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近百年来的中国史学，重在把握大势和提出问题。把握大势，以明了其脉络；提出问题，以权衡其得失。这里，就几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做扼要的阐述，这也可以看作是本章的几点结论。

第一个问题：近百年来中国史学最显著的进步是什么？从中国史学发展总的进程来看，从史学的性质来看，可以认为，历史观的进步是近百年来中国史学最显著的进步。明乎此，乃是把握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关键。

近百年来中国史学在历史观上的进步有两个发展阶段：从古代历史思想的积极成果，即朴素的唯物观点和朴素的进化观点到近代进化论，从近代进化论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前者完成于20世纪初；后者完成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并在50年代广泛传播，八九十年代进一步深化。近百年来中国史学上出现的历史观，林林总总，各骋其说，然其大势，不出于此。那么，为什么说近百年来中国史学最显著的进步是历史观的进步呢？这是因为：首先，在悠久的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尽管历史观也在不断进步，但如同近百年来这样，百年左右历史观出现两次根本性变革，是前所未有的。其次，近百年来的中国史家论史学的进步，十分强调历史观的重要。如前所述，“新史学”的倡导者梁启超是重视“历史哲学”的。他认为：“苟无哲学之理想者，必不能为良史。”[55]李大钊在1919—1920年先后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史观》、《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等论文，突出地表明了他对唯物史观的重视。郭沫若、翦伯赞等对此也多有论述。而新历史考证学的代表人物之一顾颉刚，在1945年论到“民国成立以来”中国史学的进步时写道“过去人认为历史是退步的，愈古的愈好，愈到后世愈不行；到了新史观输入以后，人们才知道历史是进化的，后世的文明远过于古代，这整个改变了国人对于历史的观念”[56]。这是他对“西洋的新史观的输入”的评价。可见，这些不同的史学思潮和历史观念的史家，都强调历史观的重要。最后，历史观的进步和变革，反映了史学发展中性质的变化。诚如李大钊所说：“实在的事实是一成不变的，而历史事实的知识则是随时变动的；纪录里的历史是印板的，解喻中的历史是生动的。历史观是史实的知识，是史实的解喻。所以历史观是随时变化的，是生动无已的，是含有进步性的。”[57]这些论述，一则说明历史观是不断发展的；二则说明历史观决定着史学的“实质”。综上，故谓历史观的进步是近百年来中国史学最显著的进步。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认识。

第二个问题：近百年来中国史学最突出的成就是什么？一言以蔽之，近百年来中国史学最突出的成就是关于中国通史的研究、认识和编撰。从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一文，提出撰写中国通史的设想，到1999年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12卷22册，约1200万字）全部出版，百年当中，中国史学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其间，章太炎、夏曾佑、陈黻宸、王桐龄、吕思勉、邓之诚、缪凤林、钱穆、周谷城、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郭沫若、尚钺、张舜徽、蔡美彪等以及其他许多史学家，都为此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们的著作，在历史观、方法论和表现形式上，不尽相同，甚至多有歧异，因此在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上亦自有差别。但是，这些著作在探索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揭示中华文明的世界意义方面，的确反映了近百年来中国史家所走过的艰难而光荣的历程。梁启超认为：“专门史多数成立，则普遍史较易致力，斯固然矣。虽然，普遍史并非由专门史丛集而成。作普遍史者须别具一种通识，超出各专门事项之外而贯穴乎其间。”[58]范文澜更是深感撰写通史的艰难，他指出：“局部性的研究愈益深入，综合性的通史也就愈有完好的可能。以局部性的深入来帮助综合性的提高，以综合性的提高来催促局部性的再深入，如此反复多次，庶几写出好的中国通史来。”[59]这些话，既说明了专史、断代史同通史的关系，也说明了通史所具有的特殊重要性。1999年4月25日，江泽民同志致信白寿彝，祝贺多卷本《中国通史》出版。他在信中指出：“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全民族的共同财富。全党全社会都应该重视对中国历史的学习，特别是要在青少年中普及中国历史的基本知识，以使他们学习掌握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牢固树立爱国主义精神和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激励他们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奉献力量。我一直强调，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注重学习中国历史，高级干部尤其要带头这样做。领导干部应该读一读中国通史。这对于大家弄清楚我国历史的基本脉络和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奋发图强的精神，增强唯物史观，丰富治国经验，都是很有好处的。”[60]这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当前中国历史发展的背景，阐说了中国通史的重要性。要之，从总的估量来看，近百年来中国史学在其分支学科的许多领域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其中有些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然而，我们还是应该看到，中国通史的研究和撰述，更能全面地阐明中国历史的进程、特点和规律，更能揭示中华文明的丰富内涵及世界意义，更能增强中国各族人民的民族自豪感、民族凝聚力和对创造美好的历史前途的信心。因此，对于这一成就，我们应做充分的估计。

第三个问题：近百年来中国史学发展中最重要的经验是什么？对此，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见解，这是自然的。这里我们所要强调的一个基本事实是不应被忽略的，即史学是文明时代的产物，而关注社会历史的发展自亦是其本质属性之一。近百年来的中国史学，不论何种思潮，在关注社会历史发展方面，多有相通之处。新中国成立前，反侵略、反压迫、爱国自强，是中国史学时代精神的突出反映。新中国成立后，研究和撰写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维护国家统一，增强民族团结，继承优秀历史文化遗产，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史学家们的共同目标。这是一个基本事实，也是一条宝贵经验。一位美国历史学家说过：“和社会生活毫无关系的学问，简直和任何其他形式的自我享乐一样，无权要求得到社会的支持。”[61]史学应关注社会生活、社会公众、历史前途，只是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对此，我们似不应有什么误解和迟疑，而是增强自信，使史学事业成为关注社会的事业，同时，也使它成为社会关注的事业。

