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西汉宣帝时《史记》面世后，渐次为学人所重。除元帝、成帝年间有褚少孙补写《史记》所佚之篇外，两汉之际，续者蜂起，补《史记》所记武帝太初以后史事者，有刘向、刘歆、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36]，而以班彪最有成绩。班彪“家有赐书，内足于财”[37]，“才高而好述作，遂专心史籍之间。……继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38]，撰《太史公书》“后篇”。光武帝建武三十年（54年），班彪卒于官，他的未竟之业由其子班固所继承。

班固（32—92年），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后史称他“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所学无常师，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39]。其实，班固受家学影响最深。东汉明帝时，班固任兰台令史，参与撰成《世祖本纪》。后来他又撰王莽末年、东汉初年史事，得列传、载记28篇。随后，明帝命其“终成前所著书”，他撰写《汉书》的事业由此被朝廷认可。班固用了20余年时间，至汉章帝建初年间，大致完成全书。其中，《天文志》及诸表由其妹班昭，以及马融续成。

《汉书》包括12篇纪，8篇表，10篇志，70篇传，共100篇（后人为其作注，析为120篇）。《汉书》在编撰上有三个特点。

第一，以西汉皇朝兴衰为断限，突出了皇朝史的特点。班固和他父亲班彪，以五德终始说为依据，反复申言“刘氏承尧之祚，……唐据火德，而汉绍之”[40]，“汉绍尧运，以建帝业”[41]。班固明确表示不赞成司马迁《史记》对西汉历史的写法，认为这是把西汉史事“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而大大贬低了。因此，《汉书》的断限“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包括西汉一代史事；认为新莽政权的出现只是“遭汉中微”的一个历史插曲，与秦国“同归殊途”。班固又以“书”名汉史，意在仿效《尚书》之义，希望《汉书》对于汉朝来说，也是一种“巍巍乎其有成功，焕乎其有文章也”[42]的关系。这是秦汉大一统以来，皇朝意识不断增强在历史撰述上的突出反映。

第二，撰述重点是汉武帝太初以后的史事。《汉书·叙传》说：“太初以后，阙而不录，故探纂前记，缀辑所闻，以述《汉书》，……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从西汉建立到武帝太初年间，约百年左右，《汉书》续作了太初以后约130年史事，这是班氏父子的贡献，尤其是班固的贡献。班固的贡献，还在于他对《史记》所记太初以前的史事也有补充、调整。

第三，内容恢宏，结构严谨。班固说，他对高帝、惠帝、高后（吕后）、文、景、武、昭、宣、元、成、哀、平十二世二百三十年历史，“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为春秋考纪、表、志、传，凡百篇”[43]。这几句话，概括了《汉书》的内容、结构和主旨。在内容上，它写出了西汉皇朝的全部历史，首尾完具。在结构上，它去世家，改书为志，分纪、表、志、传四个部分。所谓“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是班固的撰述思想和要求。《汉书》断代为史，但其纪、传在反复历史联系上，也注意到承上启下的任务。《高祖纪》反复引证前人的话，用以证明“汉承尧运，德祚已盛”，说明承上之所由来。《平帝纪》后论指出，“孝平之世，政自莽出”，“至乎变异见于上，民怨于下，莽亦不能文也”。一方面交代了“政自莽出”，另一方面说明了王莽无法掩饰的“变异”与“民怨”，下启光武中兴之所由来。至于王莽新朝的存在，《汉书》是以《王莽传》来反映的：它实际上是用了纪的体例，先是西汉纪年，后是新莽纪年，用以记两汉之际的一段历史。

