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近百年来的中国史学发展的主要趋势和整体面貌来看，我们还可以尝试着探索其中存在的一些规律。

第一，近百年来的中国史学具有突出的时代精神和现实借鉴意义。这是中国史学的一个基本特点或规律，而在近百年来的史学发展中显得尤为突出和鲜明。在这方面，不论是“新史学”的倡导者，还是新历史考证学派的名家，以及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先驱及其继承者们，都有许多共同之处。从梁启超在《新史学》中说的“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到顾颉刚创办《禹贡》半月刊、《边疆》周刊，撰写《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宏文，以及李大钊在《史学要论》中阐述“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等，可以证明，不论属于何种史学思潮，其主要倾向都是明确地宣称史学应当关注社会[9]。要之，近百年来的中国史学，既是近百年来中国历史发展的产物，又反转过来作用于近百年来的中国历史发展。这是一个基本规律。

近百年来的中国史学发展的另一个规律，是民族特色的突出表现。这种民族特色的表现首先反映在历史研究的内容上。中国是“史学大国”，史学悠久，史籍丰富，需要研究的问题非常之多：关于先秦历史、文化、思想的研究，有几代史学家为之做出贡献；关于中国封建社会诸问题的研究，吸引了众多的史学工作者为之倾注心血；关于近代中国的研究，是近三十年来备受史学工作者关注的领域；民族史与民族关系史、地方史志、中外关系史研究等，使近百年来的中国史学在研究中华文明的发展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显示出鲜明的民族特色。民族特色还反映在历史意识和史学观念方面。中华民族有重视治史的优良传统，这在近百年来的中国史学发展上得到进一步的发扬：运用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撰写通史、断代史（或朝代史）、专史等著作，层出不穷；对传世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成果斐然；关于清史、中华民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和撰写，也都取得了重要进展。其他方面，不胜枚举。在史学观念方面，求真精神、信史原则、史家修养以及重视文字表述之美等方面的优良传统，都得到了理论上的阐述和实践上的发扬。民族特色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反映在史书的表现形式方面。中国古代史书体裁丰富，形式多样，可以容纳不同的历史内容和不同层次与风格的历史知识，这种历史知识、历史经验、历史智慧的多种传播形式，不仅活跃了史书的外部形态，而且扩大了史学同社会的联系。近百年来，历史著作大多采用章节体形式，这是古代史学转向近代史学的标志之一，有其合理性与积极性。但是，中国古代史学在表现形态上的多样性，仍具有存在的意义与生长的生命力。在近百年来的中国史学上，编年体史书和各种年表的撰写与制作，从未间断过，并有不少新的创造。近三十年来，在纪事本末体史书、学案体史书、典制体史书的撰写方面，也各有新作。罗尔纲所著《太平天国史》和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在创造性运用传统的综合体即纪传体史书体裁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充分显示了中国史书在表现形态上的民族风格及其优长之处，为同行与公众所称许。在这方面，中国史学的发展具有广阔的前景。

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还有一个重要的规律，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发展中经受了曲折和考验，证明它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已有八十多年的历史，它的发展道路是极不平坦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传入中国，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接受、都表示欢迎的，因此它在中国史学领域经历了艰难的生长、发展过程。同时，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人，也不是立即就能正确地理解和运用它，因此它在中国史学领域真正成为人们能够正确运用的科学的历史观，也经历了长期发展的过程。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了中国史学发展主流时，它的得失就牵动着中国史学的全局和命运。回首既往，有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左”的思潮的影响，有“**”十年的严重挫折和考验，有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拨乱反正，还有对三四十年代的科学的总结。应当承认，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发展过程中是既有成绩又有教训的。但是，唯物史观作为科学的历史观，在八十多年中同中国史学相结合，并且成为中国史学发展的主流，这个事实本身已充分表明它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近三十年来，在经过拨乱反正之后，中国史学家们在运用唯物史观指导研究历史方面，变得更有信心、更加成熟。近年出版的一些鸿篇巨制，如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刘大年的《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范文澜、蔡美彪等的《中国通史》，吴于廑、齐世荣主编的《世界史》，王钟翰主编的《中国民族史》，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金冲及的《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等，显示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勃勃生机。[10]

在大致认识了近百年来的中国史学发展的趋势和规律之后，我们再来探讨对于其他一些问题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