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遵宪（1848—1905），字公度，别号人境庐主人，广东嘉应州（今广东梅州市）人。黄遵宪在光绪二年（1876）乡试中举，此后的20年中，他的政治生涯可以说是同光绪朝的历史同起同落。光绪三年（1877），黄遵宪作为中国驻日本使馆参赞东渡日本，居留近5年。头两年中，所见所闻，寄以诗篇，名《日本杂事诗》。这两年中，他“稍稍习其文，读其书，与其士大夫交游”，开始了解了日本的历史、文化，尤为明治维新以来日本近十几年的巨大变化所吸引，约光绪五年（1879），乃发凡起例，着手撰写《日本国志》一书。经3年，书稿未就，于光绪八年（1882）调任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他携稿赴任，但“无暇卒业”。光绪十一年（1885）由美回国，谢辞他任，闭门编纂，于光绪十三年（1887）卒成此书，首尾费时8年。
《日本国志》“为类十二，为卷四十”，“以其体近于史志”，故名。作者之所谓“类”，是以事类区分，采用纪传体史书中志的体例。12类是：《国统志》3卷、《邻交志》5卷、《天文志》1卷、《地理志》3卷、《职官志》2卷、《食货志》6卷、《兵志》6卷、《刑法志》5卷、《学术志》2卷、《礼俗志》4卷、《物产志》2卷、《工艺志》1卷，凡40卷。又卷首另作《中东年表》，系中日纪年对照表，“以便观者”。作者在本书《凡例》中说：“日本古无志书，近世源光国作《大日本史》，仅成兵、刑二志；蒲生秀实欲作氏族、食货诸志，有志而未就（原注：仅有职官一志，已刊行）；新井君美集中有田制、货币考诸叙，亦有目而无书。此皆汉文之史而残阙不完，则考古难。”但自维新以来“礼仪典章颇彬彬矣”[33]，故作者较易采辑。据薛福成《日本国志》序称，作者所采之书多至200余种。
黄遵宪在《日本国志》自叙中说到了他撰写此书的初衷，他写道：“昔契丹主有言：‘我于宋国之事，纤悉皆知；而宋人视我国事，如隔十重云雾。’以余观：日本士夫类能读中国之书，考中国之事；而中国士夫好谈古义，足已自封，于外事不屑措意，无论泰西，即日本与我仅隔一衣带水，击柝相闻，朝发可以夕至，亦视之若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他援引《周官礼》所载“外史”之职，乃撰此书，并自比“外史氏”而发论议，只是为了说明：“今之士夫亦思古人学问，考古即所以通今，两不偏废。”[34]其良苦用心，可见一斑。从这些话中，反映出作者对于研究“外事”的强烈的自觉意识，对于中国当时的士大夫“好谈古义，足已自封”的狭隘眼光何等不满，何等忧虑！3年之后，即光绪十六年（1890），黄遵宪在改订《日本杂事诗》自序中，叙述了他对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形势的认识过程。当其“拟草”《日本国志》一书时，意在“网罗旧闻，参考新政”；而后，“及阅历日深，闻见日拓，颇悉穷变通久之理，乃信其政从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树立”[35]。作者这个认识，表明他是站在历史发展潮流前头来观察日本的历史和现状，同时也是以此为镜来观察中国的历史和现状的。所谓“信其政从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树立”，则概括了《日本国志》的主旨。它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肯定君主立宪的政治体制。《国统志》系志名而纪体，记载了自古代至明治十一年（1878）八月的历史。于明治时期，则逐年逐月详其维新改良措施。