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知幾和章学诚在古代史学批评史上所占据的重要地位，是没有人可以与之相比的。在章学诚还在世的时候，就有人把他比作刘知幾。对此，章学诚认真地作了这样的表白：

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而人乃拟吾于刘知幾。不知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截然两途，不相入也。[23]

寥寥数语，道出了他同刘知幾在史学批评上的异趣。在这里，章学诚十分明确地提出了“史法”和“史意”两个史学范畴的区别。而这两个史学范畴，并非只用于说明他跟刘知幾的异趣，而是反映了唐宋迄清，史学批评之发展上的主要特点。章学诚对此曾作这样的概括：“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幾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义》所为作也。”[24]章学诚对这一发展是看得很重的。

“史法”和“史意”这两个范畴的含义，在中国史学上都有一个不断丰富的过程。

“史法”，按其初意，当指史家的“书法”而言。孔子是较早提出“书法”这个概念的人。他针对春秋时晋国史官董狐所书“赵盾弑其君”一事说：“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25]这里讲的“书法”，是指古代史官的记事原则。从当时的制度、礼仪、是非观念来看，董狐所书“弑其君”，显然也包含了对所记事件的评论和有关人物的褒贬。这是当时史官记事的一种成例，在春秋时期各国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孔子作《春秋》，“发凡言例”，“属辞比事”，一方面反映了他对历史的见解，另一方面也是对这种书法传统的总结。

刘知幾著《史通》，极大地丰富了史家关于史书体裁、体例的思想，也扩大了“史法”的内涵。他认为：“史无例，则是非莫准。”[26]刘知幾说的“史例”，是指史书在外部形式上的规范和内部结构上的秩序，这种规范和秩序也反映着史家对史事之是非、人物之褒贬的看法。他对史家记事的原则和要求，也有专篇论述，并揭示了史家“书事”中“直书”与“曲笔”的对立。刘知幾还论到史家撰述中所取史事的真伪、详略，以及语言、文字表达上的要求。他认为，这是关系到“史道”、“史笔”的重要问题。《史通》一书涉及史学的很多方面，但它主要是从史书的形式、书事的原则、内容的求真、史事的处理和文字表述的要求等几个方面，展开对以往史学的批评的。他讲的“史例”、“书事”、“史道”、“史笔”，丰富、发展了前人关于史家“书法”的思想。他说的“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其实就是说的“史法”。刘知幾之论史例、书事、史道、史笔，已经完全摆脱了刘勰把史书作为一种文体来看待，而是从史学的独立品格来讨论这些问题的。这是刘知幾在史学批评上的重要贡献。在他之后，讨论“史法”的人逐渐多了起来，如韩愈、郑樵、叶适等。

“史意”这个范畴的含义，可以追溯到孟子论春秋时期各国国史时所说的“事”、“文”、“义”中的“义”。秦汉以下，不少史家都重视对于“义”的讨论和贯彻。

司马迁引用父亲司马谈的话说：“‘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27]“义”与“意”本相近，但从《春秋》的“义”到司马氏父子的“意”，已有很大的发展。司马迁的为史之意，他在《报任少卿书》中作了这样的概括：“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同《春秋》的“辩是非”、明“道义”、“惩恶而劝善”之义，实不可同日而语。

荀悦《汉纪》序申言，“立典有五志”，第一条就是“达道义。”范晔评论司马迁父子、班固父子的言论和著述，说是“大义粲然著矣”，并自称所撰《后汉书》中“诸细意甚多”[28]，反映了他对“史义”与“史意”的重视。

刘知幾以论史例、史道、史笔见称，但他也强调为史之“义”与为史之“志”。他因“见用于时，而美志不遂”，“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他撰《史通》之志是：“盖伤当时载笔之士，其义不纯。思欲辨其指归，殚其体统。夫其书虽以史为主，而余波所及，上穷王道，下掞人伦，总括万殊，包吞千有。”[29]刘知幾对于史义、史志的追求，进而发展到对“史识”的提出，除了论述才、学、识的相互关系，还指出：“物有恒准，而鉴无定识。”[30]他推崇孔子、司马迁、班固、陈寿这些“深识之士”，都能“成其一家”[31]。这里，他已经触及历史认识中的主、客体的关系了。刘知幾把“史义”发展到“史识”，这是他在理论上的贡献，可惜的是，他没有像探讨史例、史笔那样，充分对史识展开阐述，以致章学诚才可以自信地说：“刘言史法，吾言史意。”

南宋思想家、史学批评家叶适在他的读书札记《习学记言序目》中，有许多关于“史法”的议论，并对《春秋》、《左传》、《史记》以下，至两《唐书》、《五代史》，均有所评论。叶适反复论说，董狐书赵盾弑君事，齐太史书崔杼弑君事，是孔子作《春秋》前的“当时史法”，或称“旧史法”，但孔子也有所发展。他认为：

