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末年，孔子开创私人讲学的风气，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局面。在这同时，孔子以鲁国国史（即《鲁春秋》）为基础，参照周王朝和列国国史，撰成《春秋》一书[18]。司马迁概括孔子作《春秋》的情况说：

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文辞，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19]

司马迁把这段话写在《十二诸侯年表》的序文中，是要着意于突出《春秋》产生的时代条件，上承孟子说的“诗亡然后春秋作”的见解，并有所发挥。

从司马迁说的“约其文辞，去其烦重”来看，周王朝及各诸侯国的国史即所谓“史记旧闻”确有相当的发展与积累，这是春秋末年至战国时期，各种私人历史撰述得以出现的重要原因。《春秋》以鲁国纪年记春秋时期大事，上起鲁隐公元年（周平王四十九年，前722年），下迄鲁哀公十四年（周敬王三十九年，前481年），首尾242年，每年都有史事记载[20]。《春秋》记事，按年、时、月、日顺序记载，反映出编年史的特点。这样规范的编年体史书，在中国史学上是首次出现。

《春秋》所记内容，主要是周王朝和各诸侯国的政治、军事活动，以及一些自然现象，书中还涉及当时各族的关系。《春秋》在编撰体例和表述要求上的特点是“属辞比事”[21]。属辞，是遣词造句，缀辑文辞；比事，是排比史事。它们都以严格的义例思想为指导，对后来史学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春秋》在撰述思想上的特点是尊“王道”，重“人事”。尊王道，就是遵周礼及周礼所规定的等级秩序。重人事，就是着重记载了春秋时期的政治、军事活动及其得失成败，既没有《雅》、《颂》中的神灵气氛，也没有国史中的怪异现象，这跟孔子的“不语怪、力、乱、神”[22]是互相吻合的。《春秋》是最早摆脱天与神的羁绊的史书，在历史观点的发展上有重要的意义。《春秋》产生于王室衰微、大国争霸的时代，所以孟子说它所记“其事则齐桓、晋文”[23]。同时，《春秋》对于当时和后世也有很大的影响，它跟社会的关系，经孟子、司马迁等思想家、史学家的阐发而深入人心。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24]司马迁进一步解释说：“《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25]在说明史学的社会教育作用方面，这些阐述在中国史学上有深远的影响。

《春秋》作为中国史学上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它的出现是有划时代意义的；作为第一部私人历史撰述，它的出现也是有划时代意义的。

以孔子作《春秋》为发端，到了战国时期，私人历史撰述有了很大的发展。在二百年左右的时间里，出现了多种形式的历史撰述：有关于春秋时期的编年体史书和文献汇编，有关于解释《春秋》的史书，有关于战国时事的辑录，还有萌芽形态的通史性质的著作。这种情况表明，史学已经度过了它产生时期的艰难历程而开始茁壮成长起来。

这个时期的私人历史撰述主要有：

——《左传》和《国语》。这是战国早期的私人撰述，是《春秋》以后记述春秋时期历史的最重要的两部史书。《左传》是编年体史书，采用鲁国纪年，上限与《春秋》相同，下限迄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周贞定王元年，前468年）。《左传》记事，比《春秋》详赡，其部帙约为后者的十倍；比《国语》连贯，写出了春秋时期王室衰微、诸侯争霸、陪臣执国命的历史趋势。《左传》在编年纪事的统一体例之中，有时也写出某一事件的始末或某一人物活动的首尾，从而扩大了编年体史书的容量，是对编年体史书在历史编纂上的发展。《左传》在记战争、写辞令方面，显示出了很高的表述上的成就，开中国史学上叙事之美的先河。《左传》还写出了春秋时期民族交往和民族组合的进程，在先秦史书中也是最具有特色的。《国语》是分国记言的文献汇编，全书21卷，按周、鲁、齐、晋、郑、楚、吴、越编次；自鲁至越，视其与周王室关系的亲疏依次排列。《国语》所记以政治言论为主，故其内容多富于政治见解和历史见解而独具特色。《左传》和《国语》在历史观点上发展了《春秋》重视人事的进步思想，但又不像《春秋》那样拘守于周礼，而是更表现出重视人事的发展和历史人物对社会变动的认识。

——《公羊传》和《穀梁传》。战国时期出现了一些解释《春秋》的书。《公羊传》、《穀梁传》是流传至今的两种，它们在保存史料、阐发史论和宣扬大一统思想方面，各有成就。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春秋事语》，似是关于春秋历史的一种通俗读本。

——《战国策》和《战国纵横家书》。《战国策》33篇，是记战国时事的著作，主要记载了各国辩士的活动及其策谋权变，也记载了一些军国大事和社会情况。它在记言上的成就可与《国语》相比，它写辞令，写出了《左传》、《国语》中少有的气势。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凡27章，其中有17章不见于《战国策》，是司马迁不曾读到过的，它丰富了人们对于战国史事的认识。这两部书的汇编当是战国时期较晚的事情，《战国策》还有许多别名[26]，《战国纵横家书》是今人所拟之名。

——《竹书纪年》和《世本》。这是中国最早的两部通史性质的著作，可以看作是通史撰述的雏形。《竹书纪年》是战国后期魏国人撰写的一部编年体史书，记事起自夏、商、周，迄于战国后期魏襄王二十年（前299年），称魏襄王为“今王”。其记事，文意近似《春秋》。此书写至魏襄王时，即因魏襄王之死而作为随葬品埋入墓中，至晋代武帝咸宁五年（279年）出土，埋在地下达570年之久。出土后，经束皙、荀勖、和峤、杜预等人整理，定名为《纪年》，凡12篇。北魏郦道元注《水经》，引用《纪年》并与“竹书”相连，乃称《竹书纪年》[27]。此书既可随葬，可以推测它是魏国史官的私人撰述。《世本》一书，凡15篇，久佚。《汉书·艺文志》称：“《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记黄帝以来讫春秋时诸侯、大夫。”但从今见《世本》佚文来看，其下限已写到战国末年的秦王政、魏景（愍）王午、赵王迁，并称赵王迁为“今王”，说明它大致是从传说中的黄帝写到当世即战国之末的一部通史，它的作者当是赵国的史官。《世本》是早期的综合体史书，它有“帝系”，有“本纪”，有“世家”，有“传”，有“谱”，有“氏姓”。还有“居”，记都邑宫室；有“作”，记器物制作发明、典章制度创制。[28]可见《世本》是包含了多方面内容和多种体裁的综合体通史著作的雏形，从其所记内容来看，它已超出了史官所撰国史的范围，据此可以判断，它或许是赵国史官的私人撰述。[29]

这个时期，还出现了礼书《仪礼》和《周官礼》，它们所叙述的周代的礼制，虽未必完全符合历史事实，包含了一些后人的理想化加工的成分，但对于人们认识周代典章制度，对于后世史学的典制史的发展，仍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

先秦时期，史学的产生，走过了漫长的萌芽及初期生长阶段，到战国时期各种历史撰述的出现，表明史学已进入勃然生长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