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我们就近百年来中国史家风采的时代精神讲几点认识，或许对于我们深入认识近百年来的中国史学有更进一步的帮助。这种时代精神集中表现在：

——爱国主义。近百年来的中国史家，继承19世纪中期以来中国史学之救亡图强的优良传统，把爱国主义精神贯彻于史学之中。梁启超在1902年说“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43]。他当时说的这番话，有理有情。在抗日战争处于艰苦年代的1940年，翦伯赞写道：“中国的抗日战争之爆发是中国史乃至世界史发展之必然的结果，亦即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间矛盾对立发展到不能和解之必然的归结。帝国主义之没落与中国民族革命的因素之成熟，是历史的辩证，中国的抗日战争就正是这一历史原理之体现。”[44]这反映出了一个史学家对抗日战争的深刻的见解和必胜的信心。有些史家忧患于“强邻肆虐，国亡无日”，乃注重研究边疆史地。有的史家强调历史文化的研究，一方面应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另一方面应不忘本民族之地位，等等，都从不同方面反映出近百年来中国史学之爱国主义的时代精神。

——追求真理，关注现实。中国古代史学有求真的传统，也有致用的传统，二者是统一的。近百年来的中国史学继承了这两方面的传统，并把它们提升到更加自觉、更加理性的高度。梁启超关于史学同“人群进化”与“公理公例”及其作用的论述，就是这种提升之较早的反映。郭沫若一方面认为“欲论中国的古学，欲清算中国的古代社会”当以罗振玉、王国维二人的业绩为“出发点”；另一方面又强调“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清楚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45]。可见他们的追求真理，一是史学上的真理，二是以史学上的真理为指导去追求现实历史运动中的真理，即光明的历史前途。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史学最终代表了近百年来中国史学发展的方向。这是由于它的科学性所决定的，举例说来，如20世纪20年代，李大钊阐述“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46]；30年代，翦伯赞论述“历史科学的任务”、“历史科学之史的发展”等问题[47]；50年代，胡绳著文讨论“社会历史的研究怎样成为科学”；60年代，吕振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回答“怎样学习历史”的问题[48]；80年代，侯外庐自序在半个世纪中研究中国社会史、思想史的原则和方法，反映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史家的信念和追求[49]；90年代，胡绳阐说“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50]，等等，充分地反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对追求真理的坚定信念和学术风采。

——普及历史知识，重视历史教育。史学不只是史学家、史学工作者的事业，史学是全民族的事业，这是它的特点和光荣。梁启超主张史家应有“文章修养”，撰述当讲求文采，努力做到“简洁”和“飞动”，为的是让更多的人愿意读[51]。这里包含着普及历史知识、重视历史教育的思想。20世纪30年代以来，顾颉刚、翦伯赞、范文澜、吕振羽、郭沫若、吴晗、白寿彝等史家，对此多有贡献。翦伯赞在1948年撰文指出，科学的历史知识“取得通俗的形式”的重要意义[52]；他在60年代初所撰《内蒙访古》一文[53]，成为脍炙人口的名篇。吴晗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主编《中国历史小丛书》、《外国历史小丛书》，成为当时史学界的一件盛事。白寿彝评价说：“把历史知识交给更多的人，这在吴晗同志思想上是明确的。用大家容易接受的形式去传播历史知识，这在吴晗同志的思想上也是明确的。”“我们从这个工作上，肯定吴晗同志的成就，是不是也就是肯定了他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的地位了。”[54]毫无疑问，这是近百年来的中国史学史上的重要一页。白寿彝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力倡普及历史知识、历史教育的最有影响的史家之一：1982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论集《历史教育和史学遗产》；1994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白寿彝史学论集》（上、下册），其中论历史教育的文章多达20篇，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历史教育思想的最集中的表述。

可以认为，在史学史上，能够反映时代精神的史家风采，必定具有更大的学术魅力和社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