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家对历史的观察，因其旨趣和视野不同而会产生种种歧异。会通与断代，是比较突出的一种歧异。对于这种歧异的讨论和批评，一般都要从司马迁、班固说起。由于旨趣不同，视野各异，司马迁着意于“通古今之变”，班固更着重究一代始末。前者放眼于以往全部历史，后者则瞩目于跟本朝有密切关系的最近一段历史。他们各自的选择，都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同时也反映出了他们本人各自的个性。

通史撰述的萌芽起源于战国时期，如《世本》、《竹书纪年》。但真正确立了通史规模的是《史记》，是司马迁的首创。班彪称：“若迁之著作，采获古今，贯穿经传，至广博也。”[26]班固也赞叹司马迁《史记》，“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27]。《史记》的通史价值，班氏父子是有所认识的。而《汉书》问世后的四五百年间，其历史命运却比《史记》好得多，不仅“当世甚重其书，学者莫不讽诵”[28]，而且自南朝梁、陈至隋及唐初，《汉书》已成为专门之学，而“《史记》传者甚微”[29]。

会通与断代的歧异及分途，由来已久。刘知幾《史通·六家》分史书为六家：《尚书》、《春秋》、《左传》、《国语》、《史记》、《汉书》。刘知幾认为：“《史记》家者，其先出于司马迁。”这是指的纪传体通史，《史记》以下如南朝梁时有《通史》、北魏有《科录》、唐初有《南史》、《北史》。“《汉书》家者，其先出于班固”，这是指断于一代、尽其首尾的纪传体史书，《汉书》以下如《东观汉记》、《三国志》等。

《史通·六家》突出地批评了“《史记》家”的缺点，说是“《史记》疆宇辽阔，年月遐长，而分以纪传，散以书表”，“此其为体之失者也。”这是批评《史记》记事“零乱”。又说是“兼其所载，多聚旧记，时采杂言，故使览之者事罕异闻，而语饶重出。此撰录之烦者也。”这是批评《史记》多采用前人撰述。又说是“《通史》以降，芜累尤深，遂使学者宁习本书，而怠窥新录”。这是批评《通史》、《科录》不具特色而缺魅力。刘知幾的结论是，通史一类的著作，“可谓劳而无功，述者所宜深戒也”。“《史记》家”几乎毫无可取之处了。不过《史通·二体》在分析纪传、编年二体各自的长短时，因纪传体首创于司马迁，固不能不论及《史记》的“长”与“短”。然而，对于《史记》作为通史的长处和价值，刘知幾的评价，似还不如班彪、班固父子来得慷慨。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刘知幾对《汉书》是极力推崇的。他认为，“历观自古，史之所载也”：如《尚书》记周事，却仅仅写到秦穆公助平王东迁；《春秋》述鲁史旧文，止于哀公；《竹书纪年》还没写到魏亡，《史记》只论及汉初。在刘知幾看来，这些皆非断限整齐之作。而“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自尔迄今，无改斯道”[30]。由此可以看出，不论是刘知幾对《史记》的批评，还是他对《汉书》的推崇，都着眼于“史法”，即着眼于它们的形式和内容，而很少涉及它们作者的撰述之旨。

刘知幾对“包举一代”之史的推崇，除史学的原因外，还有社会原因，即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统治者对皇朝史撰述的重视。从这一点来看，刘知幾对断代为史的肯定，是有其史学的和社会的合理性的。刘知幾在这个问题上的不足之处，是过分夸大了这种合理性，从而排斥了通史发展的可能性，以致把自己的视野局限在“班、荀二体（按指《汉书》、《汉纪》），角力争先，欲废其一，固亦难矣。后来作者，不出二途”[31]。这个见解，限制了刘知幾对未来史学发展的积极的设想。

