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采撰的原则

这里所说的“采撰”，是指史家或史书对于历史文献的处理得当与否，对于历史事实和非历史事实的认识与抉择是否符合于信史的要求。

刘勰认为，史家“述远”难免“诬矫”，“记近”易生“回邪”，是特别值得注意的史学现象。他在《文心雕龙·史传》中阐述了这个见解：

若夫追述远代，代远多伪，公羊高云“传闻异辞”，荀况称“录远略近”。盖文疑则阙，贵信史也。然俗皆爱奇，莫顾实理，传闻而欲伟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迹。于是弃同即异，穿凿旁说，旧史所无，我书则传。此讹滥之本源，而述远之巨蠹也。

这一段话表明：前人提出的小心地对待“传闻”而慎于“录远”，都是遵循“文疑则阙”的原则而看重信史。反之，出于好奇而产生轻率的做法，即“传闻而欲伟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迹”，必然导致历史记载的“讹滥”而脱离“信史”的要求。刘勰还指出，至于“记近”，则常为“世情利害”所影响，以致“勋荣之家，虽庸夫而尽饰；迍败之士，虽令德而常嗤”。这又使同时代的人受到冤枉，实在令人叹息。“录远”而生出“爱奇”之心，“记近”而囿于“世情利害”，这都不是以事实为根据，是史家之大忌。因此，刘勰尖锐地，同时也不无忧虑地指出，即使像司马迁、班固那样博通古今的严肃史家，还不断受到后人的批评：“若任情失正，文其殆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史学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发展中也产生了新的弊端。刘勰所尖锐批评的“录远”以至“诬矫”、“记近”而生“回邪”的史学现象，正是这种弊端的反映。

刘知幾在《史通·采撰》中，把这个批评更加理论化了，同时也更加具体化了。刘知幾引证孔子说的“吾犹及史之阙文”[59]的话，说明“史文有阙，其来尚矣”，只有“博雅君子”，才能“补其遗逸”，指出“采撰”是史家应当慎重对待的问题。同时他又指出，自古以来，“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传诸不朽”，是优秀史家的必经之途。如左丘明的“博”而“洽闻”，司马迁、班固的“雅”能“取信”，正是他们采撰的成功之处。这里，包含着刘知幾对于采撰原则的辩证认识。

自三国两晋南北朝以下，文献渐多，史籍繁富，好处是“寸有所长，实广闻见”；流弊是“苟出异端，虚益新事”。刘知幾举出嵇康《高士传》“好聚七国寓言”、皇甫谧《帝王纪》“多采《六经》图谶”，又列举实例批评范晔《后汉书》“朱紫不分”、沈约《宋书》“好诬先代”、魏收《魏书》“党附北朝，尤苦南国”、唐修《晋书》以“恢谐小辩”或“神鬼怪物”入史。这些，都是就具体的史书分别提出批评的，其是非得失，姑且不论。若从比较普遍的情况来看，刘知幾认为造成采撰失误大致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郡国之记，谱谍之书，务欲矜其州里，夸其氏族”。这是狭隘的地方观念和门阀观念的反映，史家未能“明其真伪”而“定为实录”。二是轻信“讹言”和“传闻”，或事同说异，“是非无定”。三是时间因素的影响：“古今路阻，视听壤隔，而谈者或以前为后，或以有为无，泾、渭一乱，莫之能辨。而后来穿凿，喜出异同，不凭国史，别讯流俗。”这是从地域的因素、门第的因素、传闻异说的因素和时间的因素，说明史家应当慎于采撰。刘知幾的结论是：“作者恶道听途说之违理，街谈巷议之损实。”“异辞疑事，学者宜善思之。”这比刘勰提出的“述远则诬矫”、“记近则回邪”的批评思想更丰富了，在批评的原则上也更明确了。而《史通·曲笔》所论，可以说是对“记近则回邪”之批评原则的直接发展。

刘勰的批评论归结为一种忧虑：“若任情失正，文其殆哉！”《史通·采撰》的批评论归结为一种忠告：摒弃“违理”、“损实”之说而“善思”于“异辞疑事”。这是从不同的方面提出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史家采撰，必须重事实而贵信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