窥纪传，吾之力有弗能已。若所以诏小子者，则今之教科书，固弗如《三字经》远甚也。”

上举二例，可见史学之走向社会，深入大众，实为史学发展的一个客观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