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1869—1936），名炳麟，字枚叔，后更名绛，号太炎，多以号行，浙江余杭人。早年师从俞樾就读于杭州诂经精舍。甲午中日战争后，忧于国事，赞成维新变法，为《时务报》撰述，发表政论，宣传改良。戊戌政变后，流亡台湾，后至日本。光绪二十五年（1899）返至上海。次年，八国联军入侵，民族危机深重，乃立志革命，渐与康、梁保皇立宪主张分途。光绪二十八年（1902），再度流亡日本，始与孙中山定交，旋回国。次年，以《苏报》案与邹容同时入狱。光绪三十二年（1906）出狱，同盟会派员迎至日本，任《民报》主编，大力阐发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的革命主张，同立宪党人展开激烈论战，其文慷慨犀利，“所向披靡，令人神旺”[60]，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杰出理论家。

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最初10年，是章太炎思想最活跃的时期，他从维新转向革命，不仅是政治观上的转变，也是历史观上的转变。他的历史思想和史学活动，深刻地反映了这个时期中国历史的时代特点。他的代表作《訄书》，他关于撰写《中国通史》的计划，他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显示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史学上的活力，在中国史学近代化过程中占有突出的位置。章太炎后来被尊为“国粹”派大师之一，但他并不是只重“中学”、“旧学”的学者；他在甲午中日战争以后所撰写的著作，反映了他对“西学”、“新学”有广泛的涉猎和吸收，在历史观、社会观、自然观方面都有所表现。在这一点上，他同梁启超有不少共同之处。但他同梁启超也有不同之处，除革命与改良的区分外，在学术上章太炎对于“中学”的素养显然高出梁启超，故在中西之学的结合上，其论点更近于平实。他的历史思想，同样表明了他跟梁启超的这种区别。

关于《訄书》。《訄书》是章太炎的政论、史论的结集。訄，以言相迫之意。“訄书”，即时势紧迫之论。《訄书》初刻本，刊于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1900年1月），汇辑作者戊戌以来论文50篇（另有一种传本，书末有补佚2篇）。光绪二十八年至二十九年（1902—1903），作者重订《訄书》，增加了庚子（1900）事变以来所撰之文，自我批判先前的尊清思想，明确表明由赞成变法维新转向倡导反清革命，共辑入论文63篇，“前录”2篇（一说另有“附录”4篇），于1904年在日本铅印出版，1906年重印。初刻本由梁启超题写书名，重订本则由邹容题写书名，反映了作者思想倾向的变化。[61]重订本《訄书》内容广泛，涉及中国历史、文化、现状和中西政治、文化的比较，以及对中国历史前途的关注与构想。《訄书》关于历史和史学之论述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广泛吸收西人、西史（兼采日本、印度学者）之说结合中国历史与史学，阐述了作者许多新的见解。作者认为：“六艺，史也。上古以史为天官，其记录有近于神话，学说则驳。”他考察一些国家学者的撰述或古文献所记，在自注中指出：“古史多出神官，中外一也。人言‘六经皆史’，未知古史皆经也。”[62]他在论述希腊文化发展“秩序”之后写道：“征之吾党，秩序亦同。夫三科五家，文质各异，然商、周誓诰，语多磔格；帝典****，乃反易知。由彼直录其语，而此乃裁成有韵之史者也。盖古者文字未兴，口耳之传，渐则忘失，缀以韵文，斯便吟咏，而易记忆。意者苍、沮以前，亦直有史诗而已。下及勋、华，简编已具，故帝典虽言皆有韵，而文句参差，恣其修短，与诗殊流矣。其体废于史官，其业存于朦瞽。由是二《雅》踵起，藉歌陈政，同波异澜，斯各为派别焉。”[63]这里，作者关于史诗的产生及早期史官记事在文体上的特点的见解，对于说明《诗》、《书》的史学特征，是很重要的。作者认为，人种和民族的发展有一个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过程。他指出：“凡地球以上，人种五，其色黄、白、黑、赤、流黄。画地州处，风教语言勿能相通。其小别六十有三（原注：西人巴尔科所分）。”这是说的现状。他接着指出：