在刘知幾以后，大致从中唐时期起，通史撰述呈复兴的趋势，出现了编年体、纪传体、典制体等多种体裁的通史著作。著名的典制体通史《通典》，就是这个时期问世的。北宋，又有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巨制的产生，影响之大，不在《史》、《汉》之下。于是，史学家对通史之作也就有可能提出新的理论上的认识。南宋史家郑樵撰纪传体通史《通志》，其《总序》是一篇阐释“会通之义”的宏文。序文从“百川异趋，必会于海”、“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说到“会通之义大矣哉”。郑樵认为，孔子和司马迁是最深谙“会通之义”的史家。孔子“总《诗》、《书》、《礼》、《乐》会于一手，然后能同天下之文；贯二帝、三王而通为一家，然后能极古今之变”。司马迁“上稽仲尼之意，会《诗》、《书》、《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之言，通黄帝、尧、舜至于秦、汉之世，勒成一书”，“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郑樵说的“同天下之文”，是从空间上同时也是从文献上着眼；他说的“极古今之变”，是从时间上亦即从历史进程上着眼。他论司马迁，也强调了这两个方面。通观《总序》全文，郑樵所谓“会通之义”、“会通之旨”、“会通之道”，一是重古今“相因之义”，揭示历史的联系，二是重历代损益、“古今之变”，揭示历史的变化。因此，郑樵批评班固“断汉为书，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间隔”。又说“自班固断代为史，无复相因之义。虽有仲尼之圣，亦莫知其损益。会通之道，自此失矣”，“司马氏之门户，自此衰矣”。

郑樵所谓“会通之义”的含义，从对司马迁的称道和对班固的批评中，可以归结为重古今之相因、极古今之变化这两句话。他进而指出，史家倘若背离“会通之义”，那么，在历史撰述上就会出现“烦文”、“断绠”、“伤风败义”（即曲笔）等弊病。

郑樵对“会通之义”的阐释是有理论价值的。他对班固“断代为史”的批评，不免失之过当。诚然，“会通”是重要的，它反映出史家宽阔、辽远的视野，反映出史家对于历史的“相因之义”、“古今之变”的探求和认识，以便更有效地“彰往而察来”，发挥史学的社会作用。但是，不能因此而全然否定断代为史的价值、作用及其自身的合理性。刘知幾对通史的批评，郑樵对断代的否定，是在对待会通与断代问题上的两种片面性的突出反映。

会通与断代，是史学家观察历史的两种视野。通古今之变化固然是重要的，详一代之兴废也是很重要的。其中得失优劣，应作具体的分析。从中国史学的全貌来看，“包举一代”的史书不乏杰出之作，而“会通之义”确是史学的优良传统。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的《申郑》、《释通》两篇中，论述了中国史学上的“通史家风”，是对“会通之义”的进一步总结，在史学批评史上是值得重视的。首先，他指出《通志》“存正史之规”，《资治通鉴》“正编年之的”，《通典》“以典故为纪纲”，《大和通选》“以词章存文献”，“史部之通，于斯为极盛”。这是明确表明了唐宋史学在通史撰述方面的特殊贡献。这是前人不曾论到的。其次，他针对刘知幾批评通史的“事罕异闻，而语饶重出”、“学者宁习本书，而怠窥新录”诸论点，指出：“史书因袭相沿，无妨并见；专门之业，别具心裁，不嫌貌似也。”这是指出史书在内容或文献上的“因袭相沿”跟作者在撰述之旨上的“别具心裁”是有区别的，史学批评应重视后者。最后，章学诚总结了“通史之修”有“六便”、“二长”、“三弊”。六便是：“一曰免重复，二曰均类例，三曰便铨配，四曰平是非，五曰去牴牾，六曰详邻事。”二长是：“一曰具剪裁，二曰立家法。”三弊是：“一曰无短长，二曰仍原题，三曰忘标目。”对于这些，他都有详说。其论“二长”，一是“具剪裁”。章学诚认为，通史有“通合诸史”之意，它不只是“括其凡例”，还应当“补其缺略，截其浮辞，平突填砌”，以成“一家绳尺”。这是后人“自当有补前人”之处。二是“立家法”。章学诚提出一个问题：“陈编具在，何贵重事编摩？”史家编撰通史的真正价值何在，他认为，通史之所贵者，是“专门之业，自具体要”，“卓识名理，独见别裁”。他称赞李延寿《南史》、《北史》“文省前人，事详往牒，故称良史”；称赞郑樵《通志》“虽事实无殊旧录，而辨名正物，诸子之意，寓于史裁，终为不朽之业矣”。这同刘知幾对通史的批评只着眼于“多聚旧记”、“事罕异闻”相比，亦可见“史意”、“史法”内涵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