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论“史德”，是对刘知幾关于才、学、识“史才三长”论的新发展。《文史通义》中的《文德》、《质性》、《史德》、《妇学》、《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等篇，都论到过才、学、识问题，足见他对“史才三长”论的重视。他重复刘知幾的论点说：“夫史有三长，才、学、识也。”[17]他不像刘知幾用比喻的方法来说明才、学、识之间的关系，而是采用思辨的方法来阐述它们相互间的关系，指出：“夫才须学也，学贵识也。才而不学，是为小慧；小慧无识，是为不才；不才小慧之人，无所不至。”[18]学是基础，识是水平，真正的才是学与识的表现形式。他举例说，司马迁《史记》“所创纪传之法，本自圆神，后世袭用纪传成法不知变通，而史才、史识、史学，转为史例拘牵，愈袭愈舛，以致圆不可神，方不可智”[19]。史例的运用，其实也是史才的一种反映；史家为史例所拘牵，从根本上说还是史识的不足。章学诚的这些见解，并不是简单地重复刘知幾的论点，而是把它们之间的关系阐述得更全面、更透彻了。

章学诚对“史才三长”论的发展，更突出地表现在他明确地提出了“史德”这一理论范畴，以及与此相关的“心术”论。他写道：“非识无以断其义，非才无以善其文，非学无以练其事，三者固各有所近也，其中固有似之而非者也。记诵以为学也，辞采以为才也，击断以为识也，非良史之才、学、识也。虽刘氏之所谓才、学、识，犹未足以尽其理也。夫刘氏以谓有学无识，如愚估（贾）操金，不解贸化，推此说以证刘氏之指，不过欲于记诵之间，知所抉择以成文理耳。”[20]章学诚认为：“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由“史德”而论及“心术”，这是章学诚在史学理论上的重要贡献。

史家慎于心术，才谈得上史德。这是章学诚“史德”论的核心。他说：

所患夫心术者，谓其有君子之心而所养未底于粹也；夫有君子之心而所养未粹，大贤以下，所不能免也，此而犹患于心术，自非夫子之《春秋》，不足以当也。以此责人，不亦难乎？是亦不然也。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书者之心术矣。

这一段话，在史学理论上比较深入地讲到了历史撰述中主体与客体的关系。章学诚首先肯定地认为，心术之所以特别值得重视，是因为即便有“君子之心”而其自身修养却很难达到纯粹的境界，这是“大贤以下，所不能免”的，既然如此，用重视心术来要求史家不是太困难了吗？章学诚很客观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这就是大凡作为“良史”，“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他讲的“天”，就是客观历史；他讲的“人”，就是史家。所谓“尽其天而不益以人”，就是说要充分尊重客观历史，而不要以史家的主观好恶去影响对客观历史的反映。章学诚的高明之处，是他并不认为在历史撰述中可以完全排除史家主体意识的作用，即所谓“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虽未能至”，但只要史家有这种自觉的认识并努力去做，那就也称得上具有良好的“著书者之心术”了。

章学诚认为，史家在“心术”方面的修养有两个标准，即“气平”、“情正”。他分析到，“史之文不能不藉人力以成之”，而“文非气不立，而气贵于平”，“文非情不深，而情贵于正”。因此，史家应当尽量避免“因事生感”以至于“气失则宕，气失则激，气失则骄”或“情失则流，情失则溺，情失则偏”，不至于“发为文辞，至于害义而违道，其人犹不自知”。他的结论是：“心术不可不慎也。”[21]

刘知幾曾说：“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22]他在《史通》的《直书》、《曲笔》等篇中的一些阐述，实则都包含有“史德”的思想。钱大昕等考史学者强调“实事求是”，也包含了史家在“心术”上的要求。章学诚的贡献，是明确地把“史德”、“心术”作为理论问题提出来分析，使之具有理论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