然自大古生民，近者二十万岁（原注：近世人类学者以石层、槁骨推定生民之始，最近当距今二十万年，其远者距今五十万年。如《旧约》所述，不逾万年，其义非是），亟有杂淆，则民种羯羠不均。古者民知渔猎，其次畜牧，逐水草而无封畛；重以部族战争，更相俘虏，羼处互效，各失其本。燥湿沧热之异而理色变，牝牡接构之异而颅骨变，社会阶级之异而风教变，号令契约之异而语言变。故今世种同者，古或异；种异者，古或同。要以有史为限断，则谓之历史民族，非其本始然也。[64]

作者以世界历史的广阔视野，从地理、血缘、社会、法律法规等多方面因素，来看待民族的发展，无疑具有理论的意义。尤其是作者提出了“社会阶级”、“历史民族”的概念，更为可贵。作者在本篇中对中国之“历史民族”的概述，亦可成一家之言。凡此，《訄书》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从史学发展来看，均有深入研究的必要。《訄书》的《商鞅》、《明农》、《别录甲》、《别录乙》等篇，在历史人物评价上，也有不少独到之见。作者在《消极》篇中说：“吾言变革、布新法，皆为后王立制。”他在《定版籍》、《相宅》篇中，也表明了这种认识。这说明《訄书》之讨论历史与现实问题，意在为着未来。《訄书》在史学上的这些特点，都是值得重视的。

