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对于历史评论的重视和评论，自汉代以后，反映得越来越突出。司马迁是重视历史评论的，他的《史记》的史论有很高的思想价值和史学价值。不过，由于历史见解的迥异，他的历史评论也遭到后人的激烈的批评。班彪批评司马迁“论议浅而不笃”，他说：“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67]班固《汉书·司马迁传》，所说大致与此相同。这表明，班氏父子在评论《史记》时，是很重视司马迁的史论的。这也显示出了马、班的异趣。
《后汉书》著者范晔对于史论的格外重视，反映出史家历史评论之自觉意识的进一步增强。这从他《狱中与诸甥侄书》中的一段话，可以看得十分清楚。他写道：
本未关史书，政恒觉其不可解耳。既造《后汉》，转得统绪，详观古今著述及评论，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无例，不可甲乙辨。后赞于理近无所得，唯志可推耳。博赡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欲遍作诸志，前汉所有者悉令备。虽事不必多，且使见文得尽。又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意复未果。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合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68]
从史学批评的理论来看，这段话是很重要的。一是范晔首次提出了“评论”这个范畴。联系上下文来看，他说的“评论”指的就是历史评论。二是范晔认真研究和比较了前人的史论，认为班固虽然“最有高名”，实则“于理近无所得”，而对于贾谊《过秦论》则甚为仰慕。三是他对于自己所撰的史论有充分的自信，尤其是杂传论和类传论，甚至不比《过秦论》减色，更无愧于《汉书》的后赞。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史论提出了“精意深旨”、“笔势纵放”两条标准，前者指史家的思想，后者指史家的文采。二者结合，才能称得上是杰出的史论。四是他认为史家“因事就卷内发论”是非常严肃的事情，可以起到“正一代得失”即对历史作出恰当评价的作用。这一认识，反映出史家崇高的历史责任感。
范晔对自己的史论的评价，尽管多少带着一定的感情色彩，难免有言过其实之处，如“天下之奇作”、“奇变不穷”等说，似未必允当。宋人洪迈批评说：“晔之高自夸诩如此。至以谓过班固，固岂可过哉？晔所著序论，了无可取，列传如邓禹、窦融、马援、班超、郭泰诸篇者，盖亦有数也。人苦不自知，可发千载一笑。”[69]看来，这就是“高自夸诩”引来的批评。但从主要方面来看，范晔的史论确有不少饱含精意深旨而又笔势纵放的名篇。《后汉书》卷二二“中兴二十八将”论、卷七八《宦者列传》后论、卷八三《逸民列传》序，是历来为后人所称道的。“中兴二十八将”论共480多字，主要讲了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说：“中兴二十八将，前世以为上应二十八宿，未之详也。然咸能感会风云，奋其智勇，称为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这是明确表明他不同意“二十八将”上应“二十八宿”的说法，而是把他们放到特定的时势中即“感会风云”来评价他们，显示出他的朴素唯物史观倾向。第二层意思是对“议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职，至使英姿茂绩，委而勿用”的说法进行辨析。认为，秦、汉以前，尚可“授受惟庸，勋贤皆序”，西汉时期就不是这样了。一方面是“萧、樊且犹缧绁，信、越终见菹戮”，一方面又是“缙绅道塞，贤能蔽壅”。汉光武帝正是“鉴前事之违，存矫枉之志”，对功臣既不裂土分封，又不广泛委以重任，故“建武之世，侯者百余，若夫数公者，则与参国议，分均休咎，其余并优以宽科，完其封禄，莫不终以功名延庆于后”。这是充分肯定了汉光武帝在调整统治集团内部关系上做法的成功。范晔在这个问题上的理论认识是：“崇恩偏授，易启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广招贤之路，意者不其然乎！”所谓“精意深旨”，于此可见其大概。
《宦者列传》后论，首先概括了历史上“丧大业绝宗禋”的四种原因：“三代以嬖色取祸，嬴氏以奢虐致灾，西京自外戚失祚，东都缘阉尹倾国。成败之来，先史商之久矣。”接着从宦官共同的生理与社会特点，说明他们极易获得皇家的信任；而他们品质、个性上的特征，总会出现“真邪并行，情貌相越”、“回惑昏幼，迷瞀视听”的现象，兼之“诈利既滋，朋徒日广”，对朝廷有极大的腐蚀、破坏作用，以至于“社稷故其为墟”。这是把宦官置于总的政治得失之中加以考察的，故在分析上超脱了就事论事的个别性说明，是上升到理论认识方面。这或许就是范晔所说的“笔势纵放”。《逸民列传》序开始分析了“逸民”之产生的不同原因：
或隐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或静己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然观其甘心畎亩之中，憔悴江海之上，岂必亲鱼鸟乐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
这是对“逸民”现象作了具体的分析，而有别于对其作自然主义的解释。其后，范晔以王莽、东汉为例，指出不同政治环境对“逸民”现象的影响。王莽时期，人们“裂冠毁冕，相携持而去之者，盖不可胜数”。光武时期，“旌帛蒲车之所征贲，相望于岩中矣。……群方咸遂，志士怀仁，斯固所谓‘举逸民天下归心’者乎”！而自肃宗（汉章帝）以后，“帝德稍衰，邪孽当朝，处子耿介，羞与卿相等列”，情况又不同了。这一篇序，从一般的逸民现象论到东汉的逸民现象，并揭示出“帝德”的盛衰跟逸民现象的直接关系，于“笔势纵放”中亦可窥其“精意深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