古者载事之史，皆名“春秋”；载事必有书法，有书法必有是非。以功罪为赏罚者，人主也；以善恶为是非者，史官也。二者未尝不并行，其来久矣。史有书法而未至乎道，书法有是非而不尽乎义，故孔子修而正之，所以示法戒，垂统纪，存旧章，录世变也。[32]

他根据这个认识，提出跟孟子不同的见解，认为“《春秋》者，实孔子之事，非天子之事也”。叶适的这个见解趋于平实，不像儒家后学或经学家们赋予《春秋》那么崇高而又沉重的神圣性。

叶适“史法”论的另一个要点，是批评司马迁著《史记》而破坏了“古之史法”，并殃及后代史家。通观他对司马迁的批评，大致有这样几个方面：第一，司马迁述五帝、三代事“勇不自制”，“史法遂大变”。第二，司马迁“不知古人之治，未尝崇长不义之人”，故其记项羽“以畏异之意加嗟惜之辞，史法散矣”[33]。第三，司马迁“述高祖神怪相术，太烦而妄，岂以起闾巷为天子必当有异耶”，这是“史笔之未精”；《隋书》述杨坚“始生时‘头上角出，遍体鳞起’”，足见“史法之坏始于司马迁，甚矣”[34]。第四，以往《诗》、《书》之作都有叙，为的是“系事纪变，明取去也”，至司马迁著《史记》，“变古法，惟序己意”，而班固效之，“浅近重复”，“其后史官则又甚矣”，可见“非复古史法不可也”[35]。第五，“上世史因事以著其人”，而司马迁“变史”，“各因其人以著其事”[36]。

叶适的“史法”论及其所展开的史学批评，可以说是是非得失两存之。他论《春秋》存古之史法，大抵是对的。他批评司马迁破坏古之史法，主张“非复古史法不可”，显然是不足取的。但叶适指出史书述天予往往有异相，实未可取，还是对的。叶适的“史法”论，涉及史学的几个主要问题。一是史家的史笔或曰书法，二是史书的内容之真伪，三是史书的体裁，四是史家褒贬的尺度，五是史家是否应有独立的见解。叶适在史学批评之理论上的贡献，是他对“史法”这个范畴给予突出的重视，并作了比较充分的阐述。在这个问题上，叶适从刘知幾到章学诚之间架设了理论上的桥梁。

叶适评史，也讲史义或史意。他说，“史家立义，必守向上关捩，庶几有补于世论”[37]。这是主张史家当立意高远，有补于世。他还认为，“品第人材以示劝戒，古人之本意，史氏之常职也”，而班固《汉书·古今人表》“失本意矣”[38]。他批评司马迁“别立新意”而成《史记》，是“书完而义鲜”[39]。显然，叶适论史意，也是得失两存，但失多得少，与章学诚相去甚远。

章学诚重视史意的思想，贯穿于《文史通义》全书之中，然也有比较集中的论述。他在《言公上》中说：

夫子因鲁史而作《春秋》，孟子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自谓窃取其义焉耳。”载笔之士，有志《春秋》之业，固将惟义之求，其事与文，所以藉为存义之资也。……作史贵知其意，非同于掌故，仅求事、文之末也。

他在《申郑》中进而指出：“夫事，即后世考据家之所尚也；文，即后世词章家之所重也。然夫子所取不在彼而在此，则史家著述之道，岂可不求义意所归乎！”由此可以看出，章学诚所说的“史意”，本上承于孔子所重视的“义”。在上引两段文字中，章学诚强调了“事”与“文”都是被用来表现“义”的，即事实（史事）与文采乃是反映一定思想的途径和形式。因此，“史家著述之道”，当以“义意所归”即以一定的思想境界为追求的目标。

诚然，章学诚所说的“史意”虽本于孔子《春秋》之义，但其内涵却远远超出了后者。他在《答客问上》中说道：

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已也。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固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秒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及其书之成也，自然可以参天地而质鬼神，契前修而俟后圣，此家学之所以可贵也。

他说的“家学”，是他所阐述的《春秋》以来的史学家法的传统。他对于“义”的发挥，实际上已包含着对于司马迁、杜佑、司马光、郑樵、袁枢等史家之撰述思想的总结[40]。据此，可以把章学诚所强调的史学之“义意所归”的思想，概括为以下几个要点：一是明大道，二是主通变，三是贵独创，四是重家学。其中贯穿着尊重传统而又不拘泥于传统的创新精神，而“别识心裁”、“独断一心”正是这个思想的核心。这就是章学诚所说的“史意”。

“史法”和“史意”，是古代史学理论中两个相互联系的不同的侧面，也是两个相互渗透的不同的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