关于撰述《中国通史》的思想。章太炎同梁启超一样，也曾经计划撰写一部《中国通史》。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发表后，他曾致书梁启超表明了这种意向，认为：“所贵乎通史者，固有二方面：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则于典志见之；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则亦必于纪传见之。”[65]他在致吴君遂书中，也再三说到关于通史撰述的问题。章太炎关于编纂《中国通史》的思想和计划，见于《訄书·哀清史》篇的附录，即《中国通史略例》和《中国通史目录》。章太炎对历代正史不取完全否定的态度，这是他不同于梁启超的地方。他认为：“自黄帝以逮明氏，为史二十有二矣（原注：除去复重《旧唐书》、《旧五代史》二种）。自是以后，史其将斩乎！何者？唐氏以上，史官得职，若吴兢、徐坚之属，奋笔而无桡辞。宋、明虽衰，朝野私载，犹不胜编牒，故后史得因之以见得失。作者虽有优绌，其实录十犹四五也。”[66]他认为自明以上，历代史书尚有可取之处。这跟梁启超把《二十四史》看成是“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显然是不同的。章太炎说的“史其将斩乎”，是指“清史”而言，故有《哀清史》之作。他认为：清史之作，“大凡纪传，财成于史馆，直载其事，顾不详其因缘。私传碑状，虽具道委曲，大抵谀诬也。且贞信以婴戮，则国史不列；便辟以遇主，则草野不讥；朱紫玉石，贸然淆矣”。他在上一篇《哀焚书》中尖锐地指出：“焚史隐恶，至今而弥甚。”“长国家者不务子孙万世之计，而肆忿悁于一眴。方是时，则诚满志矣。数世而衰，而斧柯之伐，其则不远。”他对庚子之变后，清皇朝诏焚《中西纪事》、《海国图志》等书，尤感悲哀。他的这些话，固然包含着反清革命的**，但确是揭露了清皇朝对撰写本朝史的控制之严，并举出不少实例予以说明。章太炎对于完全更改传统史学“义法”的主张持慎重态度，他写道：“或曰：西方晰人之史，种别为书。若《汉》之十志与《儒林》、《货殖》诸传，达其委悉，皆可令各为一通，与往者二十二家异其义法。今作史者，方欲变更，虽斩焉无忧也。抑吾未闻事迹不具，而徒变更义法者。夫近事闻其省，不闻其敕，故骋而上襄，以造《中国通史》。”可见，他认为仿效“西方晰人之史”，必以阐述“事迹”为基础；若“事迹不具”，仅仅“变更义法”，是不可取的。梁启超批评“中国之旧史”有四弊、二病，但如何在“新史学”的撰述上加以纠正、落到实处，还需费一番气力。章太炎关于撰述《中国通史》的理论和结构可概括如下：第一，强调贯串“社会政法盛衰蕃变之所原”的哲理阐述。章太炎肯定《通典》、《文献通考》二书近于“分析法”和杜佑的“评论”，肯定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宋论》近于“演绎”之法，认为他们的缺陷是：“若至社会政法盛衰蕃变之所原，斯人暗焉不昭矣。”他认为清代考史学者王鸣盛、钱大昕等治史，又有“昧其本干，攻其条末”之弊。而他所撰《中国通史》的主要宗旨是“镕冶哲理，以祛逐末之陋”。以今言之，即注重理论，把握历史变化“之所原”这一基本主线。第二，主张“分时”与“分类”的相结合。他指出：“西方作史，多分时代；中唯书志为贵，分析事类，不以时代封画；二者亦互为经纬也。”即以事类为经、时代为纬，互相补充。他认为划分时代的作用，“斯在扬榷，大端令知古今进化之轨”；条其事类即“各为科目”的作用，在于“使一事之文野，一物之进退，皆可以比较得之”。他还从教学与研究两个方面指出了分时和分类的优长：“分时者适于学校教科”，“分类者为成学讨论作也”。他提出的这个认识，在中国通史撰述的历史和理论上，均属首创，至今仍有现实的意义。第三，认为对于史书体裁的变革要“能破”、“能立”，做到“以古经说为客体，新思想为主观”。章太炎认为，“史体变迁，亦各殊状”，其中应以反映思想进化为主。他指出：“所谓史学进化者，非谓其廓清尘翳而已，己既能破，亦将能立。”他认为，破与立主要不在外在形式，而在研究中贯彻自己的新见解，这就是他说的“以古经说为客体，以新思想为主观”。章太炎是赞成“新史学”的，但他的见解显然比梁启超《新史学》所提出的一些看法要深刻得多，包含着批判继承史学遗产的自觉意识。章太炎正是在这种理论指导下，提出了他的《中国通史》的结构：一是《典》，记制度；二是《记》，记重大事件始末；三是《考纪》；四是《别录》，记与政法、学术、种族、风教有关的人物；五是《表》，《帝王表》和《师相表》以省《考纪》、《别录》之文，《文儒表》以明儒林文苑之“次第”和“统系”，《方舆表》和《职官表》以救地理、百官“繁文难理”之弊。这是由5种体例结合而成的一部综合体《中国通史》的框架。清初马骕撰《绎史》，已有此意，但他还局限于传统史学的藩篱之内；而章太炎的《中国通史》结构，却注入了“新思想为主观”的历史哲学，反映了史学近代化过程中在中国通史撰述构想上的新进展。第四，提倡中外比较和“旨在独裁”的史学方法与治史风格。章太炎认为：“今日治史，不专赖域中典籍。”举凡“皇古异闻，种界实迹，见于洪积石层，足以补旧史所不逮者”，都应予以吸收；而“心理、社会、宗教各论，发明天则，烝人所同，于作史尤为要领”。他主张充分利用神话学、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的新材料，参考心理学、社会学、宗教学的理论，以扩大史料的范围、丰富历史研究的理论。章太炎尤其强调中外历史比较研究的史学方法，认为：“亦有草昧初启，东西同状，文化既进，黄白殊形，必将比较同异，然后优劣自明，原委始见，是虽希腊、罗马、印度、西膜诸史，不得谓无与域中矣。”这些认识和方法，都反映了以“新思想为主观”的原则。章太炎强调指出：“今修《通史》，旨在独裁，则详略自异。欲知其所未详，旧史具在，未妨参考。”他说的“旨在独裁”，是认为治史应提倡提出独立的创见。司马迁首倡“成一家之言”，刘知幾主张“独断”之学，章学诚赞扬“别识心裁”，都力主创新开辟，自成一家。章太炎“旨在独裁”，正是这种治史风格的继承和发扬。他认为：“苟谓新录既成，旧文可废，斯则拘虚笃时之见也已。”这说明他的“旨在独裁”的创新精神又是同实事求是科学态度结合在一起的。章太炎关于撰述《中国通史》的理论和方法，有的已超出它本身的范围而具有普遍的意义。