元年（1868），记明治“以二条城为太政官代裁决庶政”，并“亲临会公卿诸侯，设五誓：曰万机决于公论，曰上下一心，曰朝幕一途，曰洗旧习、从公道，曰求智识于寰宇”[36]。其后，种种“革故取新”之举，均由此开始。八年（1875），记明治废左右院，置元老院、大审院的诏敕说：“中兴日浅，未臻上理”，在“五事”之誓的基础上，“乃扩充誓文之意，更设元老院以定立法之源，置大审院以巩司法之权；又召集地方官，以通民情、图公益，渐建立宪政体”。又记次年明治命栖川亲王“斟酌海外各国成法”，起草立宪“条例”。作者论道：“立宪政体，盖谓仿泰西制，设立国法，使官民上下分权、立限，同受治于法律中也。”[37]作者在《国统志》卷末发表长篇评论，分析了当时各个阶层、各种政治势力围绕着政体所展开的激烈的争论，“喧哗嚣竞，哓哓未已”，但朝廷下诏“已以渐建立宪政体，许之民论”。当作者在驻英使馆改订《日本杂事诗》时，他在《自序》中写道：“今年日本已开议院矣，进步之速，为古今万国所未有。”“政从西法”，这是作者之撰写《日本国志》最关注的问题，故有此论。作者在《职官志》序中，考察了中国历史上围绕官制而展开对《周礼》的争论，认为这是很可悲的。他说：“古人有言：礼失而求诸野。则曷不举泰西之政体而一证其得失也？日本设官，初仿《唐六典》；维新之后，多仿泰西。今特详志之，以质论者。”作者首叙官制的一般原则，如等级、俸禄、勋位、章服、黜陟，而于黜陟一项尤详维新以来的重大变化；次叙设官分职，作者自注说：“维新以来，设官分置，废置纷纭”，“今专就明治十四年冬现有之官，分条胪举，其仿照西法、为旧制所无者，特加详焉”，故于元老院、大审院、文部省、府县等地方政权叙致尤详，反映了官制方面的变化。
注重富国强兵、科技实学。《食货志》序称：“日本维新以来，尤注意于求富。然闻其国用则岁出入不相抵，通商则输出入不相抵，而当路者竭蹶经营，力谋补救，其用心良苦，而法亦颇善。观于此者，可以知其得失之所在矣。”[38]在作者看来，求富之路，并非可以一蹴而就，维新带来的阵痛是难以避免的。《兵志》序又称：“今日之列国，弱肉强食，眈眈虎视者乎。欧洲各国数十年来，竞强角力，迭争雄霸，虽使车四出，槃敦雍容，而今日玉帛，明日兵戎，包藏祸心，均不可测。各国深识之士，虑长治久安之局不可终恃，皆谓非练兵无以弭兵，非备战无以止战。”结合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史来看，作者对当时世界形势的估量可谓明澈而清醒。作者认为：“日本维新以来，颇汲汲于武事，而其兵制多取法于德，陆军则取法于佛（法），海军则取法于英。故详著之，观此亦可知欧洲用兵之大凡。”虽言日本，而意亦含欧洲。作者进而指出：“今天下万国，鹰瞵鹗视，率其兵甲，皆可横行。有国家者不于此时讲求兵制，筹一长久之策，其可乎哉！”[39]他在讲到英国海军之强以及日本欲效英国之法时，又强调指出了上述见解。[40]黄遵宪认为，富国强兵之道，固与“政从西法”密切相关，但绝离不开工艺实学的发展。他在《工艺志》序中论道：中国古代原有重视工艺实学的传统，可惜“后世士大夫喜言空理，视一切工艺为卑卑无足道”，以致“实学荒矣”。他慨然指出：“今欧美诸国，崇尚工艺，专门之学，布于寰区。余尝考求其术，如望气察色、结筋搦髓、破腹取病，极精至能，则其艺资于民生；穷察物性、考究土宜，滋荣敷华，收获十倍，则其艺资于物产；千钧之炮、连环之枪，以守则固，以战则克，则其艺资于兵事；火轮之舟、飞电之线，虽千万里顷刻即达，则其艺资于国用；伸缩长短，大小方圆，制器以机，穷极便利，则其艺资于日用。举一切光学、气学、化学、力学，咸以资工艺之用，富国也以此，强兵也以此：其重之也，夫实有其可重者在也。”[41]这一段议论，同前文所引王韬《漫游随录·制造精奇》中所描述的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可谓同曲同工，识见相谐。所不同的是，黄遵宪对“今万国工艺以互相师法，日新月异，变而愈上”的趋势，更有紧迫之感，而对中国士大夫“喜言空理，不求实事之过”，尤有切肤之痛。他后来成为改良主义的推行者，绝不是偶然的。