第四个问题：近百年来中国史学在发展中最深刻的教训是什么？史学是一种事业，一种崇高而神圣的事业。当然，同任何事业一样，它也会经受挫折，会有教训。近百年来中国史学所走过的道路，经验固然很多，教训也不少。回首百年，最需要我们记取的教训是：史学的最高品格是实事求是，忠于历史事实。维护史学的这个品格，就是维护史学的生命和尊严。为此，一是不迎合、不随风、不超然、不媚俗，恪守求真的宗旨和信史的原则。实用主义、形式主义、简单化、绝对化，等等，曾经给近百年来中国史学带来不少损失和危害，是应该引以为戒的。二是要善于识别打着“历史科学”的旗帜，借用“史学”的术语而篡改历史真相、践踏史学尊严的政治骗术，如“**”期间泛滥横流的“儒法斗争史”。这种以“史学”名义登场的政治，不仅对史学工作者有严重的欺骗性，而且极大地败坏了史学的名声和威信，使社会公众对史学失去了敬意和信心。这是近百年来中国史学上最为严重的历史性沉重教训。“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国史学工作者应当永远记住这个教训，并彻底清除它在社会公众中所造成的关于史学的误解和阴影，恢复史学应有的尊严。

认清过往，是为了开辟未来；总结遗产，才能更好地创造新业绩。对于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深入研究和全面认识，必将有利于21世纪中国史学的进步，有利于中国史学带着自身的特点、作风和气派走向世界。

[1] 列宁：《论民族自决权》，《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75页。

[2]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三《文德》，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78～279页。

[3] 刘知幾：《史通》卷十《辨职》，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61页。

[4]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26、632页。

[5] 邓小平：《吸取历史经验，防止错误倾向》，《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27～228页。

[6] 于沛：《外国史学理论的引入和回响》，载《历史研究》1996年第3期。张广智：《超越时空的对话：我国新时期引进西方学术文化的若干思考》，载《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

[7]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3～534页。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07～708页。

[8] 白寿彝：《谈史学遗产》，《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462～486页。

[9] 梁启超：《新史学》，夏晓虹、陆胤校，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91页。顾潮等：《顾颉刚评传》，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131～132页。李大钊：《李大钊史学论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44～247页。

[10]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八卷本，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7年。刘大年：《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三卷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范文澜、蔡美彪等：《中国通史》十卷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六卷本，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王钟翰主编：《中国民族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十二卷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四卷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

[11] 关于近百年来中国史学思潮的研究论著，有多种专书面世，如王学典：《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张书学：《中国现代史学思潮研究》，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侯云灏：《20世纪中国史学思潮与变革》，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其中侯著论述比较系统。

[12] 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86页。

[13] 梁启超：《新史学》，夏晓虹、陆胤校，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85～91页。

[14] 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卷二，光绪二十八年（1902），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39页。

[15]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第3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28～333页。

[16] 陈黻宸：《陈黻宸集》（上），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560～575页。

[17] 陈黻宸：《陈黻宸集》（下），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1190、1214页。

[18] 陈黻宸：《陈黻宸集》（下），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675页。

[19] 陈黻宸：《陈黻宸集》（下），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714～1012、1214～1215页。

[20] 何炳松：《何炳松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51～64页。

[21] 周谷城：《周谷城学术精华录》，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8年，第299～302页。

[22] 王国维：《古史新证》，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3页。

[23]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19页。

[24]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1页。

[25] 胡适：《胡适文存》一集，合肥：黄山书社，1996年，第280页。

[26] 胡适：《胡适文存》二集，合肥：黄山书社，1996年，第70页。

[27] 胡适：《胡适文存》三集，合肥：黄山书社，1996年，第93页。

[28] 胡适：《胡适文存》一集，合肥：黄山书社，1996年，第280页。

[29] 胡适：《胡适文存》二集，合肥：黄山书社，1996年，第70页。

[30] 胡适：《胡适文存》四集，合肥：黄山书社，1996年，第96页。

[31] 陈垣：《陈垣史学论著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52页。

[32] 陈垣：《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二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471～472页。

[33] 赵光贤：《中国历史研究法》，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第134页。

[34] 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75～176页。

[35] 侯外庐：《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再版序言，上海：文风书局，1946年，第1页。

[36]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页。

[37] 周谷城：《周谷城学术精华录》，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8年，第297页。

[38] 胡绳：《胡绳全书》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07页。

[39] 翦伯赞：《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第3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94页。

[40] J.勒高夫主编：《新史学》，姚蒙编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第9～35页。

[41] 黎澍：《再思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123、125页。

[42] 白寿彝：《关于史学工作的几个问题》，载《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3期。

[43] 梁启超：《新史学》，夏晓虹、陆胤校，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85页。

[44] 翦伯赞：《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第1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82页。

[45]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6页。

[46] 李大钊：《李大钊史学论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44～150页。

[47] 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18页。

[48] 吕振羽：《吕振羽史论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03～615页。

[49] 侯外庐：《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自序，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21页。

[50] 胡绳：《胡绳全书》第3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44～255页。

[51]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第151～152页。

[52] 翦伯赞：《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第2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65～169页。

[53] 翦伯赞：《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第3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84～399页。

[54] 白寿彝：《把历史知识交给更多的人》，《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404、407～408页。

[55] 梁启超：《新史学》，夏晓虹、陆胤校，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95页。

[56] 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3页。

[57] 李大钊：《李大钊史学论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0～71页。

[58]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第34～35页。

[59] 范文澜：《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77页。

[60] 江泽民：《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给白寿彝同志的贺信》，载《史学史研究》1999年第3期。

[61] 《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集》（1949—1960），何新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