章太炎在辛亥革命以前的论著，与史学相关联的并不限于以上三个方面。这里所论列的，是最能反映他在这个时期的历史思想和史学思想所具有的时代特点的。

在清代后期，中国近代史学萌生和发展过程中，“新史学”是资产阶级“史界革命”的纲领和追求的目标。从世界范围来看，它是当时史学发展的一个大趋势的反映；从中国范围来看，它是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登上历史舞台之短暂的活动在史学上的反映，对推动中国史学的近代化，有重大的进步作用。但是“新史学”的倡导者、赞成者，因其政治倾向的殊异和史学修养的差别，以及对中西史学之理解与如何结合上处置的不同，因而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资产阶级改良派之堕入保皇主义的泥潭，无疑局限了他们的史学家继续有所作为。而资产阶级革命派，曾借“史界革命”之风起而有所述作，用以宣扬社会革命，如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中国革命史论》、《猛回头》、《警世钟》、《狮子吼》等，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们同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撰述，都为辛亥革命做了舆论上的准备，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但是严格说来，这个时期的资产阶级史学家并没有真正建立起完整的“新史学”的理论体系，没有写出反映“新史学”这一目标的权威性著作。因此，他们没有能够从根本上完成扬弃传统史学的历史任务。而在辛亥革命之后10年左右，随着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传入，以及20世纪2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资产阶级史学家倡导的“新史学”，在总的发展趋势上，也就日益失去它原有的光辉。

[1] 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1页。

[2] 马克思：《鸦片贸易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16页。

[3] 康有为：《论语注》卷二《为政》，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8页。

[4] 康有为：《大同书》甲部《入世界观众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7页。

[5] 严复：《译〈天演论〉自序》，《天演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0页。

[8] 祁寯藻：《蒙古游牧记序》，《蒙古游牧记》，北京：商务印书馆，1938年，第1页。

[9] 祁寯藻：《蒙古游牧记序》，《蒙古游牧记》，北京：商务印书馆，1938年，第1～2页。

[10] 黄彭年：《刑部员外郎何君墓表》，《续碑传集》卷二十，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99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第18～19页。

[11] 何秋涛：《朔方备乘》书首，咸丰十年刻本，1860年，第4页。

[12] 何秋涛：《朔方备乘》凡例第七条，咸丰十年刻本，1860年，第2页。

[13] 何秋涛：《朔方备乘》凡例第二条，咸丰十年刻本，1860年，第1～2页。

[14] 何秋涛：《朔方备乘》卷十一《北徼形势考》，咸丰十年刻本，1860年，第11页。

[15] 何秋涛：《朔方备乘》卷十四《雅克萨城考》叙，咸丰十年刻本，1860年，第2页。

[16] 何秋涛：《朔方备乘》卷十五《尼布楚城考》，咸丰十年刻本，1860年，第8页。

[17] 参见何秋涛：《朔方备乘》书首，咸丰十年刻本，1860年，第4页。

[21] 魏源：《圣武记叙》，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页。

[22] 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魏源全集》第3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486页。

