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主要发展趋势

关于近百年来的中国史学发展的主要趋势和基本规律的认识，目前尚处在探讨阶段，对于它们的认识也将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这里提出来的一些看法，无疑是带有探索的性质。

趋势，是指事物发展的大势和动向。近百年来的中国史学发展的主要趋势，大致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概括：一是走向近代和科学化逐步深入的趋势；二是社会化和大众化逐步扩大的趋势；三是逐步自觉面向世界的趋势。

中国史学自19世纪中期以后，开始了由古代史学走向近代史学的重大转折过程。这个过程在19世纪后半期的主要标志是：史学家们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加强了对边疆史地的研究和对外国史地的研究，救亡图强和“睁眼看世界”成为当时站在历史潮流前头的史学家们的治史宗旨。在社会历史观念上开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如国家意识、民族意识、疆域意识都逐步从传统的皇朝观念、“华夷”观念等蜕变出来，而显示出比较鲜明的近代意识与世界意识。中国史学之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固然还未能脱离对于汉唐盛世和康乾盛世的追怀，但史学家们思考更多的已是西方技术与制度和日本社会改革所取得的进步。在历史观上，传统的朴素历史进化观点，开始同西方近代进化论相结合，逐渐形成新的历史进化观。张穆、姚莹、何秋涛、魏源、梁廷枏、徐继畲、黄遵宪、王韬、夏燮等人的著作，从不同方面反映出上述特点。

近百年来的中国史学走向近代的趋势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逐步深化的。其深化的特点主要表现在：梁启超提出“新史学”的理论体系，使中国史学走向近代的进程大大加快。这个理论体系是以西方近代进化论为核心，而在研究方法上则注重对于史料的整理、鉴别和对于专史的研究，关于近代学科分类的观念日渐清晰。历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进一步摆脱了传统经学的影响，开始建立起自身的学科体系。“新史学”所力倡的这些理论和方法，一方面区别于以前的中国史学，一方面对近百年来的中国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有的为新历史考证学派所推崇和吸收，有的也为马克思主义史学所肯定和发展。它们之间有明显的区别，甚至本质上的区别，但它们之间又不是完全没有任何联系的。

以王国维为开山的20世纪新历史考证学派，不仅在历史考证和文献考证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而且在运用传世的文献资料和最新出土的考古资料相互印证方面，开拓了古史研究的新领域和新方法。如果说，“新史学”主要是从历史观念上突破古代史学窠臼的话，那么新历史考证学则主要在科学方法上创造了自身的辉煌。“新史学”的倡导涌现出了冲锋陷阵的勇士，而新历史考证学派则造就一批严谨求真的名家。他们活跃于20世纪前期的中国史坛，推动并深化了中国史学走向近代的程度。

“五四”前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一些中国学人所理解、接受。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李守常（大钊）《史学要论》的出版为标志，中国史学出现了最早的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史学理论著作。20世纪20年代末，郭沫若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写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并在1930年正式出版，震动了中国历史学界。从此以后，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家活跃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们的著作，代表着一个新的史学发展方向，即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去认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并据此来认识中国社会历史的进程和当时的中国社会性质，等等。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和发展，从根本上即从历史观和方法论上，推动了中国史学走向科学化的道路。在这一点上，李大钊有非常明确的阐述。他撰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史观》、《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今与古》、《史学要论》等论著，用全新的观点即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历史和史学做了精辟阐述。这些阐述，一方面赋予中国史学遗产中所包含的关于历史之朴素的进化观点和辩证观点以合理的说明；一方面又把近代进化论推进到辩证的发展观，从而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及其运动规律做出了科学的论断。可以肯定地认为，正是因为有了唯物史观，才真正开辟了人们科学地认识社会历史的道路；换言之，历史学也得以真正走上科学化的道路。当然，历史学的科学化道路并不是平坦和笔直的。在这条道路上，需要有一批史学家付出艰辛劳动，直至生命终结；在这条道路上，史学家也走过一些弯路，经历过异常严峻的考验，既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也出现过不少失误。尽管如此，正确的方向已经确立，科学的道路已经开辟，在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继续前进，中国历史学的前景定是广阔和充满生机的，这已为近三十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所证明。

近百年来的中国史学，反映出了更加明显的社会化和大众化趋势。这一趋势是同近百年来中国近代教育、新闻、出版等事业的发展密切相关的，特别是同新中国成立后文化、教育、学术事业的发展密切相关。高等学校中历史学系的设立，中小学历史课程的设置，有关历史学的学术刊物的创办和报纸上有关历史与史学栏目的开辟等，为史学的社会化趋势创造了很好的条件。近百年来，有一些有远见的历史学家，一方面关注历史研究的深入和创新，一方面也关注历史知识的普及，并为此做出不懈努力。在这方面，吴晗是一位备受人们推崇的有成就的史学家。他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和《外国历史小丛书》，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近三十年来，中国史学在社会化和大众化方面迈出了更大的步伐，人们对历史知识、历史经验、历史智慧的重视，具有空前的广泛性，适应社会各种层次之要求的历史读物的大量出版，以及各种内容的博物馆、纪念馆的建立等，说明历史学已成为人们工作、学习、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这种局面，是20世纪以前所无法比拟的。当然，在史学更加社会化和大众化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庸俗化的倾向，即猎奇和媚俗的倾向，致使历史知识过分娱乐化、商业化而失去它本身的尊严，淡化了人们对历史应有的敬意，这是不可取的，是应当加以抵制的。

近百年来的中国史学发展还有一个明显趋势，就是走向世界。较之于前两个趋势，这一趋势显得迟滞得多，其势头也显得微弱。我们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在近百年来的中外史学交流中，外国史学输入中国，有过几次浪潮，对此，近年已有专文讨论[6]。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交流”，主要是“引入”、“引进”，中国史学走向世界是很不够的。从历史条件来看，这种情况的出现并非偶然。第一，在近代科学技术、学术文化的发展水平上，西方已走在世界前列。自19世纪中叶中国人“睁眼看世界”以来，引进西学的潮流不断发展，史学亦是如此，这是符合历史运动规律的。第二，这种潮流的合理与强大，势必掩盖了事物发展中的另一种必要性和合理性，即不曾认真总结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并加以发扬光大，积极地把它们传播到世界其他国家。尽管毛泽东在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一再强调总结历史遗产的极端重要性[7]，尽管一些有远见的学者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做了不少积极的努力[8]，但从史学遗产来看，真正受到人们的重视，还只是近一二十年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史学走向世界的趋势自然受到很大局限。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历史学界，那种把中国史学推向世界的自觉意识确实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近三十年来，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此种局面已有了明显改变。中国史学家代表团已多次出席国际史学会代表大会，中国史学家出国考察、访问、研究、讲学也越来越广泛，中国史学家的论著通过各种渠道向世界各国传播等，表明中国史学走向世界的势头正在日益加强。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这本不到30万字的“普通历史读物”，本意是为外国读者撰写的。自1980年以来，它已出版了英、日、德、法等七八种外文本；而其中文本则已印刷了30多次，累计印数超过一百万册。但像这样“走向世界”的历史著作，毕竟不多见。时下，出版界都有“精品”意识，是否可以考虑让一些真正的历史著作精品有更多的渠道走向世界，其中包括前人的优秀遗产和今人的杰出论著。这是需要中国史学界和出版界共同努力、携手合作才能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