主张汉学、西学兼而用之。黄遵宪在《学术志》中提出了汉学、西学兼而用之的主张，这是从观念形态上提出了更深层的认识。黄遵宪首先叙述了汉学在日本传播和发展的历史，认为它在日本有久远的渊源和深厚的基础，人们“耳濡目染，得知大义”。他举例说：“尊王攘夷之论起，天下之士一倡百和，卒以成明治中兴之功，则已明明收汉学之效矣。”他希望“日本之治汉学者，益骛其远大者以待时用可也！”[42]同时他又指出，明治维新之前，西学也在日本传播，“今之当路诸公，大率从外国学校归来者也”，他们成了推行维新政治的得力人才。而“维新以后，壹意外外，既遣大使巡览欧洲诸大国，目睹其事物之美、学术之精，益以崇尚西学为意”。明治四年（1871），设文部省，“寻颁学制于各大学区”，全面推行西方教育制度和教学内容，一方面“争延西人为教师”，一方面有大批公费、私费学生“留学外国”，同时兴建其他各种文化设施，等等。“由是西学有蒸蒸日上之势”，虽然也存着“异论蜂起，倡一和百”的情况，但“国家政体，多采西法”，已成大势所趋。作者进而著论批评在中国存在着对于西学的保守、狭隘看法，“恶其异类而并弃之，反以通其艺为辱，效其法为耻，何其隘也！”他进而分析说：“彼西人以器用之巧，艺术之精，资以务财训农，资以通商惠工，资以练兵，遂得纵横倔强于四海之中，天下势所不敌者，往往理反为之屈。我不能与之争雄，彼挟其所长，日以欺侮我、凌逼我，我终不能有簪笔雍容坐而论道之日，则思所以捍卫吾道者。正不得不藉资于彼法，以为之辅。以中土之才智，迟之数年，即当远驾其上，内则追三代之隆，外则居万国之上：吾一为之，而收效无穷矣。”这些话，显然是针对当时中国士大夫说的，颇有循循善诱之意，故在论西学之长时，口气多有缓和，不似他处激昂，足见作者良苦用心。当然，黄遵宪并不主张“尽弃所学而学他人”，但他毕竟是了解世界、面对现实的，他提醒人们要关注这样的道理和事实：“器用之物，原不必自为而后用之。泰西诸国，以互相师法而臻于日盛，固无论矣。日本，蕞尔国耳，年来发愤自强，观其学校，分门别类，亦骎骎乎有富强之势。”[43]他以此反复说明，不可盲目排斥西学，以免陷于“不达事变”之境。
总的来看，黄遵宪以日本明治维新的历史证明汉学、西学兼用的必要性，这也是言为日本而意在中国。而他所说的“西学”，非仅指器用而言，而是同他说的“政从西体”的主张相表里的。他虽然还没有完全跳出中国士大夫传统的窠臼，但他毕竟已经清醒地认识到效法西学实为历史发展的趋势。尤为可贵的是，他在推重西学的同时，已朦胧地觉察到西方国家所潜伏的弊病：“尚同而不能强同，兼爱而无所用爱，必推而至于极分裂、极残暴而后已。执尚同、兼爱以责人，必有欲行均贫富、均贵贱、均劳逸之说者。吾观欧罗巴诸国，不百年必大乱。”[44]19世纪末至20世纪的欧洲史和世界史证明，黄遵宪的预见并不是毫无根据的。
自魏源、王韬到黄遵宪的外国史地研究，从一个重要方面反映出19世纪后半叶中国史家爱国图强的时代精神，以及他们开阔视野、研究外国历史的自觉意识。《海国图志》作为当时的世界史著作，《法国志略》和《日本国志》作为当时的国别史著作，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是近代史学萌生过程中的代表性著作。它们在体裁、体例和详近略远的撰述思想上，继承了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对今天的世界史研究和撰述，仍有借鉴的意义。