[23] 关于《海国图志》两次增补的时间，诸说歧异，且与此二叙所署时间不相吻合，故存而不论。

[24] 魏源：《海国图志》卷首《原叙》，长沙：岳麓书社，1998年，第1页。

[25] 魏源：《海国图志》卷一《筹海篇一·议守上》，长沙：岳麓书社，1998年，第1页。

[26] 王韬：《漫游随录》自序，《漫游随录·扶桑游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0～31页。

[27] 王韬：《法国志略》卷六后论，淞隐庐重订铅印本，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

[28] 王韬：《法国志略》卷十六《国会志》后论，淞隐庐重订铅印本，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

[29] 王韬：《普法战纪》前序，弢园王氏刻本，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第1页。

[30] 王韬：《普法战纪》代序，《弢园文录外编》卷八，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197页。

[31] 王韬《漫游随录》卷二《伦敦小憩》记：“伦敦画馆请余以日影绘像，既成，悬之阁中，而以十二幅赠予。余题二律于后云……”所题二诗，有“尚戴头胪思报国，犹馀肝胆肯输人？”“异国山川同日月，中原天地正风尘”之句。

[32] 参见王韬：《扶桑游记》之中村正直序，龟谷行、平安西尾、冈千仞跋，《漫游随录·扶桑游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76、311～314页。

[33] 黄遵宪：《日本国志》凡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4页。

[34] 黄遵宪：《日本国志》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页。

[35] 黄遵宪：《日本杂事诗》自序，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571页。

[36] 黄遵宪：《日本国志》卷三《国统志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44页。

[37] 黄遵宪：《日本国志》卷三《国统志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46页。

[38] 黄遵宪：《日本国志》卷十五《食货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80页。

[39] 黄遵宪：《日本国志》卷二十一《兵志》前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33页。

[40] 黄遵宪：《日本国志》卷二十六《兵志》后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77～278页。

[41] 黄遵宪：《日本国志》卷四十《工艺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424页。

[42] 黄遵宪：《日本国志》卷三十二《学术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32页。

[43] 黄遵宪：《日本国志》卷三十二《学术志》后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42页。

[44] 黄遵宪：《日本国志》卷三十二《学术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32页。

[45] 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魏源全集》第三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486页。

[46] 参见夏燮：《中西纪事》原叙、次叙，长沙：岳麓书社，1988年，第1～2页。

[50] 姚莹：《东槎纪略》卷一，《中复堂全集》，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集第七十四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87年，第30页。

[53] 夏燮：《中西纪事》目录后序，长沙：岳麓书社，1988年，第2页。

[54] 夏燮：《中西纪事》卷二《猾夏之渐》，长沙：岳麓书社，1988年，第31页。

[55] 夏燮：《中西纪事》卷三《互市档案》，长沙：岳麓书社，1988年，第53～54页。

[56] 夏燮：《中西纪事》卷十六《天津新议续议》，长沙：岳麓书社，1988年，第214页。

[57] 薛福成：《日本国志》序，《日本国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页。

[58] 这两篇论文，后来都收入《饮冰室合集》。以下所引，均据此二文，为避累赘，不一一作注。

[59] 方括号中“撰述”二字，系引者所加，下同。

[60] 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66页。

[61] 辛亥革命以后，作者再次修改此书，重新编次，更名《检论》，收入作者手订《章氏丛书》，反映了他思想上的又一次变化，但这不是本书重点讨论所在，故注而不论。《訄书》版本甚多，今据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章太炎全集》第3卷（朱维铮校点）。

[62] 章太炎：《訄书》第十二《清儒》，《章太炎全集》第3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54页。

[63] 章太炎：《訄书》第二十五《订文》附《正名杂义》，《章太炎全集》第3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26页。

[64] 章太炎：《訄书》第十七《序种姓上》，《章太炎全集》第3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70页。

[65] 参见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卷二，光绪二十八年（1902），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39页。

[66] 章太炎：《訄书》第五十九《哀清史》，《章太炎全集》第3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25～333页。

[67] 以上所引《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均据《章太炎全集》第4卷《太炎文录初编·文录》卷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73～1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