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上也有丰富的关于域外情况的记载，这些记载对于认识中外关系史是非常重要的，有些记载甚至成为现今有关国家研究其本国史的珍贵的文献，这是中国史学对世界史学的贡献之一。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史家为救亡图强的忧患意识、爱国热情所激发，开始自觉地以新的视角观察中国以外的世界，同时又从世界范围和中外关系来观察中国，从而逐步培育起一种新的近代意义上的世界意识和世界观念。

在这方面，林则徐是前驱，是“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的爱国精神和世界意识影响了那个时代的一批人。林则徐曾有“青史凭谁定是非”的诘问，这一诘问已由他的后继者们魏源、姚莹、黄遵宪等人的事业和清代后期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从正反两个方面做出了回答。从《四洲志》到《海国图志》是一个飞跃，这是中国史家第一次全面而系统地撰写成世界历史地理著作。中国人借助这部著作的影响，在困惑中开始走向世界。从《海国图志》到《法国志略》、《日本国志》又是一个飞跃，这是中国史家第一次完整地分别撰写出东、西方两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和现状，并由此通过比较而初步认识到中国落后了。王韬对“中原大地”的关注，黄遵宪的中国士大夫不了解外国事务的感叹和忧虑，正表明中国一些史家对世界已有了较深刻的认识。这是中国史学前所未有的进步。

近代意义上的世界意识的特点，不仅仅是要了解外国、认识世界，而且要从世界范围来认识中国，确定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尤其是要从中外关系上来分析重大的历史事件。在这方面，夏燮的《中西纪事》为这时期的史学贡献出了丰富的思想资料。可以这样说，夏燮史学近代意识的突出之点即是近代的世界意识。

同样是记载鸦片战争的历史，夏燮为自己的著作所取的名称叫作《中西纪事》，其特点极为突出，显示出恢廓的视野。具体说来，夏燮是从中西关系这一大背景下来认识和撰述鸦片战争这段历史的。可以说，在鸦片战争史的撰述上，夏燮是独具特色的。

其一，把鸦片战争放到中西关系中来考察。夏燮认为：“猾夏起于通番，漏卮原于互市，边衅之生由枿于此。”[53]故《中西纪事》开篇即记“通番之始”。此篇详叙欧罗巴洲及其主要国家之东来的始末，文中屡屡提到《海国图志》、《瀛环志略》，说明夏燮是深受它们的影响的，但夏燮却是运用它们的某些材料来揭示鸦片战争的世界历史背景。

其二，从西方国家在中国的传教和对中国的通商，揭示了英国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的必然性。夏燮以丰富的史实揭露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妄行传教”的活动，以至于传教士“皆与大吏分庭抗礼”[54]。而在通商活动中，西方国家亦往往提出非分之要求，以至于动辄“连兵”入侵，以武力相威胁，以达到它们的通商中所不能达到的目的。尽管夏燮还不可能认识到这正是近代资本主义野蛮掠夺的强盗行径，但他客观上已从世界范围内揭露出这种野蛮掠夺的事实。从这一基本认识出发，夏燮驳斥了所谓“中西之衅，自烧烟启之”的论调，指出：“今载考前后，乃知衅端之原于互市，而非起于鸦片也。夫互市者，实中西交争之利，而关胥牙侩必欲专之，外洋因利而得害，乃思以害贻中国，而阴收其利。”从“互市”即通商来揭示“中西之衅”即鸦片战争的深层原因，确是夏燮的卓见。“外洋”为了逐利而采用非法手段也是势在必然。正如他在另一处所说：“即使鸦片不入中国，亦未能保外洋之终于安靖而隐忍也。且鸦片之来，亦为货物之亏折起见耳。货物不得其利，乃思取违禁之物以补偿之。”[55]夏燮一方面看到“外洋”之来中国通商，绝不会安分的，目的是为了“利”，这是完全正确的；但他认为“外洋”以走私鸦片求得“补偿”似是不得已而为之，这就不对了。英国鸦片贸易史的本质，是不择手段地对印度、中国等亚洲国家进行掠夺；“补偿”一说，不免失于幼稚。这里所要肯定的，是夏燮从中西通商、“夷人唯利是趋”的世界眼光来阐明鸦片战争爆发的必然性，显示出他对“外洋”的深刻认识。

其三，注意到从复杂的国际关系来分析列强对中国侵略的一致性。夏燮在《四国合纵》篇中，先是一一阐述了“英法和战之始末”、“英弥（美）和战之始末”、“英俄交恶及中西构衅之始末”，继而阐述英、法、弥（美）、俄“四国联盟而合纵称兵”一齐侵略中国，以武力攫取种种特权，直至咸丰十年（1860）英军“入寇京师”而“上狩滦阳”。篇中夏燮对英、法、美、俄四国的侵略野心颇有揭露和抨击，尤其对俄国强迫清廷割让大片领土表示极大愤慨，显示了一个爱国史家的明确立场。他还引用《西人月报》的评论，指出：“中西相持，俄人又将从中窥衅，以收渔人田父之利。此不可不虑者也。”[56]不幸的是恰被他言中了。

如果说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国际关系还比较简单的话，那么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国际关系就变得更加复杂、多变和险恶了。这是《中西纪事》给予后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夏燮正是以一种在当时是至为难得的世界意识，把两次鸦片战争置于中西关系的总的历史背景下进行考察和叙述，指出鸦片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从深层次上揭示了“外洋”之“唯利是趋”的侵略本质。夏燮史学之世界意识的价值即在于此。

夏燮同姚莹比起来，他没有直接参与抗击列强入侵的斗争，也缺少同主战派人物的交往，故对林则徐销烟抗敌的气概，对魏源师夷制夷的战略，于书中缺乏足够的评论，甚至还有误解之处。当然，此是枝节，不必苛求。

从19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从姚莹到黄遵宪，中国史家所孜孜以求的，不论是在民族、疆域、国家方面提出的新认识，还是在中国与世界之关系方面提出的新认识，都是中国史学上的重大进步。这些进步表明，在历史观念上，中国史学因有近代意识和世界意识的滋生而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同时，这些进步还表明，这时期的史学家们大多意在留心世务、关注国运，是一些勇敢地站在历史潮流前头的人。他们批评那些“坐井观天”、“暗昧无知”，“好谈古义，足以自封”的士大夫，在“夷务纷纭”的年代“茫昧自安”，必将“误天下国家”，显示出了“良史之忧”的深刻见解。

从中国史家的近代意识和世界意识中可以看出，中国史学的近代化趋势愈来愈强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