《汉书》的表和志，更能反映出它的贯通与博洽。《汉书》的表对《史记》有关汉代诸表既有继承，也有发展。如《外戚恩泽侯表》，是与《外戚传》相配合的，它们揭示了外戚在汉代政治生活中的非常作用。所增《百官公卿表》跟《史记》的《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有很大不同，是职官制度与职官年表的结合，其中官制部分开后代正史百官志或职官志的先河。《汉书》还首创《古今人表》，所列人物，按时代先后和9个等级入表，上起伏羲，下至陈胜、吴广，以接汉代人物，“总备古今之略要”，目的在于“显善昭恶，劝戒后人”。《汉书》的10篇志包含律历、礼乐、刑法、食货、郊祀、天文、五行、地理、沟洫、艺文，它们对《史记》的8篇书也有许多新的发展。其中，刑法、五行、地理、艺文诸志是《汉书》所创。《刑法志》意在说明“刑罚不可废于国”；《五行志》以大量篇幅记载天象、吉凶，以证“天人之道”，但也记载了许多有意义的自然现象，有科学史的价值；《地理志》首次记述了大一统国家的疆域规模、地理沿革、山川形势和人口分布，是班固的力作；《艺文志》是学术史专篇，它继承了刘向、刘歆整理文献的成果，记载西汉皇朝对历史文献的搜集、整理、校勘、研究的情况，以及汉代学者在撰述上的成就。这些，对后来纪传体史书的撰述和发展，有深远的影响。食货、地理、沟洫、刑法、艺文5篇志，涉及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它们都贯通古今，是专史撰述的滥觞。

《汉书》各部分内容的相互关系及逻辑结构，在更高的层次上反映了它的“上下洽通”。由于《汉书》创造了记述一代皇朝史事的历史撰述形式，上下洽通，详而有体。由于班固在《汉书》中所表现出来的自觉的皇朝意识和鲜明的正统思想符合封建统治者的政治需要，《汉书》成了后来历代正史撰述的楷模。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封建社会史学的骨干即“正史”之规范的格局，是《汉书》创立的。唐代史学批评家刘知幾，评论《汉书》说：

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自尔迄今，无改斯道。[44]

这是从史学发展上指出了《汉书》的影响。隋唐之际，研习《汉书》成为专门之“《汉书》学”，以至于出现学者“聚徒教授，著录者数千人”[45]的盛况。因此，刘知幾又从学术史上评论《汉书》的地位，他写道：

始自汉末，迄乎陈氏，为其注解者凡二十五家，至于专门受业，遂与五经相亚。[46]

《史记》创立了纪传体史书体裁，这种以多种体例相综合的史书表现形式，对于反映复杂的历史进程来说，是一个伟大的创造，它表明中国古代史家对于整体的历史的认识已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汉书》适应封建王朝统治的需要，借鉴《史记》的体裁而断代为史，并在表、志方面发展了《史记》的成就，使纪传体史书的内容和形式更加丰富起来，从而创立了皇朝史的规模和格局。《史记》和《汉书》在史学上双峰突起，大为后人所瞩目，被尊为“正史”的开山和榜样，对于“正史”发展的巨大影响，对于中国史学发展的深远意义，都是难以估量的。

东汉时期，还有两部历史撰述是比较重要的。一部是经东汉几代史家相继撰述而成的《东观汉记》，另一部是东汉末年汉献帝命荀悦据《汉书》而撰成的《汉纪》。《东观汉记》是最早的纪传体东汉史，原名《汉记》，因主要撰于皇家藏书处东观，后人称为《东观汉记》。此书原题刘珍等撰，它起始于明帝时班固等人作《世祖本纪》及列传、载记28篇。其后，安帝永宁年间，刘珍等奉诏撰“中兴”以下史事，自建武至永初，奠定了此书的规模；桓帝、灵帝、献帝时，又不断命人撰补，历时约130年乃成。原书143卷，含纪、表、志、传、载记5个部分，记东汉光武帝至灵帝间史事，是东汉时人所撰本朝史巨著。魏、晋年间，它与《史记》、《汉书》被称为“三史”[47]，为时人所重。[48]《汉纪》30卷，荀悦（148—209年）撰。这是一部编年体西汉皇朝史，也是中国史学上最早的编年体皇朝史。史载：汉献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乃令悦依《左氏传》体以为《汉纪》三十篇”，“辞约事详，论辨多美”[49]。《汉纪》记事起于刘邦之兴，迄于王莽之败。荀悦撰此书的原则和方法是“约撰旧书，通而叙之，总为帝纪，列其年月，比其时事，撮要举凡，存其大体”[50]，即在体裁上改纪传体为编年体，在内容上综合凝练，存其大体。荀悦在把《汉书》改撰成《汉纪》的过程中，也贯穿了他自己的史学思想，他着重于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对史学功能的强调。荀悦处在东汉皇朝摇摇欲坠的年代，他发出了“中兴已前一时之事，明主贤臣，规模法则，得失之轨，亦足以鉴矣”[51]的感叹，说明他是一个有见识的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