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事物都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的。“书法无隐”之所以受到称赞，董狐之所以被誉为“良史”，恰恰证明史学上有与此相反的事物的存在。刘知幾撰《史通》，有“直书”、“曲笔”两篇，概述了唐初以前史学发展中这两种作史态度的存在和对立。

刘知幾讲“直书”，还用了“正直”、“良直”、“直词”、“直道”这些概念。“正直”是从史家人品方面着眼，“良直”是从后人的评价着眼，“直词”主要是就史文说的，这些都是“直书”的表现。“正直”的表现是“仗气直书，不避强御”、“肆情奋笔，无所阿容”。而“齐史之书崔弑，马迁之述汉非，韦昭仗正于吴朝，崔浩犯讳于魏国”，都称得上“成其良直，擅名今古”。至于“叙述当时”、“务在审实”，是谓“直词”。同样是“直书”，在表现程度上、客观效果上，以及在史学上的影响方面，并不完全相同。

刘知幾论“曲笔”，还用了“舞词”、“臆说”、“不直”、“谀言”、“谤议”、“妄说”、“诬书”、“曲词”这些概念。“不直”无疑是“直”的反意；“舞词”、“臆说”、“妄说”是指史家极不负责的行为；“谀言”是阿谀奉承之言，“谤议”、“诬书”是诽谤、污蔑之词，“曲词”是歪曲、曲解之说，都是有明确目的的“曲笔”行为。“曲笔”的目的也有种种表现：或假人之美，借为私惠；或诬人之恶，持报己仇；或阿时，或媚主；或掩饰自家丑行，夸张故旧美德。概而言之，不外是为了谋财、谋位、谋名。可见，“曲笔”作史者，在表现形式上和所要达到的目的上，也有种种不同的情况。

关于“直书”与“曲笔”对立的根源，刘知幾从理论上提出了两点认识。首先，他从人的“禀性”出发，认为这是“君子之德”与“小人之道”的对立。他写道：

夫人禀五常，士兼百行，邪正有别，曲直不同。若邪曲者，人之所贱，而小人之道也；正直者，人之所贵，而君子之德也。[46]

这里说的“君子”与“小人”，“贵”与“贱”，不是指等级的界限而是指德行的高下，这是可取的。但刘知幾把“邪正”、“曲直”看作人的一种先天的禀赋，是不妥当的。其次，他从史学的社会作用和历史影响出发，分析了在历史活动中表现不同的人对史学所取的不同态度，是“直书”与“曲笔”对立现象产生的重要社会根源。他指出：

盖史之为用也，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苟违斯法，岂曰能官。但古来唯闻以直笔见诛，不闻以曲词获罪。……故令史臣得爱憎由己，高下在心，进不惮于公宪，退无愧于私室，欲求实录，不亦难乎？[47]

史学所特有的“记功司过”，“彰善瘅恶”的作用，以及它所具有的“得失一朝，荣辱千载”的历史影响，不能不使人们产生一种“言之若是，吁可畏乎”的心理。刘知幾的这一概括，是从史学的历史和现实出发的，因而揭示了“直书”与“曲笔”之对立的深刻的社会根源。在《史通》的《直书》篇和《曲笔》篇所列举的事实中，约略反映出这种对立、斗争的历史和激烈的程度。刘知幾任史官于此多所感受，他根据当时实情，上书监修国史萧至忠等，极言史馆修史之弊有“五不可”。其中三、四两条讲到，史官“言未绝口而朝野具知，笔未栖毫而搢绅咸诵……人之情也，能无畏乎”；“史官注记，多取禀监修，杨令公则云‘必须直词’，宗尚书则云‘宜多隐恶’。十羊九牧，其令难行；一国三公，适从何在”[48]。不论是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刘知幾都深刻地认识到，“权门”、“贵族”对史学的干扰，是造成“实录难求”、曲笔猖獗的重要原因。在刘知幾以后，有韩愈论“夫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岂可不畏惧而轻为之哉”[49]，有柳宗元论“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虽死不可回也”[50]，这是从两个不同的方面，以两种不完全相同的态度反映出直书与曲笔的尖锐对立。唐代《顺宗实录》、《宪宗实录》的屡屡改修，证明韩愈所说不诬，也证明柳宗元主张“直道”的可贵。

毋庸讳言，在中国古代史学上，“曲笔”作史确实投下了重重阴影，有损于历史撰述的真实性和可靠性。然而，“曲笔”终究掩盖不住“直书”的光辉，正直的史家一向以此为自己的天职和本分。故史家直书，连绵不绝，形成了中国古代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所谓“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51]，这恰是中国古代史家的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